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队现代化论文发表

有一篇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及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军事后勤学理论认为，后勤体制是军队作为实施后方勤务工作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和职权划分等。依组织系统分，它包括陆军后勤体制、海军后勤体制等；以任务性质分，它包括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以专业内容分，它包括物资财务体制、卫勤体制、运输体制、维修体制等。清代是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到最后阶段并逐步向近代军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晚清时期。近代后勤体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促进剂，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的仍是刀、枪、剑、戟等传统兵器及生锈的"红衣大炮"，延续古代军事后勤体制。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使国人感到了自强御侮的迫切性，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防御思想，但未受到朝廷重视。因此，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启蒙和发展阶段，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并无多大成效。19世纪50年代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军遭受严重打击，清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先进武器以维持其统治；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开始自制先进武器。从另一个侧面讲，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但使后勤职能人员相应增加、物资消耗量上升，更从军队波及到国家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还促使军费筹措机制和军费消耗途径的变化。可以说，军事后勤保障内容的变化是引起晚清军事后勤体制演进的重要原因。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是迫于武器装备的改变而被动进行的，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的后勤体系，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初步建立。本文主要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与后勤保障体制两个方面，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军事后勤建设的轨迹进行分析。一、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是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组织编制、职能划分和制度的统称，是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它由各级后勤指挥机关、专业勤务部门等组成。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基本承袭明代，以兵、户、工三部为管理后勤的中央机关。三部中涉及后勤的职掌分别是：兵部下设的武库清吏司掌管兵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令；户部管理赋税课征、仓库收支等事，并设有专管用兵经费的军需局；工部掌"修造权衡武备之事"，关于火药的存储发放和战船的修造等都属其责，下设有制造库，专攻冶金制造。三部关于后勤管理的意见往往由军机处转呈，皇帝旨意也由军机处传达。在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逐步坐大，中央权威被削弱。到清末，中央后勤管理系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洋务运动的展开，掌管洋务大权的总理衙门也执掌了相当一部分后勤事务大权，如海关、铁路、邮电、兵工厂等，皆涉及到军事后勤条件的改良和进步。随着三部地位下降，地方督抚军权和财力大增，在军事后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战争期间部队的统一后勤征集与调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后，除中央的后勤组织与指挥体制有所改变外，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也有了相当的变化。陆军主要体现在湘军、淮军上，海军则以北洋水师为代表。1、湘、淮两军的军事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湘军与淮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它的选将、招募、营制、饷章的制度都与绿营迥异，还装备了洋炮，开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先河。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陆军延续着湘、淮军的体制。湘、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在湘、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制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相应，其直接受命于曾国藩。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效率。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就后勤人员而言，是长夫制度的建立。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三十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职责分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与保持后勤保障的及时与效率。可看出，长夫只是与营伍相关的人员，而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是"夫"而非"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其它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可以说是对长夫的重要性及其任务范围的最好诠释。在后勤制度方面，湘军也是严谨而有实效的。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东南各省勇营，其后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采用此项饷章，只是稍加变通而已。陆军饷章确立薪水口粮之制：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该制度的优点是：与绿营相比，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得一兵之用；防止冒滥，用以养廉。湘军至同治元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在咸丰三年以前的2年中，兵仅9.7万，军需银开支达2510万两，可见军需立限的成效。2、北洋水师的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如果说陆军后勤体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湘淮两军之上，那么海军的后勤改革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之中。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装备先进外洋火炮，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北洋水师是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舰船部队，其作战方式与旧式水军极为不同，物资消耗量也极其惊人，在运行及维修方面均需要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及机器工厂。李鸿章认为："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戎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使专责成而免贻误。"他强调了军费、军械、电报、船坞工程等从地方到军队的后勤机构建设，也阐明了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1888年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一个适应近代海军建设要求的章程，它是海军军制改革的先声，对北洋海军的后勤体制建设，提出：关于"水师后路各局"，有负责维修舰船和旅顺口铁甲大石船坞，有专管兵船一切器具添置购买的船械局，有大沽木船坞，有专管海军全军俸饷的天津海防支应局，有专管水陆各军军火收发的天津军械局，有专修船上零件之威海行营机器厂，有总理水师营务处，有旅顺口、威海卫水师养病院等。