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发表了什么论文

没有，一直到高中必修二最后一两个单元才有涉及

两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是西班牙学者埃斯特万·巴伦蒂。

主旨：西班牙《起义报》二零零二年七月一十四日发表埃斯特万·巴伦蒂的《两种全球化》一文，也不同意全球化对各国都利大于弊的说法，而是认为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的全球化”和“贫穷国家的全球化”。该文说：这两种全球化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里面有不到三十多个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百分之一十一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七十。“全球化对它们来说有利可图，因此它们努力把这种全球化变成全人类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变成永世长存的东西。”高墙外面则是另一种全球化，是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不发达全球化。巴伦蒂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高了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曾片面地热衷于全球化的人们现在也转向冷静地、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是风险和灾难。越来越多的人还从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中认识到，机遇和利益多半是潜在的，而风险和灾难则多半是现实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论断为时过早。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不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和施舍，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恩赐和施舍，而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1963年在18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问题时，75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一个《联合宣言》，当时称为"75国集团"。后来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自此称为77国集团，1979年成员国已增加到120个，但仍沿用了77国集团的名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切身利益而走向联合斗争的共同愿望。77国集团为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77国集团泛指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但中国并不是77国集团成员。20国集团(Group20)由8国集团、欧盟以及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20国集团创始会议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正式举行，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40亿。会议主要讨论正式建立20国集团会议机制，以及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等问题。与会代表不仅将就各国如何制止经济危机进行讨论，也将就国际社会如何在防止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作用等问题交换意见

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G7)是八国集团(Group-8，G8)的前身。 七国集团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1975年11月，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六国领导人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加拿大应邀与会，形成七国集团。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 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七国财长会议的国家有：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八国集团（Group-8，G8）的成员国有：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俄罗斯。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 Summit），简称G7峰会，是由七国集团，即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英德法日加意）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它对维护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G-7 Summit），由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议，简称G7。世界上工业化最先进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其次，西方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阵营内部德美英“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总之，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七个国家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基辛格认为，当前这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不能交给财政专家们去解决的程度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逐渐失去了信心，这种世界性危机的解决，已经不是经济专家们的能力所及，而各国首脑们却责无旁贷。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也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1975年11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召开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有六国首脑参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脑参加后变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召开。会议起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旨。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防政治中的地位。会议已形成一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重要作用。1994年7月世界上较为发达的七个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那不勒斯召开，21世纪，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1月15—17日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举行，参加国为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协调宏观经济，共同对付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接受浮动汇率，提出“最紧急的任务是保证经济恢复和解决失业”。第二次会议于1976年6月27—28日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举行，加拿大总理也参加进来。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本次会议呼吁重视平衡增长，强调存在着发生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未提出具体措施。第三次会议于1977年5月7—8日在伦敦举行。欧洲共同体主席首次参加会议。会议提出减少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意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政策。