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第一篇发表的论文

余华，浙江海盐人，海盐这个地方，是杭州湾里的一座小城。这小城里的小胡同，宛如密林中的幽深小径。还有石板铺成的小街，用脚踩上去有晃晃悠悠的感觉。还有一条从余华家窗下流淌过去而使余华讨厌的肮脏阴沉的河。余华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浙江人，父母都是牙医。他从小就感到家中有一种压抑和困禁，渴望自由开放。余华生于1960年4月3日，1977年高中毕业后待业。从1978年开始当了5年牙科医生，1984年《北京文艺》给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星星》，25岁那一年，他又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的创作，曾经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后来他从他们的艺术中解脱出来，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1984年他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小说，开始展露了他独具个性的文学才华。1988年的年初他发表了极有影响的《现实一种》，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余华自己似乎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信，他感悟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状态，也可以用一种非常潇洒的轻松情调来描画。接着，他又发表了《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小说，又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黄婚里的男孩》收录了十二篇作品，这是余华所有中短篇小说中与现实最为接近的作品，可能是令人亲切的，不过也是充人不安的。我想这是现实生活给予我们最基本的感受，亲切同时又让人不安。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1） -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2） - 虚伪的作品：余华的“真实”宣言 1989年第5期的《上海文论》上，余华发表了第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长篇论文《虚伪的作品》。这篇论文不仅全面地总结了余华自《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的先锋创作历程，还就自己的先锋理念和叙事哲学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最为重要的是，余华激动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前期创作的美学核心问题：“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 余华认为，所谓“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无论是走动的书桌、死人复活，还是后文史铁生那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自动跳出来的药片，余华选取这些“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的事件，其矛头的根本指向，都是“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我们的悲剧在于无法相信”。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却至少具备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它代表了“一些大众的经验”，或者“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这类新闻如国内国际政治新闻，表面上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内里充溢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可以说是想象力的死敌，不允许有想象的空间；第二，它代表了能够被科学和逻辑赋予其发生可能性的事实，这类挑战可能性边界的新闻，基本上都带有“奇闻轶事”的色彩，比如某些社会新闻和花边新闻，甚至包括为大众长久吐槽的《走近科学》，它们需要不断地发掘新闻点对日常生活经验予以刺激，以不择手段地引起读者的关注为其最终目的。也就是说，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同时具备维护现实秩序以及刺激现实秩序这两个互相冲突而又并行不悖的层面；对于第二个层面而言，走动的书桌或者死人复活当然需要被排除在“真实性”之外，但它并不拒绝光天化日的抢劫，或者亲人之间的残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其素材来源正是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报道，余华的处理并没有在“荒诞”或者“难以置信”的意义上，赋予这份素材更多的内容。余华的激动，使得他毫不犹豫地对两个层面同时做出猛烈的批判，但在随后的陈述中，“新闻真实”的双重层面，却使得余华的观点暧昧不清。当余华描述大众经验对一条街道所下的结论时，他的批判对象已经悄悄地退回到了“新闻真实”的第一个层面上；换言之，余华要做的，不过是颠覆成为真理的衰老经验，发掘出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实。“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 艾萨克辛格哥哥的告诫，也只是说不要轻易对事物给出明确的看法，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让我们依据自己的精神与想象捏造“真相”。即便将“大众经验”扩展到“现实世界的秩序”，也没有办法帮助余华在理论上迈进一步，因为逻辑也同时具有生活逻辑和客观逻辑两个层次。当我们对亲人之间的残杀报以“不可能”的态度时，我们说的并非“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而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生活逻辑对于客观逻辑不负责任的否定，但客观逻辑还是坚挺地存在着的。余华本人也承认，“《现实一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已经很残忍了，但是与现实中的某些事情相比，还根本算不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经验”、“现实秩序”、“生活逻辑”，这些“既有真实”才是余华火力的最终指向。先前大张旗鼓的激越，也许只是某种扫除思想障碍的叙述策略。 “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这里余华明确地澄清了他要颠覆的真正对象，那就是现实秩序。随后他又进一步对此予以肯定：“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现实的必然性。但是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面对现实秩序，余华对暴力的选取理所当然：“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余华自己对于选择暴力动因的描述，也印证了前文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余华的欲望，促使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施加暴力，由此那些可怜的人物全部以“本我”的形式在文本中纵欲，而纵欲又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在文本中，欲望和暴力摧毁的是血缘联系；跳出文本，余华真正的靶子乃至眼中钉，则是血缘联系背后的日常经验。 所以，日常经验/现实秩序与血缘联系的紧密联系，使得“冷漠”对于经验/秩序的腐蚀并不令人大惊小怪；而打破血缘联系、重新组建家庭，与构建“内心真实”的类似意义，则使得“温情”成为余华对于自己“内心真实”心满意足的评语。日常经验冷酷无情，“内心真实”其乐融融，余华对于“现实一种”的书写，不但从客观事实上展示了日常经验的不堪一击，而且还从主观感情上呈现出得意洋洋的胜者姿态，从而获取读者对于“内心真实”的更多认同——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余华将家庭伦理关系浓缩为“冷漠/温情”的二元对立的全部真相。在这一层面上，柯勒律治对待“真实”的观点与余华颇为相似。柯勒律治同样对匍匐摹写的姿态嗤之以鼻：“如果与自然只有相似，没有差异的约束，结果就会让人厌烦，相似的地方越多，越让人难以忍受。为什么蜡像令人不快呢？因为在这种模仿自然的东西里，找不到我们所期待的运动和生命，那些毫发毕现的虚假细节曾经激起我们的兴趣，现在却突然让我们感到离真实更远了。你本以为会看到真实，结果却大失所望，非常不快，有一种被欺的感觉。”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余华在文学观念层面的建树，无法掩饰他在具体写作上的苍白。余华并没有像卡夫卡一样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汪洋大盗”，卡夫卡能够为我们呈现出《变形记》，而余华则注定只能写出《现实一种》。终于，余华也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大众经验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这块已经开辟出来的处女地虽然并不狭小，但面对日常经验的宽广，也不得不望洋兴叹。膨胀的野心，促使余华毫不犹豫地选择对现实经验进行重新书写——这无疑是一次冒险，然而这次冒险也势在必行：假如创作一直游历在现实秩序之外自说自话，“内心真实”的建构又如何谈得上完满？然而，这一冒险，却最终导致了余华反抗行为的全面溃败，“内心真实”本不充分的胜利果实也由此一点一点丧失殆尽。从“真实”的层面而言，余华向“传统”的“回归”，其实从一开始就蕴涵了深刻的必然性；在其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中，余华的“妥协”便表现在恢复了血缘联系与家庭关系的结合资格，并将“温情”逐渐归还给了血缘联系。 下一篇起，我们就开始谈谈，为什么在我看来，《在细雨中呼喊》才是余华出道即巅峰的长篇作品，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余华自己的反面。 （未完待续）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