可见，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已经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后勤机构，这是中国军队在后勤近代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各后勤机构专司一职，其运转均要依据一定的组织规则，调拨军械必先由各营局向北洋大臣请领，由督院发文至军械局，再由军械局交转运局向军械局领取发运。军械的分布情况要按季向北洋大臣汇报。二、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等保障的体制。从另一个方面说，后勤保障体制影响到后勤物质建设与供给的制度性来源，它又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内在联系。1、物质供应保障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后勤建设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始造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号中国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时，拥有舰艇吨位数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力量。但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品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困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保障可以说是型号混杂、质量低劣、数量不敷。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以前，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近代武器装备的配备，军饷开支只占很少比例。经费保障与国家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联。与前近代相比，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兵权、筹饷权归中央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这样，筹饷练兵制械等事，皆听各省督抚各自为政。督抚专权不仅是晚清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勤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清政府难以扩大筹措军费的渠道，也难以真正实现后勤指挥的统一。从饷源种类上来讲，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开办军事工业，所需费用更是水涨船高，筹措军费的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者没有什么变化，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都有了大幅增加。厘金则成为各地方军费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湖北设局抽厘始于咸丰五年，两年内，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设局抽厘先于湖北。经曾国藩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厘金成为湘军最稳定最主要的饷源。2、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清军在运输及转运体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以来，随着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交通方式的采用，传统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平时承运作战物资，战时用作水上攻击。此后，屡经争论，终于修筑了为数不多的铁路。加上台湾铁路，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铁路在陆运中所占比率并不大，各省驻防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所用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其进步无疑是革命性的。在通讯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其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巡视。1879年李鸿章试办天津至大沽间的电报局，是一条试验性军用专线；1881年开通津沪线全长3000余里，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虽然其经营管理模式为官督商办，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防军事价值。但是，因经费有限，中国电报线路只有陆线，没有海线，陆线易遭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这一点从甲午战争可以得到印证。三、影响与分析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震惊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进程，更对军事后勤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军事后勤建设的成效，与前近代相比，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后勤专业化的程度加强，后勤逐步与军队分离，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也与作战人员各司其职。如湘淮军的长夫制、北洋水师的后路各局等。其次，近代化的后勤组织与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如粮台、转运局。在后勤保障方面：其一，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保障，并触及社会基础工业。其二，拓宽了军费来源，以保障近代化军队建设的庞大支出。其三，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运用。正是由于这些近代化的进步，使清政府拥有装备一定数量西式枪炮的湘淮军及新兴的北洋水师，比绿营兵更能适应近代对外战争的需要。甲午黄海之战是中国海军以近代化方式进行海上作战的典型，在陆路战场还出现了步、骑、炮、工协同作战的局面。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以来清军建设的综合检验，其败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讲，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它的失败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仍是军事上的，表明战前的军事后勤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一，也是最为致命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由于各系统的军队以各自筹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自的军事后勤建设，因而表面上各军设置了不少后勤部门，但一旦大规模的战事降临，则出现协调不灵、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兵为将有，令属多门，互不统属，中央军事后勤体制与军队后勤体制权责交叉，缺乏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迅速溃败即证实了这一点。其二，机构设置不全，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后勤保障不力。甲午战争期间军粮、枪械不能及时到位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其三，虽然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军武器装备近代化有着不灭之功，但由于科技水平落后和基础工业不发达，不能为军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武器装备、交通、通讯等无法保障近代战争的需求。其四，后勤体制与西方后勤体制相比较仍然有差距：长夫仍然是夫，而不是士兵；另外，按西方军制，一个万人左右的作战单位都应有自己的后勤机关，中央则有统筹的后勤部，协调各军各省区的后勤机关，宏观调配。但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军事物资的调拨都控制于地方和实力派手中。这些缺陷使清军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军制，新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了改弦更张的契机。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国民经济制度的制约。在宏观上，军事体制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勤体制又是军事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后勤体制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即是说，近代中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受到晚清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制约。