第四次会议于1978年在波恩举行，会议就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战略协议，决心减少石油进口，强调发展核能和煤炭工业，承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第五次会议于1979年6月28—29日在东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第六次会议于1980年6月22—23日在威尼斯举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会议公开地表示关注国际政治形势，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问题。会议确认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首要任务，要求减少石油消耗量；会议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第七次会议于1981年7月20—21日在渥太华举行。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利率和国际贸易。西欧与会国既对美国的高利率表示不满，又在贸易问题上指责日本。在对苏贸易问题上欧、美分歧尖锐。会议宣言称，与会各国将在这方面进行磋商，改进同苏联进行战略物资和技术贸易的现行制度，以保证在东西方关系方面的经济政策继续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标。第八次会议于1982年6月2—6日在凡尔塞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的共同对策，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对策。会议就如何对苏实行制裁方面达成了协议。会议在讨论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武装冲突时，支持英国在马岛冲突中的立场。第九次会议于1983年5月28—30日在美国的威廉斯堡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关系和经济货币问题。会议发表了关于裁军谈判的声明，这是七国经济首脑会议首次就安全问题发表的文件。第十次会议于1984年6月7—9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经济问题、东西方关系和裁军问题。在讨论西方经济复苏问题时，西欧国家谴责美国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损人利己的政策。会议发表了《伦敦七国首脑经济宣言》，但对上述问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第十一次会议于1985年5月2—4日在波恩举行。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和经贸问题，并发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后公报。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鲜问题，“希望创造政治环境，消除朝鲜半岛的分裂”。在讨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西方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议文件对该计划只字未提。第十二次会议于1986年5月4—6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发表了宣言和声明。《经济宣言》呼吁解决失业问题、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问题。要求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第十三次会议于1987年6月8—10日在威尼斯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形势，并发表了《威尼斯经济宣言》。宣言强调为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与会国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和外贸逆差、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第十四次会议于1988年6月19—21日在多伦多举行。会议发表了《七国政治声明》和《经济宣言》。宣言认为，严重的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波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给西方经济蒙上了阴影；呼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稳定美元汇率，呼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第十五次会议于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再次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预算赤字和协调政策的必要性。并第一次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重要议题。第十六次会议于1990年7月9—11日在休斯顿举行。重点讨论了多边贸易谈判，对苏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会议发表了《经济宣言》，阐述了与会国对西方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经济、环境、社会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第十七次会议于1991年7月15—17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就当前一些最紧迫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以及关于军备控制的宣言。由于本次会议邀请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所以西方舆论界又称它是“7+1”会议。本次会议突出讨论了对苏援助问题。尽管七国首脑原则上都同意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然而会议并没有决定采取实际行动。第十八次会议于1992年7月6—8日在慕尼黑举行。按照惯例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由于会议涉及的问题七国首脑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惊人的效果。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97年6月20—22日在美国西部山城丹佛举行。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该次会议，所以，已经召开了23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变成了“八国峰会”。不过，由于俄罗斯经济实力与西方七国相差悬殊（GNP仅占全球1%，美国占26%），因而，仍被排除在讨论全球经济及金融汇率等核心问题之外，没有参加七国财长会议，也无资格签署内容广泛的经济声明。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政治、经济、外交、人口老龄化、“克隆”人等问题，并发表了长达18页的最后公告。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3年6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主要的议题是全球环保问题、贯彻《京都议定书》的宗旨与精神、集体对抗温室效应造成的地球气温上升的问题。围绕如何重振全球经济、增加发展援助以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地区冲突、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等一下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届会议上，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受邀参与了南北非正式会谈。第三十次会议于2004年6月8—10日在美国佐治亚周“海岛”举行，主要的议题除了中东改革、伊拉克重建两个焦点问题以外，八国领导人还讨论了防扩散、反恐、全球经济和援非等问题，并通过了加强全球防扩散机制、加强国际旅行安全和反恐合作，以及在未来5年内主要为非洲培训7.5万名维和人员等行动计划。值得注意的是，继上次首脑会议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与非正式会谈之后，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周小川与金人庆受到美国财长斯诺的邀请参与G7的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华盛顿举行的高峰会。其代表中国正式融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之中。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3年5月10-11日在英国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复苏、金融监管以及贸易促进等领域的多项问题。