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傣族期刊投稿经验

傣族有灭火节，因为泼水嘛，呵呵呵

（1956-1978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专门起草报告，正式向云南省委请示建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机构，经云南省委批准，1956年8月8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云南省边委书记的孙雨亭兼任所长，时任省边委第三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的侯方岳任常务副所长。研究人员有范义田、张凤歧、李文初、杨毓骧、杨毓才、王均、黄超凤、傅素裴、徐志远、高滋生等。1958年省委任命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贾敦芳为所长，侯方岳为副所长。196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合并。“文革”时中辍。 在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及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之后，收集了一些材料，但以往调查面有限，侧重点不同，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党和政府急需较为详细的民族调查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于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与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最初规定为，在4-7年内基本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并尽可能地搜集社会历史发展的资料和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对各民族各方面情况作系统的研究。按计划，在1956年起的七年内，有计划地派遣调查组，完成全国所有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完成各少数民族概况的编写；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的民族志，到1962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全部工作。云南调查组分为六个调查分组：西双版纳傣族组、德宏傣族组、耿马傣族组、景颇族组（附阿昌族）、佤族组（附德昂族、布朗族）、傈僳族组，同时派出七个小组赴各地搜集资料。然后再组织力量开展对白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调查工作。自1956——1958年，调查组编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到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六个佤族村寨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独龙族的调查材料被认为“对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很重要的意义”，怒族、傈僳等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壮、苗、布依、傣等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析了其各自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结合田野调查，为更好地保存各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前的资料，开始组织拍摄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内容的科学纪录影片。通过第一阶段的调查，搜集到被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方面最主要、最典型的一些材料，为以后一个时期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8月，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在第二阶段的调查中，要求调查提纲与简史、简志的编写大纲基本统一。由于任务较紧，将更深入、全面的调查放在一边，而把力量集中在编写“民族问题三种丛书”上。“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积累了大量资料，成为以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1960年冬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补充调查，但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人员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向“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同时，随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的来临，经费上也出现了困难，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从总体上来说，即1964年基本告一段落。回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应当肯定调查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参与人数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撰写资料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调查和文献研究，编辑出版了包括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三套丛书，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使人们更加了解了少数民族的状况。 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一些学者转入书斋中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进行一些个人的零星田野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的《彝族简史》编写组，于1960年写出《彝族简史》初稿，1961年5月，《彝族简史》初稿送交四川成都讨论会讨论。1963年马曜、缪莺和的《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分三期在《学术研究》上发表，比较深入地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在社会历史调查中发现的有些现象，成为这一时期一些民族学家注意的焦点。宋恩常等人在云南宁蒗县调查时发现的母系制材料（宋恩常：《纳西族的母系家庭》，载《民族团结》1962年8期）披露后，受到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严汝娴、刘尧汉、詹承绪、宋兆麟、王承权、周裕栋到泸沽湖周边永宁盆地的母系制遗迹进行了考察，并为找到了论证典型的母系氏族的生产生活和婚姻形态的新例证而感到欣慰。在缩短战线和精简队伍的情况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补充调查，到1966年夏，才被迫停止。