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我们从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要求的实际出发，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以谋求理论创新、科技强军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等作简要阐述。 一、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为核心 中央军委从国家利益出发，适时调整和完善了我军军事战略方针，根据我国的国情，必需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这是我国信息化战争的核心指导思想。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赋予它新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去研究新问题、新特点，迎接新挑战，树立新观念。 1、要严格服从政治的需要 由于信息化战争的手段能够对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战争的决策者必需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为出发点，准确判断战争威胁的性质、程度、方向等情况，根据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在军事上的反应程度。因此，军事行动必需以国家政治斗争目的为依据，即战争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确定信息化战争的军事目的、作战目标、作战方法、指导原则等，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筹划军事行动，确实做对慎重组织、严格控制、不打则已，一打必胜、速战速决，要使敌人屈服或让步，为政治解决创造有效的条件。 2、要周密谋划战争全局 信息化战争的战场上情况多变，战场空间广阔。各种武器装备既综合运用又自成系统，同时军事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融为一体，作战保障复杂，技术性强。所以战争决策者必需具备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精湛的谋略艺术，对信息化战争进行全面周密的谋划。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一要创造有利的作战环境，在战争力量的使用、作战手段的选择、各种斗争方式的配合，特别是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利用方面和精心谋划，积极创造战机，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赢得战争的胜利；二要充分预见各种复杂情况，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才能从容应对，积极谋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达到灵活随机应变取胜的目的；三要主动把握战争进程，注重战争阶段的谋划，要有连贯性，以便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攻击，不给敌人喘息和还手的机会，力争速战速决。 3、要注重综合整体的威力 信息化战争不仅是诸军兵种作战能量的联合，而且是各种作战力量、各个作战空间、各种作战方法、各个斗争领域的大融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国家的整体威力和综合效能。要打好一场信息化战争，就要掌握好两个突出的特点和要求，一是在技术上既要组织自己的信息化作战，又要对付敌人的信息化作战，更要注重发挥整个社会的技术优势，特别是信息优势，形成整体综合作战能力；二是在地域上，必需把国家的整体优势聚合在交战的主要地区，形成整体合力，构建陆海空天电五维一体的战场体系，最大限度发挥整体威力，信息化战争。 4、加强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信息化战争具有爆发突然、进程短促、战场广大、体系对抗等优点，几乎没有双方态势优劣、力量强弱转换的时间和空间，战争开始之际就有可能进入战略决战的高潮。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前的各种准备。这也就是常说的有备无患。在信息化战争中，只要善于积极筹划备战，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就能打赢高技术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准备的内容非常广泛，对我国来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准备。 二、以谋求打赢信息化战争理论创新为前提，大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努力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履行军队历史使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要着眼信息化军队建设；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突出针对性，研究性和实效性，在解决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下功夫，拿出有效管用的创新成果来。 1、改善军事理论创新机制，抓住有利的机遇，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机制：一要激励军事理论创新精神，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争当科技专家的良好氛围，用科学理论、方法、知识来发展军事理论；二要改善军事理论创新的条件，运用虚拟实验技术，建立作战实验室，把电脑推理和专家经验相结合，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空间和方法；三要营造宽松的军事学术争鸣环境，要造就敢于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的军事人才；四要建立健全单键激励机制，使各种优秀人才和有价值的成果脱颖而出，不论学历、资历、年龄、职位，只要有创新成果的人才，就能得到奖励重用。这样就形成了、人人创新、关于创新、敢于创新的新局面。 2、积极探索制胜的作战理论，从更广阔的视角，突破传统领域，研究新问题、新理论，切实摸索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发挥“力量保证、安全保障、战略支撑、重要作用”的思想和方法，为我军有效履行新使命提供理论指导。 3、扩展我军理论创新成果，必需紧跟世界新军事潮流，着眼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困难，突出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加紧创新如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指导理论，研究如何按照信息技术发展建设信息化军队，并健全信息化战争的国防动员机制等，切实拿出实在管用的理论指导成果，为我军官兵履行新的使命，驾驭信息化战争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 三、以科技强军战略为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就要什么样的军队。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要坚定不移的执行科技强军战略，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才能在新军事变革中抢占先机。 1、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动力，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的创新步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力，促进机械化武器向信息化武器系统推进。 2、提高军队信息技术含量，就是要依靠信息技术建设军队，把军队现代化的着眼点放在提高部队信息技术含量上，充分发挥信息的作用，改变旧观念，确立信息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中心作用，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武装军队，全面实现“看得见，传得快，打得到、打得准”的作战能力。 3、建立信息化的装备体系，就是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C4ISRK为核心的装备体系。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就是体系的对抗，谁的装备体系出现缺陷，谁就吃亏。我军必需在信息化建设中加大投入，构建信息化研制平台，控制和利用好信息资源，以信息流控制物质流，让研发的武器装备向更精确、更灵活、更可靠、更及时的方向发展，随时应对复杂的信息化战争。 4、强化信息化作战训练，加强培养信息化作战人才，提高军队信息化素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意识强烈，具备获取信息的强烈愿望，关于运用多种方法、手段采集信息；二是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熟悉敌我双方的信息武器的技术性能，并熟练的使用它；三是熟练掌握处理信息的方法，关于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海洋中正确区别各种信息。 