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效应论文发表

心理学上的十大效分别指的是鸟笼逻辑、破窗效应、责任分散效应、帕金森定律、晕轮效应、霍桑效应、习得性无助实验、证人的记忆、罗森塔尔效应和虚假同感偏差。

鸟笼逻辑

挂一个漂亮的鸟笼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主人一定会做出下面两个选择之一：把鸟笼扔掉，或者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鸟笼逻辑。过程很简单，设想你是这房间的主人，只要有人走进房间，看到鸟笼，就会忍不住问你：“鸟呢？是不是死了？”当你回答：“我从来都没有养过鸟。”人们会问：“那么，你要一个鸟笼干什么？”最后你不得不在两个选择中二选一，因为这比无休止的解释要容易得多。鸟笼逻辑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绝大部分的时候是采取惯性思维。所以可见在生活和工作中培养逻辑思维是多么重要。

破窗效应

心理学的研究上有个现象叫做“破窗效应”，就是说，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 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会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的抛，丝毫不觉羞愧。这真是很奇怪的现象。

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引爆点”，地上究竟要有多脏， 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到底。

任何坏事，如果在开始时没有被阻止，形成风气，改也改不掉，就好像河堤，一个小缺口没有及时修补，可以崩坝，造成千百万倍的损失。

犯罪其实就是失序的结果，纽约市在80年代的时候，真是无处不抢，无日不杀，大白天走在马路上也会害怕。地铁更不用说了，车厢脏乱，到处涂满了秽句，坐在地铁里，人人自危。有位教授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敲了一记闷棍，眼睛失明，从此结束他的研究生涯。纽约市运用破窗效应的理论，先改善犯罪的环境，使人们不易犯罪， 再慢慢缉凶捕盗，回归秩序，一个已经向下沉沦的城市，竟能死而复生，向上提升。

纽约市这种做法曾被人骂为缓不济急，“船都要沉了还在洗甲板”，但是纽约市还是从维护地铁车厢干净着手，并将不买车票白搭车的人用手铐铐住排成一列站在月台上，公开向民众宣示政府整顿的决心，结果发现非常有效。

警察发现人们果然比较不会在干净的场合犯罪，又发现抓逃票很有收获，因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因此警察愿意很认真地去抓逃票，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门不敢带武器，以免得不偿失、因小失大。这样纽约市就从最小、最容易的地方着手，打破了犯罪环结（chain），使这个恶性循环无法继续下去。

责任分散效应

事情不管是真是假，只要人们愿意相信，那明明是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巴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当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凶手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又叫喊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将她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她大声呼救，她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件事引起纽约社会的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对于责任分散效应形成的原因，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由别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局面，这是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没想到这个理论风行了四十年之后，2007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三位学者发表论文指出：当年《纽约时报》报道的凯蒂案根本是编故事。根据警方的纪录，凯蒂并没有被追杀三次，而是发生在阴暗的街角。根本没有人开灯立于窗前观看，因为那里根本看不见什么窗户，当然没有三十八位目击者。并且确实有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时，凯蒂还没死，送到医院急救，后来伤重不治才死的。《纽约时报》的报道登出之后，有人就提出证据，说明这件事的许多情节是无中生有，但没人理会。凯蒂案就这样一传再传，旁观者效应也就如此一教再教，学生们一学再学，变成了心理学的基本常识。

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Law）是官僚主义或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源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的标题。他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晕轮效应

晕轮效应，人际交往中，人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人认知的障碍。其错误在于：

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习惯以个别推及一般，以点代面；

第二，它把 "并无" 内在联系的一些个性或外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断言有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

第三，它说好就全部肯定，说坏就全部否定，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

霍桑效应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西方电力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工作条件、社会因素和生产效益关系实验中发现了实验者效应，称霍桑效应。实验的第一阶段是从1924年11月开始的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益的关系，设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结果不管增加或控制照明度，实验组产量都上升，而且照明度不变的控制组产量也增加。另外，又试验了工资报酬、工间休息时间、每日工作长度和每周工作天数等因素，也看不出这些工作条件对生产效益有何直接影响。第二阶段的试验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着重研究社会因素与生产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被实验者在精神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加试验的工人被置于专门的实验室并由研究人员领导，其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参与试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公司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而使工人从社会角度方面被激励，促进产量上升。