1973年秋，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马曜、汪宁生、王宏道、王叔武、易问耕、夏光甫、江应梁、尤中、邹启宇等人开始编写一部云南民族历史，即《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5年古代史部分交稿写成，分送省委领导及有关单位领导审阅。《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于1977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零星的调查也时而进行，如1976年夏，中央民族学院的张公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邵望平、云南的汪宁生等同赴西双版纳对傣族的历法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素以对云南少数民族田野调查见长的宋恩常“文革”前就做了许多调查，“文革”中大部分时间用于看书，“文革”结束后整理并出版了许多以前的调查报告。 （1979-1984年）1978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恢复重建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指示，开始筹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消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恢复。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领导，云南民族学院主管，由副院长董子健担任所长，王叔武、汪宁生、魏德明任副所长。当时研究人员主要有宋恩常、王宏道、张凤歧、易问耕、王均、许鸿宝等人。1980年至1984年，又调入蔡家麒、高立士、杨德鋆、朱德普、傅于尧、杨均、刀世勋、王敬骝、刘光智、李和林、李子泉、和志祥、赵嘉文、王筑生、雷宏安、田敬国、邹世恒等人，并吸收从大专院校毕业的部分年轻人来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划归云南民族学院单独领导，设有民族学、民族史、语言、艺术、教育、考古、宗教、经济八个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继承了50年代以来的工作基础，继续保持以云南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民族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马曜教授担任副会长。此后在昆明、西宁、南宁、北京、四川乐山、吉林延吉、云南景洪等地分别召开了学术讨论会，黄惠焜也担任过副会长。本所汪宁生、宋恩常、蔡家麒、和少英等均是会员。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在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建立，主要人员有宋恩常、董绍禹和雷宏安，由宋恩常兼任站长。主要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宗教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不定期以简报形式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汇报有关科研情况。198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撤销，与本所宗教研究室合并。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谢剑博士访问云南，在我所王均的陪同下访问调查了昆明东郊的彝族撒梅人，事后，谢剑博士写成《昆明东部的撒梅人》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82年5月至9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的任务，派出由蔡家麒、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族聚居地区，杨毓骧、和志祥又沿怒江上行，历经艰苦险危，到达西藏的察瓦龙、松岭和察隅等地，对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是本所1979年恢复之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体性调查，调查之后，由蔡家麒、杨毓骧分别整理出《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等。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恢复后，为集中反映本所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扩大本所的社会影响，创办编辑了以下几种刊物：《民族学报》于1981年经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而创办，并于1981、1982、1983年以年刊形式出版公开发行了三期。该刊发表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及本所部分专家的学术论文，《民族学报》的出版发行，在国内民族学界影响巨大，赠与国外同行也引起广泛关注。《民族学报》与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属当时国内最早的民族学研究期刊。《民族调查研究》和《民族研究译丛》、《民族考古译丛》均为本所内部刊物。《民族考古译丛》1981—1983年共编了3期；《民族研究译丛》从1981年—1989年共编辑11期。《民族调查研究》从1983年下半年编辑第一期起，直至1998年被迫停刊，共编辑出版了49期，刊发了所内外大批的民族类研究文章，在社会上具有较好的影响。 （1985-1995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等辞书的撰写和编写。参加了《中国各民族原始资料集成》等项目、著作的撰写。开展了以下重要的集体性学术调查活动。 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并成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研究和“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的修订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原来参加调查和编写的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已经改行，资料书刊大多散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拟继续编辑、修订、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修订、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办公室即云南省编辑组设于民族研究所，由宋恩常、朱德普、高立士等人具体负责参与有关工作。从1980——198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云南简史》以及2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语言简志丛书，出版了云南8个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出版了涉及25个少数民族和有关尚未认定族别的族群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数十部。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等资料文集。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对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标志着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由中国民族学会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于1985年4月至6月在本所举行。