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研制新武器，二就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原有的旧武器进行升级改装，使之能适应未来的作战要求。这两条路我们都要走，而且都要走好。 五、以实施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要驾驭信息化战争，人才是关键。新型军事人才需要有良好的全面素质，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树立新型军事人才制胜观念，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目标是“五支人才队伍建设”，具体是指要培养大批具有良好的全面素质的指挥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创新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因为信息技术和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战斗力，作战要靠信息化人才来谋划。 2、确立新型军事人才素质指标要求，信息化战争对未来的军事人才有了很高的要求，我认为，未来的军事人才必需有“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深厚的军事理论素质、灵活的战略思想素质、先进的军事技术素质、高超的军事指挥素质和深邃的洞察力、准确的预测力、果断的决策力、灵活的协调力、及时应变能力和大胆创新能力。”一句话，要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必需关于运用新的科技成果、科技手段和先进的国家成功经验，追踪高技术前沿，执着追求、敢为人先、打破常规、抓住机遇，迎接新抢占，找出新办法。 3、改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模式。一要充分发挥院校的渠道作用。走开拓国民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路子，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教育投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产出多，以质量效益为核心的集约化培养模式。二是培养内容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三是实现培训方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打破专业限制，院校界限，实现教学力量与信息资源共享，借助地方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各方面优势培养特殊人才。二要充分发挥重大演习平台作用。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演习就是考核、检验评估指挥员素质的最佳平台。要想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争中应对自如，就必需在一次次演练中磨砺、摔打、培育、提高，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三要尽力开拓多元化培养途径。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教育资源，特别要扩大与外军的军事交流，增加军事留学和考察技术人员的数量，做到“知己知彼”以提高各种人才特别是技术型人才的综合素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起于军事自强目的，也结束于军事指挥和其他方面上的失败。1.起因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太平军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有点，虽然他们组织训练方面很平常，军器不及官军，但由于那时官军暮气很重，军饷低，无纪律，无操练，猜忌深，所以“简直腐化不成军”（《中国近代史》P47）。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因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发出“唯独火器不能及”的感慨，所以先后上书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奕�6�0也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想，这些是洋务运动的起源，也应该是近代军事发展的起源。2.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对军事近代化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1.器物方面 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铁甲兵船，建立北洋海军。我觉得这些很可贵，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是“重陆轻海”，洋务运动使战略方针逐步改变。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航空母舰，可见这种古老的战略影响有多深！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不是旧式水师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它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还坚持了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虽然很多人批评洋务运动不彻底，但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2.思想方面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3.人才方面 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培养了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其他官员全部由海军学堂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在近代军事上，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洋务运动使得近代先进火器在技术上的不断上升，中国与列强的差距逐步缩小。3．（军事）改革中遇到的阻碍1.领导人眼光局限 曾国藩等洋务派领导人没出过国，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才出过，他们毫无机械知识，及时钦佩西方机械，但没有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也不能把运动彻底的搞下去。军事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 北洋海军初成立时，李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军官做指挥，后来却误听人言，辞退了他，并用了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做总司令。2.经费 老师在课上讲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光绪和他父亲怕慈禧不肯交出政权，用修建颐和园的方式让慈禧沉于游乐，而修园经费很大，李鸿章只好挪用建海军的款子修园。所以甲午之战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无一只新船，而日本每年都更新船只。3.守旧派的阻挠 士大夫的陈旧思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等观点是士大夫不去投考科学班。开明的郭嵩？和曾纪泽两人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被骂汉奸，一个隐居一个气死。迷信的民众也阻挠了发展。4.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问题北洋海军的失败不仅在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导致了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 如用人不当，加上军队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侵略者。还在于清政府战略战术的错误，。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彻底！）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告诉我们，只学习器物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根本上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

军事基地的建立是国防现代化之所必须,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要在新疆西部,东北沿海,巴基斯坦,柬埔寨,山东半岛,台湾(将来),建立军事基地,这是突破美国包围圈,控制世界各国,中国走向世界唯一途径,也是中国最好的国防.,鐧惧害鍦板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