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当同学或自己受到公众的关注或注视时，学习和交往的效率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同学和老师所接受和赞赏的，我们只有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良好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赞赏，也才可能让我们的学习不断进步，充满自信！

习得性无助效应

习得性无助效应最早由奥弗米尔和西里格曼发现，后来在动物和人类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简单地说，很多实验表明，经过训练，狗可以越过屏障或从事其他的行为来逃避实验者加于它的电击。但是，如果狗以前受到不可预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且不可控制的电击（如电击的中断与否不依赖于狗的行为），当狗后来有机会逃离电击时，他们也变得无力逃离。而且，狗还表现出其他方面的缺陷，如感到沮丧和压抑，主动性降低等等。

狗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状况，是由于在实验的早期学到了一种无助感。也就是说，它们认识到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控制电击的终止。在每次实验中，电击终止都是在实验者掌控之下的，而狗会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外界的控制，从而学到了一种无助感。

人如果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就成为了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悲哀。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应把自己的眼光在开阔一点，看到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决定因素，不要使我们自己陷入绝望。

证人的记忆效应

证人，在我们的认识里，通常都是提供一些客观的证据的人，就是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如实地讲出来的人。然而，心理学研究证明，很多证人提供的证词都不太准确，或者说是具有个人倾向性，带着个人的观点和意识。

证人对他们的证词的信心并不能决定他们证词的准确性，这一研究结果令人感到惊讶。心理学家珀费可特和豪林斯决定对这一结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了考察证人的证词是否有特别的东西，他们将证人的记忆与对一般知识的记忆进行了比较。

他们让被试看一个简短的录象，是关于一个女孩被绑架的案件。第二天，让被试回答一些有关录象里内容的问题，并要求他们说出对自己回答的信心程度，然后做再认记忆测验。接下来，使用同样的方法，内容是从百科全书和通俗读物中选出的一般知识问题。

和以前发生的一样，珀费可特和豪林斯也发现，在证人回忆的精确性上，那些对自己的回答信心十足的人实际上并不比那些没信心的人更高明，但对于一般知识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信心高的人回忆成绩比信心不足的人好得多。

人们对于自己在一般知识上的优势与弱势有自知之明。因此，倾向于修改他们对于信心量表的测验结果。一般知识是一个数据库，在个体之间是共享的，它有公认的正确答案，被试可以自己去衡量。例如，人们会知道自己在体育问题上是否比别人更好或更差一点。但是，目击的事件不受这种自知之明的影响。例如，从总体上讲，他们不大可能知道自己比别人在记忆事件中的参与者头发颜色方面更好或更差。

罗森塔尔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人于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实验。他们到一所小学，在一至六年级各选三个班的儿童进行煞有介事的“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然后实验者将认为有“优异发展可能”的学生名单通知教师。其实，这个名单并不是根据测验结果确定的，而是随机抽取的。它是以“权威性的谎言”暗示教师，从而调动了教师对名单上的学生的某种期待心理。8个月后，再次智能测验的结果发现，名单上的学生的成绩普遍提高，教师也给了他们良好的品行评语。这个实验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人们把这种通过教师对学生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取得教师所期望的进步的现象，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习惯上也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他对一尊少女塑像产生爱慕之情，他的热望最终使这尊雕像变为一个真人，两人相爱结合）。

教育实践也表明：如果教师喜爱某些学生，对他们会抱有较高期望，经过一段时间，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怀、爱护和鼓励；常常以积极态度对待老师、对待学习以及对待自己的行为，学生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诱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这些学生常常会取得老师所期望的进步。相反，那些受到老师忽视、歧视的学生，久而久之会从教师的言谈、举止、表情中感受到教师的“偏心”，也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老师、对待自己的学习，不理会或拒绝听从老师的要求；这些学生常常会一天天变坏，最后沦为社会的不良分子。尽管有些例外，但大趋势却是如此，同时这也给教师敲响了警钟。

