世界银行发表的一篇论文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贸易往来增多、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目前，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反面的消极作用。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并敢于抓住这个机遇，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正视这个挑战，那么经济全球化就很有可能带来风险，而不是机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风险 已经造成对金融业的冲击、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过快带来大量失业等严重的现实经济问题。只有积极地应对挑战，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避免被全球化发展抛弃的"边际化"趋势。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始于1978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好时机，利用国内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对外开放前后经济实绩的天壤之别充分证明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已经日益与世界经济融合成一个整体，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逐步提高(参见表4)。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将提高，但同时国内市场的全方位、大幅度开放也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幅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中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由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很可能遭受外国同类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又加之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购买力旺盛，各方面的经济环境正日趋改善，因此已经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推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目标市场。因此，面对国外无论在价格还是非价格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进口产品，国内企业可能要受到较大的冲击。 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响，中国在现阶段应充分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地 积累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世界性资本、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要素逐渐变得相对短缺，而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则逐渐相对丰富起来；同时先进国家的某些产业由于丧失了比较优势，也不得不向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其丧失优势的产业将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逐步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在这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长期国际经济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中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遍布全球的外销渠道，这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运行效率，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兼并国内企业后，外资将在国内形成生产能力，对国内原有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将造成较大的冲击，引发国内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和重新组合。此外，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间的兼并收购之风形成了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巨型跨国公司，它们往往拥有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的集中度日益提高，发生垄断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大。对于未被跨国公司兼并的中国企业来说，其出口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其他与中国经济结构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兼并收购形成的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由于其产品与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属于同类产品，因此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经济全球化将促进中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后来居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贸易战略愈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优。反之，贸易战略愈封闭，与国际经济的隔离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糟。1996年5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反之，面对经济全球化裹足不前，必然影响经济顺利发展。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对于中国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及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务的机会，具体地说就是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资金融通、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以解决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低的困难；与发达国家经济接轨，推动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甚至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向中国转移，尽快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水平。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不断产生和现代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而现代经济结构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外生的，中国要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必须积极从外部引进；否则，单纯或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的。目前，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新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速度大大提高，中国如果不积极从外部引进技术而只靠自己闭门造车，不仅难以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永远停留于落后状态。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能和预警机制也尚不完善，很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 国际上有人称亚洲金融危机是"21世纪危机"，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危机"。目前，世界各类资本市场（包括贷款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总规模估计高达35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且一旦发生，其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近年来，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日趋加大。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种商品，既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了空前繁荣的市场，极大地扩大了业务领域，同时也为过度的投机活动创造了条件。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许多国家建立了防范保护机制，以免金融体系因个别金融机构的不测事件而受到震荡。但是，应该说这种监督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缺乏国际间的应急预防机制。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也呼吁及早建立金融管理的"早期预警系统"。