这是继1983年在武汉举办首次全国民族学讲习班后再次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22种民族的60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担任这次讲习班教学任务的有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以及林耀华、金天明、陈永龄、吴从众、李一夫、黄淑娉、何耀华、杜玉亭、李昆声、尤中、马曜、王叔武、宋恩常、黄惠焜、王敬骝、杨德鋆、蔡家麒、王筑生等专家教授。开设了《民族学》、《世界民族学概论》、《世界民族志》、《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学概论》、《民族理论问题研究》、《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民族艺术》、《云南各族古代文化研究》、《民族学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等共27门专题课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办讲习班形式，开展民族学人才的培训工作。1984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云南省第一期民族调查研究讲习班”，招收的学员都是云南省各地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开设了民族学概论和侧重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 、《典靖市民族志》的调研撰写1988年—1992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为完成曲靖地、市民族志的撰写组成两个调查组，傅于尧、鲁刚、雷宏安、刘刚、马世雯等人完成《曲靖市民族志》，傅于尧、雷宏安、蔡家麒、高立士、金少萍、张桥贵、白兴发、朱德普等人完成《曲靖地区民族志》。《曲靖地区民族志》于1996年7月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4年，日本女学者横山广子到云南调查，由王均陪同，访问了昆明郊区彝族、路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和大理的白族。1985年3月2日—9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本英治（社会学）、福田一郎（民族植物学）、森山昭郎（政治学）、马场优子（文化人类学）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应邀访问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此次学术交流中，中日双方作了如下报告：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概况》、王筑生《少数民族经济》、田敬国《少数民族与云南的植物》、宋恩常《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蔡家麒《中国民族学的动向》、杨德鋆《少数民族的艺术》，福田一郎《尼泊尔的植物与民族》、山本英治《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着重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森山昭郎《日本的中国研究动向》、马场优子《阿伊努族的生活与问题》等报告。根据中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于1985年3月8日在昆明签订的《关于学术交流的协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王叔武、副所长王敬骝、助教刘刚以及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黄惠焜等一行4人，应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先生和该校云南研究会代表山本英治教授的邀请，于1986年1月15日至27日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王叔武所长等去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参观访问了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北方语言研究所、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京历史博物馆、藤井斋成会有邻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东京总部和京都放送局、大阪放送局，会见了日本社会学关系者、日中留学协会有关人员，与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此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与国外交往不断。1990—1991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接待了来访的美、日、德、泰等国和台湾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十余批，先后举办了两次国际交流学术报告会和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即1991年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petermetoaif 教授主讲《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变化和成就》，1991年6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Freddamon教授主讲《区域模式的研究和库拉交易圈》，1990年7月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福田一郎、毛里和子教授举行中日合作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学术座谈会。1992年，本所王均、刘光智等参加云南民族学院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民族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在民族文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民族心理学、民族经济学、影视民族学、民族学系现代化、民族教育学、民族宗教、民族语言、跨境民族研究等学术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些新学科的开辟崛起，很好地推动了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使本所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傣族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傣历和公历纪元相差638年，即公历的639年为傣历元年。傣历的年是阳历年，月却是阴历月。傣历分为三季，一至四月为冷季，五至八月为热季，九至十二月为雨季。 傣族人民十分喜爱诗歌，尤其是叙事长诗。叙事诗《召树屯与楠玛诺娜》、《娥并与桑洛》等作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傣族服装，男子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毡，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纹身的习俗很普遍，男孩到十一、二岁时，即请人在胸、背、腹、腰及四肢刺卜各种动物、花卉、几何纹图案或傣文等花纹以为装饰。