虚假同感偏差

我们通常都会相信，我们的爱好与大多数人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玩电脑游戏，那么就有可能高估喜欢电脑游戏的人数。你也通常会高估给自己喜欢的同学投票的人数，高估自己在群体中的威信与领导能力等等。你的这种高估与你的行为及态度有相同特点的人数的倾向性就叫做“虚假同感偏差（false consensus bias）”。有些因素会影响你的这种虚假同感偏差强度：

（1）当外部归因强于内部归因时；

（2）当前的行为或事件对某人非常重要时；

（3）当你对自己的观点非常确定或坚信时；

（4）当你的地位或正常生活和学习受到某种威胁时；

（5）当涉及到某种积极的品质或个性时；

（6）当你将其他人看成与自己是相似时。

(1)刻板效应：一群人的特征或动机加以概括，把概括得出的群体的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一个人，认为他们都具有这种特征，而无视个体差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我们通常认为生意人多数都精打细算，很抠门，那我们就说每一个生意人都很抠门。”这其实是错误的，正是社会刻板效应搞的鬼。我们把“生意人抠门”这样一种群体特征，强加给了每一个生意人身上，而忽视了个体差异性，其实生意人也有很多非常的大方人。再例如“我们常常会说文科男生多情，而工科男生古板，如果你想找浪漫的男友，千万不要找一个工科男。”这种说法把多数工科男生的特征强加给了每一个工科男生，同样是忽视了个体差异的社会刻板效应。正如我们故事中的老先生，把多数黑人的特征强加在约翰身上。约翰真的是一位“、小偷、杀人犯”吗?并不见得。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故事。

聪明的约翰见老先生不雇佣他，马上跑到老妇人面前，先行了一个礼，然后说道“夫人、夫人，您就雇佣我吧，我非常想获得这份工作，一定会好好干活的。”老妇人见约翰干净利落又很机灵，觉得很不错，就同意了。可是开始工作以后，约翰表现的并不好，总是偷懒，还总躲在墙角吸烟。好在约翰的嘴非常的甜，经常哄的老夫人眉开眼笑，因此老妇人觉得他哪都好，又聪明又机灵，待人又真诚。

故事讲到这又体现了首因效应和晕轮效应。

(2)首因效应：第一印象，指在总体印象形成前，最初获得的信息比后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正是首因效应的体现。例如我们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都非常的注重个人形象，希望给面试官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或者是在男女相亲的时候，如果女孩儿第一眼看见男孩儿觉得很有眼缘，很舒服的话，那么这个相亲的成功几率就会非常大。在故事中也就体现在约翰跑过去先给夫人鞠了一躬，然后诚恳的请求夫人给他工作，夫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之后即使他不是很勤劳，仍然也很喜欢他。

(3)晕轮效应：也叫做光环效应。当我们认为某人具有某种特征时，就会对其他特征作相似判断，也就是以点概面，当有一方面优势特别突出的时候，别人就会认为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如：电视上经常播出的明星代言广告。这个明星演技好，长的帅，我们就觉得他品德也好，也很诚实，代言的产品也一定很有效果，这些都是晕轮效应的影响。在故事中就体现为，老夫人因为约翰嘴甜，就觉得他哪都好。以嘴甜的特征，对约翰的人品和性格做出了相似的推断。

好景不长，老夫人对约翰的好印象很快就产生了改变，因为有一天，她看见约翰在房间里喝的酩酊大醉，还撒起酒疯来，砸坏了房间里的很多东西。非常的生气。晚上就和老先生抱怨说：“我真的很失望，看错了约翰，没想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早就说过不能雇佣黑人的。”老先生回应到。刚巧，老夫妻俩的对话，被躲在墙角吸烟的约翰听到了。约翰心想：“明天一大早他们一定会来辞退我，说不上还会诬陷我偷了他们的羊呢，不然先下手为强。”第二天一早，老夫妻起来后发现约翰已经不辞而别，还偷走了他们的羊，非常生气的报了警。警察一到集市就抓到了正在卖羊的约翰，把他关了起来。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在这一段故事中同样有两个效应的体现，就是近因效应和投射效应。