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在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中，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短期资本即"游资"占有很大的比重，其特点是投机性强，并以"光速"出入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在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资金供给的同时，也可能给各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如果短期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本国市场，本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近年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合理和完善的金融预警和防范机制，克服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才能将发生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否则，一旦将来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且即使不开放资本市场，在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人民币业务的开展，短期游资同样会通过国内外资金调动，影响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压力，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游戏规则的全球化，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改革国内的贸易和经济体制。例如，中国"复关"的程序首先就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对中国贸易和经济体制的审查和认可。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目前还遇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本来就已经很繁重，再按照国际规则来重塑经济体制，势必增加改革的困难。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冲击也恶化了改革的外部环境，对改革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天都发生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通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在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如果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的隐患，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出现。即便不存在这些隐患，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只不过程度较低和时间较短而已。1997年7月1日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等原因而使中国避免了发生类似危机，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经济全球化正在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做法已不可能。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力的冲击。过去，中国通过贸易保护的办法建立了门类繁多、体系齐全的国内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多数至今仍不具备足够的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开放国内市场后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将是巨大的。现在，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贸易壁垒，所以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并不大。但是，那些绕过贸易壁垒、通过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大批外国企业，它们生产的商品对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威胁到国内同类企业的生存。目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谈判的过程中和谈判结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罗小明 纪昀，《经济全球化》之四）

1．论文《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2.5万字，系2001年本所重点研究课题，发表在《财政研究》2002年第5期，获财政部一等奖；2．论文《国民经济转型时期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关系研究》，2.8万字，系2002年农业部委托研究课题，发表于《财政研究》2003年第3期和第4期，获财政部二等奖；3．论文《中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3万字，系2001年农业部委托研究课题，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52期，获农业部二等奖；4．论文《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6万字，系1997—1998年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本人是参与者之一），主要成果上报中央，中央主要领导作批示，获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机制和宏观政策研究》，系2004年国家软科学课题，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6．世界银行课题《防范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1988—1989年），本人是主要参与者和报告执笔者之一；7．世界银行课题《中国地方税费改革研究》（1996—1997），本人是课题负责人和报告执笔者之一；8．世界银行课题《加入WTO对中国财政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01年），本人是课题负责人和报告执笔人，获财政部二等奖；9．世界银行课题《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2002年），本人是分课题负责人和报告执笔人；10．《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系2005年财政重点课题，获财政部一等奖，本人系负责人和主要执笔人，发表于《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11．《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研究》，200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获中国财政学一等奖，获财政部二等奖，发表在《经济活页文选》2007年11期；12．《公共财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2006年财政部重点研究课题，刊发在《财政研究》2007年；13．《促进节能的财税政策研究》，2004年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刊发在本所《研究报告》2005年；14．《中国工业节能的财政政策研究》，2005年美国能源基金会资助课题，刊发在本所2006年《研究报告》；15．《两税合并与中国节能》，刊发在本所2006年《研究报告》；16．《环境财经政策研究》，2006年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发表在本所2007年《研究报告》；17．《内蒙古能源财税政策研究》，2006年亚行课题，本人系负责人和主要执笔人；18．《清洁发展机制（CDM）收费管理研究》，2006年亚行课题，本人系负责人和主要执笔人；19．《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研究》，世界银行与财政部联合课题，本人系负责人和主要执笔人；20．《甘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财政政策》，2006—2007亚行课题，载《甘肃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21．《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研究》，2006—2007世界银行课题，刊发于《世界银行出版的专著〈城市筹资〉（2008年英文版）。22．《中国水污染治理投融资政策研究》，系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项目，主要成果发表在本所2010年《研究报告》（共发七个报告）。23．《中国和污染治理的水资源税费政策研究》，系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项目子课题，主要成果发表在本所2010年《研究报告》（共发五个报告）；24．《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2008年亚行课题，发表在《财政研究》2009年；25．《中国开征碳税研究》，美国能源基金会课题，分三期发表在2009年本所《研究报告》；26．《中国环境税改革问题研究》，发表在本所2010年《研究报告》；27．《中国建筑节能激励政策研究》，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10年；28．《中国家政服务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10年；29．《中国能源税问题的初步研究》，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07年第96期；30．《国家财政“三农”支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31期；31．《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新模式还款机制研究》，2006年亚行委托课题，发表在《经济活页文选》2007年第12期；32．《三十年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与未来取向》，发表于2008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33．《建立节约型政府的财政政策研究》，2007年财政部课题，获财政部二等奖，发表于《财贸经济》2008年第8期；34．《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政策研究》，财政部课题，分三期发表在本所2010年《研究报告》；35．《我国加强公共突发公共文件应急管理的财政保障机制研究》，发表在《管理科学》2008年第7期；36．《促进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2007年环保部课题，获财政部一等奖，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08年第37期；37．《统一城乡税制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2006年亚行课题，发表在《税收研究资料》2007年第9期。38．《中国控制温室气体的财税政策思路》，2012—2014年国家发改委CDM项目，主要成果分六期发表在本所2014年《研究报告》。39．《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2014年亚行课题，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14年第156期。40．《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政策选择》，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14年第146期。41．《中国包容性发展与财政政策》，国务院扶贫办2012年课题，发表在本所《研究报告》2012年第111期。

