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发表论文的新闻

有人说调皮是孩子的天性，我想想，确实我因调皮惹了不少祸。在我五岁的时候，记得有一天，外公带我去吃老鸭汤。我们路过一家小钟表店，店主和外公很熟，一见面就聊了起来。我趁着他们在聊，就偷偷溜进钟表店。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手表和修表工具，我高兴极了，便不由自主地“玩”了起来。我左手拿起一个没盖子的小手表，右手又拿了一把类似钳子的工具，轻轻地摆弄了一下表针，没想到表针竟然被我掐了下来。我拿起一个表针赶紧想插回去，可一不小心又把它弄弯了。我急忙拿出一把小锤子，“叮叮咚咚！”地迅速想把它敲直。这声响被门外的外公听见了。“你在干什么？”只见外公瞪着眼对我喊。我吓得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吱吱唔唔地说“我......我在......在修表。”外公看到了桌上散架了的表，两步并一步地把我从店里拽出来。回头连忙向店主赔不是。当然，我不是故意的。只因为我的好奇，闯了祸。我现在长大了，我会尽力控制住我的好奇。大家也不能再说我调皮了。

热点评论作为一名中学生，关心时事热点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关心时事热点，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新闻作出客观的评价，是中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最近网络上可谓是风起云涌，杭州富家子弟开车撞人事件，无论在网络还是在现实上都掀起了一场关于尊重生命的大讨论。胡斌，其父拥有一家纺织公司，家里颇有资产。胡平时的爱好就是喜欢与一帮兄弟飚车，就在几天前的晚上，浙江大学的学生谭卓看完电影回家时，被胡驾驶改装跑车撞起五米多高，落在地上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谭卓的父母赶来杭州。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前途似锦的儿子就这样突然与他们阴阳相隔。而胡及当地交通部门的态度则更令人愤怒，胡不但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还买通相关官员，在交通责任认定上做手脚。这一举动引起了网民们的极大愤怒。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不准私自改装跑车，而就网友们在胡斌空间里发现的汽车照片也显示，这辆肇事三菱跑车经过多次改装，通过物理公式计算，能把人撞起五米多高，其行驶时速已经超过120，而当地交通部门给出的认定结果却是70，这怎能不令人怀疑？生命是无价的，没有什么比藐视生命的行为更为可恨。而胡撞死人后一味的逃避责任，即使逃脱的了法律的惩罚，也无法逃脱道德和良心的谴责。这里告诉我们要尊重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作为司法者，心中的道德天平倾向了金钱，则更为人说不容。杭州飙车事件将慢慢平息。对政府来说，公开透明的处理始终是对待此类事件的最佳解决方式，而对普通人来说，更多地了解事实，也许比更快地下结论更重要。

新闻低俗化案例分析(媒体素养 论文)新闻低俗化案例分析新闻：近日，20出头的温州一富商之女出嫁时，除了豪华婚宴、200多平方米的豪宅、轿车作嫁妆外，富商夫妇还“陪嫁”了一样特殊的“嫁妆”，在娘家服侍女儿20多年的保姆。此事在当地反响不小。 【搜狐IT左右间】就单凭“陪嫁保姆”这四个字，这个新闻就足以吸引数万人的眼球。 谁会看？读者会看，因为这是新闻，可以满足好奇；评论家们会看，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评论文章的切入点，可以获取批判灵感。 谁最高兴？撰写此文的记者和编辑以及报社。记者和编辑对此文有“直接创意”，报社的发行量会因此而上升。谁最不高兴？保姆以及富商一家，甚至当地富商最不高兴！因为已经有人表明“温州某些富商彻底抛弃了对子女的危机教育”。 对于事件本身，目前引起的争论点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得当和合法合理。反对者认为，“陪嫁保姆”太过荒谬，和封建社会小姐出嫁陪嫁丫鬟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是“爱的扭曲”，表明温州某些富商彻底抛弃了对子女的危机教育；赞成者认为，陪嫁保姆和为子女买车买房一样，是父母关爱子女的一种方式。 我的理解是，这只是雇佣保姆的问题，根本与“陪嫁”沾不上边。可记者却楞是“天才”地搞出“陪嫁保姆”。此保姆和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保姆一样，是一个拿着雇主工资、为雇主提供服务的雇员，所谓的“陪嫁保姆”只不过是保姆的工作地点由娘家变成了夫家。这样一种正常的雇佣关系怎么就被冠以“陪嫁保姆”之名，成了封建余孽，被人们竞相批判呢？ “祸根”就是那个始作俑者的记者。我以为，这个“陪嫁保姆”新闻就可以归入以下之“没心没肺的新闻语言”。 没心没肺的新闻语言举例： 1、吉林某报，报道一跳楼自杀者，标题为《昨晚上演高空飞人》。 评价：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媒体对遇险者命运的关注，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得到报道，只是因为它有几分稀奇，而不是因为它事关一个人的生与死。 2、江苏某行人被农用车撞倒，又被该车从头部轧过，当场惨死于血泊中，9月6日，该省一媒体赫然出现《骑车人“中头彩”惨死》的标题。同是这家媒体，不久前在报道另一起相似车祸时，用的标题更绝：“公交车轮从头越”。 评价：作为一个常人，这样的悲惨场面谁也不愿意看到。而该报却颇费心思，分别采用了双关（“中头彩”）和套用诗句（“从头越”）的文学化表现手法，以期为标题增添一些娱乐元素。如果，只是如果，如果该文作者不幸被恐怖分子割头，次日该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标题??《从无冕之王，到无头苍蝇》？ 3、成都某报在同天的要闻版和成都版分别刊登了两篇新闻《哦嗬 第9根断指忘在自贡了》和《10米高空脚打滑 哦呵》。前篇报道了一位青年的手指被机器切掉了9根，然后送往医院进行续接手术，在手术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一根忘在自贡了；后篇报道一位民工因为一时不慎而失足殒命。 