同时东道国英国的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指出，各国财长届时将会重点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在确保经济实现有效复苏的同时，继续落实必要的财政紧缩措施以确保政府财政状况的合理有序。与此同时，各方还将就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并重点审视日本宽松新政的实际效果与影响。[1]2018年6月9日，联合公报不签、进口汽车税照征!被称为“史上最分裂”的七国集团(G7)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落下帷幕，为了掩饰内部分歧，主办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宣布，由美国支持的G7峰会联合公报将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削减贸易壁垒。然而特鲁多话音刚落，就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驳：“特鲁多说假话，我已经下令让美国代表不要签署联合公报!”2019年8月24日，在法国比亚里茨举办G7峰会，日本、美国、智利等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当地机场，现场安保人员荷枪实弹。2020年的G7峰会最初定于6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但随后由于疫情影响，特朗普先是提出推迟峰会并改为线上举办，随后于5月份提出改在秋季举行。 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七国集团（G7）峰会推迟到至少9月举行，并希望邀请另外四个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参加峰会。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再次推迟G7峰会。特朗普告诉记者称，“我更倾向于把它（G7峰会）推迟到大选之后的某个时候再举办。我们本打算在9月召开这次峰会。”此外，特朗普表示，他计划邀请七国集团以外的国家领导人参加此次峰会。当被问及是否会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特朗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021年，由英国接手主办后，峰会预计将于6月11至13日于英格兰西南部康瓦尔郡(Cornwall)海岸城镇举行。[2]

《两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是西班牙《起义报》网站的乌拉圭记者埃斯特万·巴伦蒂。

资料出处:“两种不同的全球化”“当今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的全球化’和‘贫穷国家的全球化’”。这两种全球化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里面有不到30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11%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70%。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努力把这种全球化变成全人类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

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变成永世长存的东西。高墙外则是另一种全球化，是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不发达全球化。(埃斯特万·巴伦蒂:《两种全球化》，(西班牙)《起义报》2002年7月14日)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10月31日刊发乌拉圭记者、作家埃斯特万巴伦蒂的文章《中国，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遥远国家》称，中国想继续保持坚实的前进步伐，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文章称，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保持在7%左右。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依然能实现如此高的人均收入增速。从2012年至今，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保持了每年10%以上的增速，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国已成为乌拉圭出口产品的最大客户和最大的贸易伙伴。文章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中国没有内部或外部的紧张关系，中共也不想在世界舞台上“耍大牌”，而只是想继续保持坚实的前进步伐，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文章称，中国改革和发展现代化军队的计划是一个有利于国际局势稳定的因素。文章指出，所有关于中国负面的预言都已经被打破多次。

麦卡锡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1927年9月4日-2011年10月24日），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认知科学家。他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代表作有《信息学：科学美国人之书》等，曾获得图灵奖、富兰克林学院奖章等奖项。2011年10月24日晚上，约翰·麦卡锡逝世。搬迁，从波士顿迁到纽约，然后又到了洛杉矶。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父亲当过木匠，渔夫和工会组织者，母亲是立陶宛犹太人，在联合通讯社当记者，后来在一家共产党报社工作。麦卡锡从小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与家庭的政治倾向结合起来。194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数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作为备受尊敬的计算机科学家、认知科学家，麦卡锡在1955年的达特矛斯会议上提出了“人工智能”一词，并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并将数学逻辑应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早期形成中。麦卡锡在1958年发明了LISP语言（该语言至今仍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使用）并于1960年将其设计发表在《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他帮助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 然而，他在1962年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前往斯坦福大学并在那里协助建立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MAC项目多年来的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他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贡献而在1971年获得计算机界的最高奖项图灵奖。约翰·麦卡锡他分别短暂地为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供职后，麦卡锡于1962年-2000年底在斯坦福担任教授，退休后成为名誉教授。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他在1991年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ward)，2003年获得富兰克林学院奖章。约翰·麦卡锡时常在网络论坛上对时事作出右翼倾向的评论。个人经历麦卡锡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共产党家庭，父母的工作性质决定全家需不断搬迁，从波士顿迁到纽约，然后又到了洛杉矶。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父亲当过木匠、渔夫和工会组织者，母亲是立陶宛，犹太人，在联合通讯社（TheFeder?atedPress）当记者，后来在一家共产党报社工作。麦卡锡从小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与家庭的政治倾向结合起来。麦卡锡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确信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有利。我记得小时候读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是30年代苏联作家伊林（M．Ilin）撰写的通俗科技读物。在美国好像没有这样的书。10至15年前我很高兴得知中国有许多非常早熟的儿童，他们都读过《十万个为什么》。”