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内容提要：论文深入研究了世行调整中国GDP数据的原因、方法和结果，系统地阐述了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事实为依据，利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世行的调整方法进行了逐项剖析，揭示出其存在的问题，阐明了这种调整方法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世行不应再调整中国GDP数据的基本观点。本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注1）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数。本文阐述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一、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情况简要概括在表1中：表1：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调整项目 调整幅度 对GDP的影响(%) 自产自用的粮食 上调20% +0.8存货增加 下调1/3 -1.6福利服务 10%企业劳动力从事福利服务 +1.6亏损补贴 补贴视作政府最终支出 +0.8 一致性调整合计 +1.6粮食产出 上调10% +0.9蔬菜产出 上调30% +2.3农村工业产出 上调10-15% +0.6农村服务业产出 上调50-60% +6.5 住房服务支出 上调40% +1.5 范围调整合计 11.7住房服务 179.8% 1.5 全部其他行业 -12.1%-43.0% 16.6 估价调整合计 18.3% 18.3 总计 34.3注：1、农村工业包括农村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和其他工业2、农村服务业包括人文服务业、原材料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3、全部其他行业包括粮食作物种植业、其他作物种植业、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工业、人文服务业、原材料供应业、其他服务业（一）一致性调整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2、存货增加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3、福利服务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 上升1.6%。4、企业亏损补贴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导致GDP上升0.8%。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二）范围调整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粮食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2、蔬菜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3、农村工业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4、农村服务业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5、居民住房服务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三）估价调整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18.3%。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调整存在的问题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就价格体制来说，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成为中国价格体系的主体。具体说来，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一）一致性调整问题1、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中国农业统计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连续获得丰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上述综合平均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世行关于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2、存货增加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赢利情况。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可能销售不了，只能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处理。因此，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世行把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过分的。但是，自从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和赢利状况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产决策的主要考虑。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被废弃或按打折扣的价格处理的情况明显减少。所以，世行的调整比率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存货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3、福利服务近些年来，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企业制度改革，正在推动企业的福利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对于中国目前的企业情况来说，世行假定企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的比例太高了，相应地对GDP的调整比例也就不合适了。（二）范围调整问题1、粮食中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数据确实低于卫星测量数据，但是，卫星测量出来的耕地面积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滩地、轮休地、沟渠和田间道路等等。这些地不能视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国官方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计的那么大。另外，除了农业统计包括粮食产量调查外，农村住户调查还编制农村住户农业生产情况表和农村住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分别反映农村住户粮食生产情况和年初粮食结存、年内粮食收入、年内粮食支出、年末粮食结存情况。这些不同类型调查能够对粮食产量统计起到校对作用。根据以上情况，中国的粮食产出数据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比较吻合的，世行将其调高10%，必将导致GDP数据的高估。2、牧业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 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3、农村工业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由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显然，与世行的判断恰好相反，农村工业产出应当向下调整，而不应当向上调整。4、农村服务业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表2：第三产业普查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数据的调整比率(%)年度 GDP 第三产业 运输邮电通信业 商业 非物质服务业1978 1.0 4.4 0.0 0.0 9.3 1980 1.1 5.2 0.0 0.0 9.6 1985 5.1 20.6 0.0 52.2 11.9 1986 5.3 21.2 0.0 58.1 12.4 1987 5.8 23.0 0.0 62.3 13.2 1988 6.1 23.4 0.0 65.1 10.7 1989 5.7 20.3 0.0 66.7 8.8 1990 4.8 17.2 2.7 67.6 8.5 1991 7.1 24.7 10.4 67.6 13.9 1992 9.3 33.1 9.5 88.7 21.7 1993 10.0 32.0 11.7 73.4 24.8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 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三）估价调整问题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GDP数据的高估。注1： 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对GDP和GNP不加区别。注2：中国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币计算的。参考文献——1.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 No.13580-CHA:China GNP per Capita，December15,1994.2.世界银行文件：《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内部翻译件。3.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国家统计报表制度》。4.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农村住户调查方案》。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 ，1997，1998）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1995、1997和1998年出版。6.许宪春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7.《价格监测与分析》1998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