评论：一连呼叫的两个“哦嗬”，记者露出的低俗笑容让读者的心都凉透了。对于一个生命，我们就仅仅用“哦呵”来表示对他的“哀悼”？ 看了这么多“没心没肺”的新闻语言，你不想说点什么么？ 够了，已经够了。“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庄重。”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些记者的表现就够了。 保姆更换雇主，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对“陪嫁保姆”的发明者，笔者深感佩服，天才！你找准了一个点，一个新闻点，一个可以让我们都异常感兴趣的卖点。佩服！ 想到一个真实的案例：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最高奖。1994年的“特写性新闻摄影”奖项获得者是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一张饥饿苏丹小女孩的照片。3个月后，凯文卡特自杀。 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追求“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 凯文卡特的遗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叹息！“陪嫁保姆”远远没有“苏丹小女孩”悲惨。 凯文卡特的真实照片报道却遭遇公众的指责，这是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人们却如此苛刻、责难。想想这虚无的“陪嫁保姆”新闻，人们应该怎样表现？再来说下苏州媒体吧，尤其指苏州电视台： 第一：内容低俗化，愚化老百姓 苏州电视台整体节目几乎看不到积极向上青春时尚的东西，都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每个频道都是一两个小男人和小女人在上面家长里短的说个不停。更有很多用苏州话的本地节目就更是针对中老年朋友了，让年轻人也老龄化。但他们除去反映市井气息之外，好象并没有引深的如何引导，让观众如何积极健康的生活。报纸更是如此，尤其是〈城市商报〉，本来应该是苏州唯一一份商业信息类报纸，但现在上面每期都登些婚外恋什么的，硬是把一份本该更火的报纸给低俗化了。 第二：栏目不创新 节目老掉牙 我想这个苏州媒体肯定认为我们冤枉了他，是的，他们也会搁三叉五的推出新的栏目，关键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新鲜事。如一套搞了个〈故事连载〉栏目这个在全国不是创新的东东来，其二套马上推出个〈故事会〉（其在湖南早就有了）；这面刚搞了个〈苏阿姨〉、这面马上就是〈山海经〉。集团内部就如此抄袭，更何况其他的呢。而报纸呢，更是相互翻版。那么多报纸看一份就行了，其他的标点符合就不会变的。理论回应：重构传媒现实之假想 事实上，人们对于传媒低俗化的抨击，并非由于它报道了明星、美女、绯闻之类的事件——在一个崇尚“秀”的时代，这类事件的发生是无法（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也并非因为它在事件报道中表现出的娱乐化倾向——娱乐作为人的一种天性是不能被扼杀的。人们所诟病的，是它对此类事件的“解释”：它的所谓“解释”，要么是对事件中的某些使人敏感的细节的“不人道、无关怀”的渲染，要么干脆是一味地迎合并“放大”人性原始本能中残留的“低俗”。 因此，面对公众的诟病，当下中国传媒业界所能选择的，是以一种新的思想进行思考，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一种有别于以往唯事实论的、尤其是以令人不齿的低俗方式的解释，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传媒现实，并以此肩负起建构中国社会的新的现实的使命。 新闻精品：传媒现实建构之“现实”路径 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路径。然而，就应对低俗之风而言，尤其是就当下传媒运行所奠定的“现实”基础而言，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中国新的传媒现实应被视为最佳的路径。“新闻精品”可以被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新闻报道中的精致作品”。对于新闻人来说，这一“新的认识”，在基本的意义上，可以归纳为：新闻精品来自于人所熟悉的新闻和精品，其品格和价值则高于新闻和精品——简而言之：新闻之体，精品之魂。于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便会远远超越其作为作品的具象或器物的层面，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意识的指向，一种营造传媒现实的文化的内核——价值观。 传媒现实之运行：新闻精品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新闻精品的分析结构中，亦即在新闻精品的“理想类型”模式建构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维度。 一、事实显度 新闻精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新闻中的艺术品去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活动就是一种显现活动，没有去显现这个环节，新闻的要素、乃至新闻本身是无法凭空制作的。因此，新闻人的最高使命莫过于去充分地显现那些已经存在的、正在发生的新闻。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场短新闻、视觉新闻以及60年代作为一个议题延宕下来、到90年代依然存在争议但却不乏鲜活的散文式新闻，就是一种突出的新闻“显现”——中国新闻人旨在提高新闻显现度的一次大演练。 二、思想深度 新闻精品是蕴涵着精神张力的作品。