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莫斯科发表论文时间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中共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点贡献（原题：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在中共七大上，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这再一次说明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气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件事全由王明办。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上面还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体操作，还是可以放心的。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一方面的马列论著；同时，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20多年里，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成为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别“顺”，一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对中央领导言听计从，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部8章27条的《婚姻法》。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新的政治生命的开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始终没有作出书面检查，他企图以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消错误。但中央不允许，工作是工作，错误是错误，两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应，一旦要他作检查，他就推说自己有病，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批准了王明的赴苏请求。谁知，王明竟一去不复返。王明一到苏联就发泄，趁国内“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在苏联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对毛泽东大肆攻击，还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泽东诗词还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王明（1904甲辰年生~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离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在这期间，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1]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陈绍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家庭出身贫民（一说小商人）。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19年夏进入与其家乡邻近的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志成小学学习。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6月，在武昌积极参与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0王明(4张)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 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还是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在苏联的扶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2]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女公墓。

【摘 要】抗战初期，关于如何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毛泽东与王明的三次路线争论。两者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应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统一。争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本文通过对三次论战发展脉络的系统阐述，重点分析王明失败原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系统梳理出抗战初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关键词】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次论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了独立自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但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两者关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操作原则产生分歧。两者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应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统一战线。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王明进行了三次论战。 一、第一次论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莫斯科归来，带着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旨在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承诺。在王明的提议下，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拉开了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序幕。两者争论的焦点：在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还是运动战。 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会上，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认为：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忠实成员，应尽一切努力推动苏联与国民党结盟。关键问题是，在不“相互竞争”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统一。像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类事情，都是次要的。指导原则是：抗日优于一切，一切必须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针对王明的报告，毛泽东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重申了统一战线中“和与斗”的哲学对立统一关系，指出洛川会议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坚持认为：统一战线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要想打败日本，必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根本。在战略问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必须独立，否则它就会沦落到国民党附庸的位置。他说：统一和斗争是相互补充的，在统一战线中不能只有其一没有其二。这些来自于他新获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中。政治上：党应发挥领导作用，扩大自己队伍，还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警惕。军事上：准备打持久战，重点是游击战策略，避免阵地战。特别强调：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必须依据实际形势，以一种保存实力的观点，谨慎地部署。 王明的右倾错误，虽然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的抵制。但是由于此时王明在党内位高权重并身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赐予的“尚方宝剑”。因此他所谓的“国际路线”在党员干部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造成了党员干部内部的思想混乱，许多人甚至开始反思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党内部右倾错误开始蔓延，这些都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第二次论战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和毛展开再次较量。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正确抗战胜利》的报告，继续坚持其错误观点：在军事问题上：把五个统一路线发展为“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从王明的“七个统一”，我们可以看出他过分强调以退让求合作，忽视了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忘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教条式的坚持和贯彻苏联利己主义的国家政策。此外，在战略方针问题上，王明武断地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可以说王明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具体抗战实际，这是不折不扣的右倾错误路线，其注定要失败。 针对王明的论断，毛泽东再次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必须依靠自己，军事问题上，抗战是持久的，一味的正面作战战略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武汉、广州失守），只有保存实力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力量，以民主和进步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革命形势的到来。毛泽东有理有据的理论阐述得到了张闻天、任弼时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的反对下，王明的主张再一次没有形成决议。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王明只夺取了部分权力，而没能夺取党的主要权力，因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损失仅限于由他直接控制和受其影响的华中地区。王明夺权活动以及一系列的右倾主义运动的失败表明王明第二次论战已经开始遭遇很大挫折，不得人心，为他最终被战争实践所抛弃埋下了伏笔。 三、第三次论战 三月会议后，任弼时多次向共产国际及时报告和详细地说明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最新抗战情况的认识和理解，促使共产国际开始支持、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政治路线。 随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使王明丧失了对中共中央指手划脚的政治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了扫清了障碍。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则彻底粉碎了王明的夺权计划。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会议总结中，毛泽东重申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问题。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基本政策，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他长江局书记的职务，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或决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 四、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