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怎么样

我的理解经济衰退，畸形，现在迈向经济转型的时期

当前根据官方的说法，调结构保增长保民生促改革任务繁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也就是进入了中低速增长时期，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注重环保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以前那种以消耗资源，环境污染，重复建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并且已经走到了尽头，不改革不行。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绝对的新生产物，关于它的利与弊，从开始各派就争论不休，一开始主要存在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到后来则主要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争，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这里不对任何一方的理论作批评还是赞扬，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国家正在走着一条复合型的、新的经济道路，所以是正在摸索着前进。我这里只谈我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所谓市场经济即发达的商品经济，它的实质就是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并且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的一种经济手段。明白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的自由表现与几乎一切的社会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的，美国们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有很完善的社会保障，这是基础。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私有制、按资分配。当然他们也有宏观调控，也有政府干预，不过那只是出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比如战争、内乱等）。以上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共性特点，他们每一个国家也各有自己的不同，比如美国的垄断主导型、法国的计划指导型（也就是说是有计划的，国家的宏观调控机构是健全的）、德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竞争、但国家适度调节；大力发展社会保障、维护因自由竞争而容易丢失的社会公正）、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导演，有经济计划、有产业政策、有财政货币政策等）。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借鉴和结合了德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生成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适应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是和资本主义相似的。一句话就给出了一个结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他自身的独特特点。首先他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质量上的主体，而非书量上的主体）；其次他是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第三他的国家宏观调控更加有力。这就是我们借鉴别人的但同时要适合自己的独到之处。 认识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抑制不住要将我的所识说的更明白一些。 一、 传统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盲目发展=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有计划的、按分配的=共同富裕。这种理论存在严重的时代性、片面性、自我清高性，是很不对的。你说人家自由竞争、盲目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可是，人家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两极分化（虽说有些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很是差劲，那也只能怪自己没有冷静下来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是盲目的照抄照搬所致，这丝毫不影响“人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的定论）；你说我们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共同富裕，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基本不成功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搞——市场经济。 二、 在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职工都有企业的股份，大老板的股份也仅占总体的1%-3%而已，这实际上是人民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源股份化。难道不是吗？何况我们现在也实行公有制形式多样化、分配形式多样化，并且国有资本将从主要的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退出。 三、 我们还要重新认识一下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经济公有制。当然，我们现在搞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前文提过，它是一个正在实践中接受经验的实验模式，其前景如何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不能现在就定论成与否，但是，就这些年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很不错的。。 四、 我们还要纠正一个概念：没有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全民所有制是人为的构造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其何国家所有制（即国营、国有）不是同一个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合于我们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借鉴了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既有经验，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它经过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检验，说明它是真正适合我们中国现阶段发展之需的。 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不适合我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成功，我们选择了中间。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