(4)近因效应：也叫最近效应，指在总体印象形成的基础上，新近获得的信息比原来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的现象。近因效应是近期获得的信息更重要，而首因效应是最初获得的信息更重要，这是二者的区别。例如：我们常说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这个意思。东吴吕蒙，勇敢善战，但出身贫贱，早年没有读书机会，在吴主孙权的启发下，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发愤读书，随着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见解也日益深刻。军师鲁肃瞧不起文盲吕蒙，一日和吕蒙吃饭，吕蒙对当下战事进行了分析，并为东吴的发展提供了五条建议。鲁肃听了，非常折服，拍着吕蒙的背亲切地说：我总以为老弟只会打仗，没想到学识与谋略也日渐精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吕蒙的几句话显示了自己的学识，属于新近的信息，一下子改变了鲁肃对他的旧看法，正是近因效应的体现。在故事中体现为，老夫人因为约翰酗酒这件新近发生的事，一下子改变了对约翰的好印象。

(5)投射效应：指与人交往时把自己具有的某些不讨人喜欢、不为人接受的观念、性格、态度或欲望转移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是如此，以掩盖自己不受欢迎的特征。常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苏东波嘲笑佛印说，“我看你就是一堆狗屎。”佛印却说：“我看你是一尊金佛”。苏东坡洋洋自得，回去说给苏小妹听，苏小妹说：“哥，你这不是骂自己是狗屎吗?”苏东坡把自己的态度、观念转移到了佛印身上，认为别人是狗屎，其实也是认为自己是狗屎。这正是投射效应。如：我国行人闯红灯屡禁不止，正是因为人们在闯红灯的时候，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别人身上，认为如果也是别人也会这样做，所以才觉得理所当然。故事中体现在，老夫妻俩并没有想辞退约翰，而约翰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在了老夫妻身上，推断他们会辞退，甚至诬陷自己。最后走进了监狱。

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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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2.6%、-3.0%、-1.5%和-0.8%.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0.8%和-1.4%，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0.4%和+0.7%.但是，以1985年价格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8%，比从1991～1996年9.0%的水平低了2.2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3.9%、44.4%、61.8%、30.4%、17.5%和14.8%，年均增长32.6%.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6.4%(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2.4%);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9.2%(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5.9%);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2.1%(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4.0%);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4.1%(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7%)。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8.8%、13.9%、5.1%、10.3%和13.1%，年均增长10.5%.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7.7%、集体经济年均增长8.2%、个体经济年均增长10.6%、其他经济年均增长18.1%.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从1993～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分别为55.6%、28.4%、24.0%和12.5%，而从1997～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只有5.9%、3.8%、3.9%、5.9%和15.3%;从1993～199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资本形成率的分别为43.5%、41.3%、40.8%、39.3%，而从1998～2001年的这一比率则分别是37.4%、37.1%、36.4%和38.0%.

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14.5%、62.9%、7.7%和9.0%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0.2%和3.7%;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额中，分别有22.3%、84.9%、11.9%和32.9%的投资是国家预算内资金形成的，而从1996～199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2.5%和4.0%.

这说明：与亚洲危机以前相比，1998年以后从增长趋势上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资本形成率基本上呈下降状态，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降低的也比较快;全社会固定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投资的结果。

3.积极财政政策与出口。从1991～1997年，我国以美元计算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6.7%，而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的增长速度分别是0.5%、6.1%、27.8%和6.8%.除2000年我国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等原因使出口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速度都比较慢。这说明，我国仍然没有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后不利影响的阴影。

4.积极财政破策与经济增长。从1998～2002年，我国保持了7.8%、7.1%、8.0%、7.3%和8.0%的经济增长率。据有关部门测算，这期间，围债投资，包括带动的银行贷款和地方、的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1.7、1.8、2个百分点。

5.积极财政政策与就业。首先，从职工人数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2331万、-564万、-486万和-468万。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职工人数总的变化情况为是-63万和-177万。

其次，从从业人员的变化来看，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的变化情况分别为+357万人、-423万人、+871万人和+940万人。而从1996～1997年与上年相比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变化情况分别为+903万人和+750万人。

第三，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从1996～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520万、570万、571万、575万、595万和681万，登记失业人数呈递增之势;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从1991～1996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都在2.3%～3.0%之间，而1997年以后，这一比率都在3.0%以上。其中，2001年达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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