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西双版纳傣族妇女，着白色或绯色内衣，腰身细小，下摆宽，下着各色筒裙。芒市等地妇女，婚前着浅色大襟短衫，长裤，束小围腰，婚后改着对襟短衫，黑色筒裙。内地傣族妇女服装与边疆大体相同，但有地区性特点，往往因此被其他民族呼为“花腰傣”、“大袖傣”等。 泼水节是傣族最富民族特色的节日。泼水节是傣历的新年，节期在六月六日至七月六日之间，相当于公历4月。泼水节这一天人们要拜佛，姑娘们用漂着鲜花的清水为佛洗尘，然后彼此泼水嬉戏，相互祝愿。起初用手和碗泼水，后来便用盆和桶，边泼边歌，越泼越激烈，鼓声、锣声、泼水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泼水节期间，还要举行赛龙船、放高升、放飞灯等传统娱乐活动和各种歌舞晚会。 傣族人居住的竹楼是一种干栏式建筑。竹楼近似方形，以数十根大竹子支撑，悬空铺楼板；房顶用茅草排覆盖，竹墙缝隙很大，既通风又透光，楼顶两面的坡度很大，呈“A”字形。竹楼分两层，楼上住人，楼下饲养牲畜，堆放杂物，也是舂米、织布的地方。傣族男子一般上穿无领对襟袖衫，下穿长管裤，以白布或蓝布包头。傣族妇女的服饰各地有较大差异，但基本上都以束发、筒裙和短衫为共同特征。筒裙长到脚面，衣衫紧而短，下摆仅及腰际，袖子却又长又窄。 傣族是最早栽培稻谷和最早进行犁耕的民族，西双版纳有“滇南谷仓”的美称。“芒市谷子遮放米”也为云南人民所称誉。傣族人民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以特有的原料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傣味。其烹调技法受佛教寺院菜和汉族菜肴的影响较深，制作方法亦趋于成熟。主食以大米为主，喜食酸、辣、麻及烘烤食品，嗜酒，喜嚼槟榔。 因为他们经常到远离村寨的野外从事劳动，回来吃饭不便，常在野外就餐。另外，他们吃饭不善于用筷子，而惯于用手捏饭吃。因此糯米饭正适合于他们的要求。与野外就餐应运而生的菜肴，如酸肉、烧鸡、喃咪、青苔松、干鳝鱼、竹筒饭等，可以在家做好或野外生火不用锅便可制作，佐餐十分方便。又由于常吃糯食，不易消化，吃酸性食物能助消化，难怪其他族称他们为“酸傣族”。由于与居住的环境有关，傣族人食蚂蚁、蜂蛹、酸笋、火雀和腥味食品（如鱼、鳝鱼、螺、青苔、牛肉），反映了他们适应环境就地取材的聪明才智。 有烤、炸、煎、炒、煮、凉、蒸；鸡、鸭、鱼、肉；草、果、菜，可谓囊括烹任全法，包揽山珍海味。 烤菜有鸡、牛肉丸子和牛肉松、猪肉、鲤鱼和鳝鱼，全用一种清香宜人的山茅草包裹，内加各种香料蔬菜烤熟，味鲜，肉嫩，易嚼，营养成分基本上保留下来。特别是鳝鱼划成薄薄的小片，牛肉丸子插上坚韧的草根，让人不知何物，忘记了血腥，愉快地品尝。 炸菜最奇最怪的要算青苔片、苦凉菜、酸芭蕉片、牛皮胶条，这是满汉全席；川粤苏闽莱里绝无的东西。青苔片用冷油炸制，颜色碧翠，味道清冽微寒。酸芭蕉生吃无法进口，又涩又硬，经油一炸，松软柔和，酸甜相宜。牛皮胶是用黄牛皮熬制而成，炸前颜色是半透明的琉璃色，炸好后莹白油亮，脆泡香酥，拈一条沾上一种名叫“南咪”的番茄青椒芫荽酱送入口中，真有香而不操，脆中有软之感，酸辣香甜咸五味俱全。 煎的也奇：青椒包肉。将油腻包藏在肥硕青葱的辣椒肚里，叫人食而知其味而不知其质，这大概利用形式文饰了内容，造成直观的美感，一下就博得人们的青睐。炒的是臭蒸鸡蛋，名臭实香，香中微有苦凉气，令人回味再三。 煮的是酸笋鸡。版纳满坡遍野翠竹青青，傣家人将嫩竹笋沤酸后用来煮鸡，别有一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风味。而且版纳的鸡多是乌鸡，体瘦长，绝少肥胖，肉又香又醇，配上酸笋一煮，真是色香味俱全，古朴、清淡、鲜香。 还有白斩鸡。当然是和郭沫若先生最喜嗜的四川白斩鸡同宗不同味，没有咸、麻、辣的浓烈气息，有的是清淡鲜香的傣家特色，这大概是傣家人不囿于传统，取他人之优，融己之。长，革新创造的一大杰作吧。确实，傣族同胞聚居在中、老。缅三国交界之处，又毗邻泰国、印度。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历史，风情民俗，以至宗教习惯对其影响不小，傣族又很开放自由，善于汲取他人之长，于是博采众家，融汇贯通，自成一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

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

（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

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

（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

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

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

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

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

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

（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

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

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

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

（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

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

《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

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

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

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

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

（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

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

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

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

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

（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

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

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

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

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

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

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

四、结语

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

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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