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60军180师被联合国军堵在汉江南岸了。 180师面对五倍于己的敌军,依旧顽强战斗、拼命突围,始终把任务放在第一位!
后来的结果,所有人都不忍提,此战中180师伤亡以及情况不明者总共达到了7644人,战损已经达到三分之二。 光连级以上干部就伤亡了260多名,甚至连180师代政委吴成德都被敌军俘虏。 (数据来源为《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
彭德怀在战后,坦言此战中180师几近覆灭,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中央军委检讨称这是他领军以来失败的第四次战役 (其他三次是红军时期赣州之战、百团大战时候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西府的陇东战役)。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 志愿军损失巨大,特别是180师直接几乎从编制里消失。 这需要中央和前线同时认真反思,在今后的战事中不可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这番话,彰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担当与胸怀, 一旦战事不成,就绝不推诿!难怪主席夸赞他说:“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这远离国土的朝鲜战场上,以往的作战经验并不是那么适合,有时候的作战计划,步子跨得确实有些大了。这些话当时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可只有彭老总敢直接对毛主席讲。
相信大家在影视剧里,经常会听到党内有这样两种倾向:
一种是坚持人定胜天,在他们的认识里,哪怕是美军威力巨大的战斗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和机械车辆等,面对我军钢铁一般的作战意志,都将被我军轻而易举地扫到尘埃里。
我军只管大步子前进,一切都不是问题——这种明显过于激进的思想,称之为“左倾”思想。
另外一种,就是面对敌人远超于己的武装力量,对于己方的力量则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己方是不可能战胜敌人,常常用消极的态度去对待。
因为 在斗争中多采取退避状态,以至于经常错失扩大优势的机会,这种消极的认识,被称为“右倾”思想。
180师的全军覆没,是第五次战役后期转移过程中的重大失利。 这到底仅仅是前线指挥员的指挥问题,还是军内有些同志的思想问题?
若是前者还好说,若是后者,问题就很严重了。
毛主席和彭老总作为经历了无数斗争的老革命,深知后者问题的严重性,于是 在战役刚刚结束,就迅速作出了应对之策 。
毛主席在收到彭德怀的汇报后,心里一时间沉重无比,要彭尽力安抚好前线官兵的情绪,不要被这次战役搞怕了。
1951年6月中旬,毛主席把当时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从朝鲜战场直接叫到了北京,展开了一系列谈话。
后面,毛主席更是叫来了第三兵团下辖的三个最高军事主官,详细了解当初的情况,亲自处理此事。
随后,毛主席迅速理顺思维,就当下的实际情况,迅速地对作战方针进行调整, 把一直以来作为主要方针的运动战,逐步改变成了更适合朝鲜战场的阵地战。
毛主席还提出了 “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的根本策略,让我军有了明晰的指导方针,在三八线附近真正地站稳了脚跟,后面逐步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最终逼迫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共产党人是以 历史 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坚持一切事情从客观中来,到实际中去 。毛主席在很早的时期,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广大人民,一步步走出困境。
对于此次事件,毛主席和彭老总并没有直接对有关负责人进行处置,而是尽可能从多方面来找出问题所在,最终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好为后来的具体战斗找出一条更好的路子。
当时毛主席一共从朝鲜战场,先后叫回了有关的好几位重要军事领导, 他们分别是时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的王近山,60军军长韦杰、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
这儿主要介绍王近山,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总体情况、第三兵团当时的实际情况、60军以至180师的大体情况。
王近山是第一个被毛主席叫回北京的。 从上飞机的那一刻,他就一直在心里打鼓,觉得自己惹了滔天大祸,这次估计会被毛主席痛批一顿,闹不好还会被脱了军装,打发回家去种地。
王近山当时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是180师乃至60军在该战场上的最高军事领导。
可能细心的读者会问, 为啥王近山作为副司令就是最高领导了,按照我军的建制,不是还应该有总司令和政委吗?
原来,1951年3月组建第三兵团领导班子时,中央决定由陈赓担任总司令兼政委,可是出发前, 陈赓身体状况极度不好,无法随军出征,只好留在北京休养了近三个月, 6月份才正式到达朝鲜战场。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
如果陈赓当时病况没那么严重, 以他谨慎小心务求稳妥的指挥风格,180师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结局 。
然而 历史 并不会以假设作为转移,这场局部战事的最高指挥者,还是作为副司令员的王近山。 那么,王近山又有着怎样的指挥风格?
王近山,人送绰号“王疯子”,从这绰号便可见,这位是一旦上了战场就无比兴奋的家伙。 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出了名的能打恶仗硬仗攻坚战。
和许多出身贫苦百姓家的革命战士一样,王近山出身压根谈不上什么富贵,父母都是底层农民。更 不幸的是,王近山很早就没了母亲,在8岁给人家放牛,13岁又给地主做长工。
后来工农红军路过他的家乡,王近山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折。 他从一个小兵做起,在战场上出了名的敢打敢拼不要命,而且王近山还脑袋瓜子聪明,十分善于学习。
因此,当时的徐向前、刘伯承、许世友等军方大佬,都相当看重王近山,一旦有什么重要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完成。
王近山在战场上有多疯狂呢?