这种张力，部分地来自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尽管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观念也存在内在矛盾，即过分关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对“客观呈现事实”的把握；过分关注宏观问题，而较少透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过分表现精英意识、启蒙意识，而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义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姑且不去论及这个观点本身的偏激之处。它所指出的深度报道中的过分求“深”、过于宏观、理性甚至过分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是存在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这样惊雷式的宏大气势去震撼那些观念上的体制上的和行为习惯上的顽固的冰土。春雷过后，需要“随风潜入夜”的细雨。传媒人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去布施细雨。 三、人文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度。人文关怀在传播与创作理念上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对真实社会心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而在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系统得以巩固的今天，传媒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整合，即是说，它应该拥有了转型的基础能力，就势必要把传播的重心转向“人文关怀”——媒体把目光投向“人”，在传播过程中凸现“人”，把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把对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认识，去显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闻领域，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南方周末》和中青报的《冰点》。有学者指称，《冰点》确实受到了《生活时空》的影响，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报道理念相异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冰点》主编李大同看来，把老百姓的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还不算是新闻。他“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种命运和状态决不是因为它‘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方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归根结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报道，不管因其曾经稀缺而引起过什么样的轰动，一旦成为新闻常规，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新闻规律的制约：普通人的报道，照样要在新闻标准面前经受严格的考验。”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即）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随财富而增长、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这些报道的新闻性，体现在‘少’；体现在与社会流行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反差上等。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也就难以构成新闻了。”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旧一新两个关于新闻（价值）标准的考量：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标准早就规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一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层面的新闻标准——有关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为与某些社会流行（时髦）的东西形成反差而被纳入了新闻的范畴，更因为社会变迁的缘故而显得“稀缺”，而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在西方新闻界，属于这个层面的报道被称之为“生活方式报道”，是从“新闻是相对的”这一认识中开发出来的新的报道空间。 结语：新时期的世界观与新的传媒现实期待 米歇尔?福柯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或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知识的本质。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思考。所以现在的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概念的“新闻精品”去改变传媒现实，以属于新时期的世界观去观察、去思考、去建构新的传媒现实。参考文献：[1]余家宏等.新闻学简明词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2]孔祥军.新闻报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新闻学专辑。 [3]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4]李大同.冰点’98——寻回心灵深处的感动[M].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