麦卡锡说他的童年平平淡淡，实际上在读中学时，他就找到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份课程清单，自学了大学一年和二年的数学课程。1944年他真的到了这所大学，免修头两年的数学课。1948年9月在读研究生时，他出席了该校主办的“行为的大脑机制西克森研讨会”（Hixon Symposiumon Cerebral Mechanism in Behavior at CalTech）。大数学家、计算机设计大师冯·诺伊曼在会上散发了关于自复制自动机的论文。尽管当时还没有人精确地将机器智能与人的智能联系起来，但诺伊曼的报告却激发了麦卡锡的好奇心。194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作博士论文时，他决定尝试在机器上模拟人的智能。1955年他联合申农（信息论创立者）、明斯基（人工智能大师，《心智社会》的作者）、罗彻斯特（IBM计算机设计者之一），发起了达特茅斯项目（Dartmouth Project），第二年正式启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极有限的资助。看来，这个项目不但是人工智能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里程碑。正是在1956年，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概念。看来，那次讨论并没有实质上解决有关智能机的任何具体问题，但它确立了研究目标，使人工智能成为计算机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经验科学。1957年巴库斯（John Barkus）及其IBM小组发布了Fortran语言，这是第一个成功的高级语言，使程序设计者从繁琐的汇编语言中解脱出来。卡内基梅龙大学的纽维尔（A．Newell）、司马赫（H．Simon）等提出信息处理语言IPL，麦卡锡则提出表处理语言Lisp。在Fortran中不允许有递归，麦卡锡希望改进它。1960年巴黎会议大家讨论了Algol语言，采纳了麦卡锡的建议，增加了递归和条件表达式。Algol最早接受了Lisp的观念，但不是最后一个。如今的Pascal、C、Ada等都接受了Lisp的创新。但至今，主流程序设计语言仍然没有吸收麦卡锡建议的“评价函数”（eval），认为它很危险。麦卡锡发明Lisp语言，只是把它作为工具，他的目标是制造具有人类智能的机器。Lisp自发明以后，像其他语言一样，发明人失去了对其的控制能力，马库斯和凯（A．Kay，“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创始人）也一样。1959年麦卡锡发表《具有常识的程序》一文，标志着他向“常识逻辑推理”难题开始宣战。“与所有专门化的理论一样，所有科学也都体现于常识中。当你试图证明这些理论时，你就回到了常识推理，因为常识指导着你的实验。”设想一个旅行者从英国格拉斯哥经过伦敦去莫斯科，计算机程序可以分段处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再从伦敦到莫斯科。但是如果假设此人不幸在伦敦丢失了机票怎么办？当然现实中此人一般不会因此取消原来去莫斯科的计划，他可能会再买一张票。但是预先设计好的模拟程序却不允许如此灵活。因此要发展一种具有常识推理能力的逻辑。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发明了LISP并于1960年将其设计发表在《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en: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上。他帮助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en:Project MAC）。然而，他在1962年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前往斯坦福大学并在那里协助建立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en: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成为MAC项目多年来的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1964年麦卡锡已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他提出了一种称之为“情景演算”（situational calculus）的理论，其中“情景”表示世界的一种状态。当主体（agent）行动时，情景发生变化。主体下一步如何行动取决于他所知道的情景。情景演算的思想吸收了有穷自动机状态转移的概念。在情景演算中，推理不但取决于状态，而且取决于主体关于状态知道些什么。主体知道得越多，了解得越详细，他就会更好地作出决策。这种情景演算理论吸引了许多研究者，但它本身也引起一种问题。在多主体的世界中，与一个主体有关的情景的变化可能还取决于其他主体的行动。这样处理起来十分困难。在常识世界中，我们的决策可能不大受其他主体的影响，当然有时也受。很难说麦卡锡的努力最终是否成功了，但他向通常的“演绎推理”挑战，强调人类智能推理的非单调性（nonmonotonicity），发展状态描述法，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麦卡锡试图让机器能像人一样，在某种语境下，进行基本的猜测。但这很难做，即使是人，也常常误解语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白宫发言人奥涅尔欢迎新当选的里根总统时说：“您成了Grover Cleveland”（他指的是美国的一个总统）。而里根却微笑着说：“我只在电影中扮演过一次Cleveland。”（里根指的是棒球手Grover Cleveland Alexander）不管人们对人工智能还有什么偏见，它已成为严肃的经验科学，而麦卡锡为这一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遍及世界。关于人工智能，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可以直接访问麦卡锡的网页，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看，他的网页做得非常棒。他讨论了人工智能与哲学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分类及应用领域等。还详细回答了有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是技术乐观派，相信人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提供了许多论据，可从网上看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那时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一次走向地方化的大退潮。图为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人们聚集在华尔街联邦大厅国家纪念馆的华盛顿雕像前，对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 视觉中国 资料1987年，美国国际关系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其专著 《长和平》中，直指自1945年至彼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段和平时光。他的主要证据是，在此期间，诸大国之间没有爆发过直接冲突，这实属罕见。其他研究者以更量化的数据对他的这一说法进行了验证，普遍的结论是，“长和平”的确存在。比如，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发生六至七次国际冲突，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万人中因战争而死的人数，从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此外，无论是战争平均持续时间，还是战争危及国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显著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暴力显著的下降，使得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乐观地写出了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将之描述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超长期趋势中的一部分。不管这种超长期趋势是否真的存在，但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以过去两个世纪的数据来看，二战之后的世界确实是一个更和平、更少国家暴力对抗的世界。当代全球化：并非史无前例有意思的是，这一趋势正好发生在前后两个全球化的转折之中。在这里，我们需要先介绍一下两个全球化的分期。撇开前现代的全球化不论，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全球化阶段从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十九世纪早期）至一战、二战（一战到二战之间是一个搁浅的世界），后一个全球化则从二战结束后重启至今。后一个全球化的力度当然毋庸置疑，但前一个全球化其实也不遑多让。“世界是一座城市”，这句话可能会让你想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 “世界是平的”的论断，但它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1875年说出来的。