1930年,才十五岁的王近山,就敢和一个国军大汉进行搏斗。 尽管他拼尽全力,可无论在力气和个头上都不如敌人,几度被打倒,又爬起来。
他就是不信邪,用牙齿咬、用刀砍、用脚踹,简直就是红了眼,最后竟是拖着国民党壮汉一起滚下了悬崖,脑袋被一块石头磕了个大口子,幸好不致命。 从此,王近山便有了“王疯子”这个绰号。
像这样的事情,王近山做得多了。 坊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王近山习惯指挥时给自己身边插上一杆红旗,以鼓舞士气, 这简直就是战场上最大的活靶子。
可是王近山却丝毫不顾,一心只为打赢。到后来,有关领导为了保护他,只得把他的警卫员给增加了一倍。
可你要以为王近山是个“愣头青”,你就大错特错了。 这位就是一匹头狼, 擅长带着一批凶恶的狼群,面对哪怕更凶恶的敌人, 该露出獠牙的时候绝不胆怯,在需要隐忍的时刻绝不暴露, 战场智慧可谓非同一般。
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亮剑》中的李云龙,性格痞气似土匪,却总爆发出非同一般的战力,有着无与伦比的战场直觉,总能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战机。
“大功不断立,乱子不断惹”,这十个字就是李云龙最真实的写照。 而李云龙的原型之一,正是这位战场上的“王疯子”王近山。
1937年10月,在娘子关七亘村伏击日军的战役中,当时作为一二九师72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率部潜伏在离日军前行大路仅仅10来米的地方。
就这么近的距离,日军却丝毫没有发现!王近山打了日军一个完美的伏击—— 全歼敌军300多人,自身仅仅损失了10多人,缴获的东西足足搬了一天一夜。
其后,王近山更是大胆继续在此地设伏,利用日军轻敌的心理,再歼100多敌军。 后来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家得知此事,把这二次设伏列入了世界十大经典战术之中。
不得不说,这怕是只有王疯子才能做出来。十来米远的地方,这需要多么好的团队战斗素养啊。而且一次成功了,还敢再来一次。
王近山曾如此自称:“ 勇敢是跟徐帅学的,谋略是跟刘帅学的,果断是跟邓政委学的。 ”这话有一点儿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但王近山的确是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特别在中一级军事领导班子中,更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那么, 如此一位有勇有谋的高级将领, 有着二十多年的丰富作战及指挥经验, 怎么会把60军180师搞到这样凄惨的境地呢?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我军表现得还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最早的歼敌谋划。 可是我军后勤保障,完全比不了联合国军的大规模机械化,慢慢陷入了劣势, 只能无奈北退。
可是,联合国军怎么会容许我军在劣势状况,安然无恙退却?
李奇微代替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者后,发明了一个“磁性战术”, 就是要像磁铁一样紧紧黏着被吸附的我军部队,然后迅速调动机械化部队,给予我军最大的创伤。
就这样, 在我军的撤退阶段,李奇微和范弗里特一起,杀了我军一个大大的回马枪, 结结实实地刺在了志愿军的心口上。
当时王近山虽然明面上有3个军的兵力,可是彭德怀出于整个战场的需要,把12军配属给了第9兵团,把15军配属给了第19兵团。
就这样,实际上王近山手下真正能掌控的兵力, 其实只有60军一个军,下辖三个整装师:179师、180师、181师。
第三兵团60军是徐向前元帅一手打造出来的铁军,179师以“临汾旅”为主体架构,181师的前身更是享有“皮旅”的美誉。
180师虽然没有其他两师的辉煌前身,可却是朱德总司令亲自过问下组建的。 尽是强兵猛将不说,配给装备丝毫不差于其他两个师。足见高层对60军的重视。
然而,60军尽管能征善战,历来以能打恶仗硬仗著称, 可是原来三个军的军事任务就落到了60军一个军的身上。
为此,王近山不得不把一个师当成一个军来用,只好将60军的3个师拆开, 让179师负责原15军的任务,181负责原12军的任务,原60军的任务就交给了180师。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近山尽一切努力维持着他所负责战线的防守与进攻,在我志愿军整体处于攻势的时候,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明显。
可一旦到了我军处于守势,乃至于退兵的时候,情况就极为不妙了! 王近山再有通天本事也没法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保得60军三个师的安然无恙。
在全军撤退时,180师是作为断后的部队。 当时王近山的电台又被敌军炸毁,无法及时给60军的三个师下达及时命令,这就造成了下面的人群龙无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尽管有60军军长韦杰主持,可是179师和181师负责的是15军和12军的任务,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他的辖制,韦杰一时间也无能为力。
而且,在180师还没有陷入联合国军的围追堵截时,却收到了来自王近山前后两道相反的命令,这让180师指挥部一时间有了两种声音。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是无比致命的。
原来,在1951年5月23日晚上,王近山最初下令60军开始向北撤退。可在60军刚准备拔营出发时,他又命令60军在原地驻守阻击敌人,给后方8000多重伤员的转移争取时间。
这时候的60军其实也就剩一个180师了,军长韦杰只得先后传达了这两道命令给180师。 按照他们的想法,自然是以后来的命令为准。
王近山没有想到,韦杰也没有想到,当时的180师领导班子却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听从上级命令坚守,另一派认为要果断后撤。 师长郑其贵和代政委吴成德一时间也无法决断,陷入了“开会研究”的怪圈。
没有多久,联合国军已经聚集了五个师,对180师形成了合围。 此时的180师早已无力回天,本来内部人心不齐,哪怕180师再人人奋死,也难逃他们被打败的命运。
此时王近山的电台,却好巧不巧的被敌人炸坏了。180师和60军无法上传下达, 等到三天后,王近山有了新的电台,180师早已彻底陷入了围攻,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而此时的联合国军白天炮火不断,晚上放着照明弹和燃烧弹继续进攻,敌军以5个师打180师。不到一天的时间,180师的阵地就眼看不保。
此时180师的领导班子,自然也没有了争论的必要—— 只能撤退,然后分散突围。 于是众人砸毁了电台,烧毁了重要文件,就这样和组织彻底失去联络。
前有王近山的失联,后有180师的失联,这让后方从下到上无数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毕竟大家都清楚,一旦战场失联,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认同为没有希望了。
彭德怀、邓华、韩先楚、洪学智等志愿军领导们在司令部焦急万分,毛主席更是在子夜1点,亲自打来电报询问情况……
180师在汉江南岸与敌人对峙不敌后,想要撤往汉江北岸。 可是敌军的炮火攻势一刻不停,再加上汉江大桥此前被联合国军炸毁,于是只能横渡。
可连日来的大雨让汉江水位猛涨,敌军的轰炸机还在不停地投掷炮弹, 从江面横渡过去的难度直接增加了一倍还不止。
然而这是唯一的生路,除此再无他法 。
180师决定派出一支敢死队,携带数根粗电线的一头,冒着敌人的炮火潜游到对岸,挑选坚固的所在系紧,另一头看到对面示意,连忙把这一头也系紧。
最终,180师在夜色里横起了三根贯穿汉江的南北电线, 1万多志愿军,就一个接一个拉着各自的救命线,朝汉江北岸艰难地横渡。
美军的照明弹不时亮起,炮弹就会落到横渡部队的近前。雨越下越急,水位已经到达了胸部,不时有战友被炸死,惨叫声不时响起,江水人群中弥漫着一股沉痛的气氛。
然而敌军的空中力量实在是太强大,哪怕我军成功渡江,还是有不少人被敌军炸死炸伤。但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可怕的是因为敌人的层层封锁,我军的食物、药品、子弹、炮弹等后勤物资,都已经耗尽了。
60军军长韦杰在后方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地询问179师和181师的近况。得知被敌人炮火阻碍,一时间难以前进, 估计救援180师无望后,一头就栽倒在了指挥部里 。
40年后,志愿军司令部的一部分资料得到解密,让我们得以看到180师的惨况:
这些情况一桩桩、一件件被毛主席清楚的了解后,进京接受调查的王近山,却 并没有受到毛主席的责备,反而得到了亲切的鼓励 。
第五次战役还有180师的事情,王近山是有一定的责任,可是这次重大的失利,方方面面责任都不小。 从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部、60军乃至180师内部,都存在着问题,这才导致了180师的悲剧。
毛主席随后再调回了60军军长韦杰,再次确认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是完全真实且客观的。他最初听到的风声——“ 志愿军第三兵团内部右倾苗头已经出现了 ”,被证明其实只是有关干部发的几句牢骚而已。
就这样,王近山和韦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在和毛主席谈了关于在朝鲜战场上后续作战的各自认识后,二人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与赞同,得以陆续回到前线。
至于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毛主席就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确定不存在什么右倾思想的苗头后,就放回了。
实际上, 当时的这两个军长是不在第三兵团的战斗序列之中的 。可能是战后悲伤愤慨,说出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
后来,第三兵团并没有让毛主席失望,在王近山的英明指挥下,一雪前耻,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2年的10月,联合国军发动了浩浩荡荡的“金化攻势” (即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在上甘岭这个地方, 王近山带领着12军、15军、60军,与敌人奋战整整43天,打得何其悲壮,何其惨烈,何其铁骨铮铮!
我想,黄继光、孙占元等上甘岭英烈,敢于那么奋不顾身,大概就是受到了“疯子司令”王近山的影响。
“上甘岭战役”是王近山在朝鲜战场上的巅峰之战,正是因为此役的巨大功绩,和数十年来的南征北战。 在1955年授衔时,王近山被军委正式授予中将军衔。
对于王近山个人来说,第五次战役是一场噩梦,上甘岭战役是一场雪耻之战。
我们所深爱的祖国,正是因为有无数个王近山这样一心为国的军人,我祖国边疆才能长久和平无战事,我中华大地才能和平昌盛!
向英勇无畏的战士们致敬!
-完-
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师法治三师 - 新疆...2022年10月9日深化平安三师和法治三师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打牢服务国家利益新疆大局兵团全局的法治基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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