据测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出口的总价值已经占到世界总收入的16%到17%。其中，英国的出口额几乎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此外，无论是信息传播速度（出现了跨国电缆和电话体系），还是人员流动规模（据统计, 跨越大西洋的国际移民在1850到1914 年之间就有5000 万人；根据1900年的人口普查，14%的美国人出生在国外，相比之下，2000年只有8% ），都在史无前例地增长。请注意，在1870年至1913年这四十年中，跨国经济交易是几乎没有任何经济限制的（比如，直到1879年，德国95%的进口货物仍然是免税的），一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去，也几乎用不着护照。在有些指标上，十九世纪的全球化过程要比二十世纪来得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当时，资本流动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仍远低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正因为如此，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当代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而是某种重建甚至追赶。美国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总结道：“也许关于全球化最大的迷思就是它是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顶峰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二十世纪在经济史上令人难忘的主要原因，是它从全球化中的撤退。在某些方面，只是到了现在，世界经济才大致像一个多世纪前那样互相关联起来。”十九世纪的全球化：低烈度竞争中的改革在这里，我不是说，“长和平”的出现与新旧全球化的转折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对此，我将在下面做出解释。前一个全球化发生在更动荡、冲突更明显的国际政治秩序之中。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眼中，混乱、冲突与进步、繁荣似乎相伴而生，他们对战争持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正向观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不约而同，不把国际冲突看成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比如，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竞争对社会有益的，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类的竞争本性是由自然法规所规范的。它既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那个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斗争是个人之间、国家之间关系不可避免的特征与后果，国际间的冲突可以被看成是均势政治的天然体现，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平衡自动调节的手段（上一个世纪，今日被奉为保守主义先驱的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就把欧洲文明归结于均势体系存在保证了各国之间的多元竞争状态）；至于激进主义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则把斗争看成是历史运动的必经阶段。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人们对战争与国际冲突更持有玫瑰色的想象。他们认为战争犹如森林中的野火，烧去枝蔓，而让树木（民族）更健康。比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就在其作品中借福尔摩斯之嘴感叹道：“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人们崇强的色彩很重，认为强者是文明的先锋，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石之一。）如果我们撇去这些观点中所蕴含的一些想当然的推断，把它们放到十九世纪的历史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信奉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历史真实的。十九世纪的世界，相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暴烈，以及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和缓年岁来说，处于一种低烈度竞争状态中。 正是这种状态，让欧洲列国都纷纷进行自由改革（在更严酷的时代，国家来不及进行这样的改革，而在更和缓的年代里，政府没有生存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来进行改革）。我们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1806年法国与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反法同盟之间的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顺便说一句，黑格尔专门为这次战役写了一本书，称它为“历史的终结”），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俄罗斯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实际上，不独欧洲国家如此，当时凡有志于自强的国家莫不以自由改革为任务。要与列国争竞，就不能不稍假民力。明治维新时日本元老院就在《推进国宪复命书》（1878年）中写道：“（当今世界）以开明兴盛著称的国家均采用立宪之政……不伸张民权，国家则分崩离析，所以君主不能独享其权。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权，使君民之权各得其所，非制定国宪不可。”一群旧武士能有这样的眼光和念头，不能不要归因于当时的那种“世界大势”的强烈影响。所以说，当时主流的国际秩序构想是这样的：在国家内部，实行经济自由和宪政体制；在国际关系上，进行自由贸易和均势/权力政治。这两者相互促进，以冲突促改革，又以改革反哺各国的竞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那时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一次走向地方化的大退潮，从此打破了人们对这种国际秩序构想的信心。人们意识到，自由贸易、宪政体制和大国均势政治这三者加在一起，还不足以为国际秩序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架。列强国家间的竞争如果没有限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有所变化。二十世纪的全球化：“法理管制”及其缺陷从这个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现的威尔逊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出现的霸权多边主义体制，都是对原有秩序构想所打的补丁。如果说之前的国际秩序是所谓“自由放任”型的，那么之后的国际秩序则有了几分“法理管制”的意思。比如，一战期间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帝国主义是引起大战的原因，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新建民族国家就是当然之事；又比如，诸多国际制度，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角之一。关于这些，国家关系学家已经有很多的描述了，此处就不赘述了。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绥靖化（Great Pacification）的作用(当然，核恐怖平衡也有它的作用，但这只能解释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大国与小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的和平是没法用它来说明的）。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在研究当代战争起因的时候 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间，因为领土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数量相较于1815至1941年下降了将近五成以上，由商业或资源纠纷引发的冲突下降的更多（抽象的问题，如民族自决、意识形态纷争以及支援同族，则成为国际冲突越来越重要的根源）。换句话说，传统上引发国际冲突的大头因素处于消弭中。到了冷战后，这一形势进一步明显起来，以至于英国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其名著 《战争史》中说道：“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