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齐涛发表的论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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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头活水清如许，东风细雨润春蕾艺术教育是我校的传统教学项目、特色品牌项目。我校小学生民乐团自1999年7月建团至今，已经举办民乐专场音乐会数十场。曾经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全国首家小学生民乐团专场音乐会，为山东省创造教育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举办专场音乐会，赴济南举办山东省九五教育成就展专场音乐会，应邀在人民大会堂“首届中国少年儿童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晚会”上进行演奏；在本市以每年一届音乐会的学校传统，已经连续推出了七届。这一系列举措，奏响了我校艺术教育的华彩乐章，有力的促进了学生艺术素养及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立足厚实积淀，着眼改革创新。2008年，我校改革艺术教育的教学形式，将原来的课外辅导方式改为校内选修课。我校的艺术选修课，本着“坚持教育公平原则，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者”的原则，学生通过选修课学习，每人至少具备了一种艺术特长。2010年又将民乐教学纳入校本课程系列。把艺术教育推向了深化研究与提升阶段。二、艺术资源赛宝藏，双师教学伴成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校的艺术选修课在课程设置、内容选择、学生选修、教师配置等方面广开门路，兼容并蓄，开拓创新，做到了课时设置合理，教材开发适宜，学生安排有序，师资充裕优质，力求规范而高效。1、开设艺术选修课《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设置指导意见》指出：将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时统筹安排、综合使用，共占课时总量的16.8%，学校可以把学校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课时综合使用，集中或分散开设。《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规定：小学阶段的课程以综合课程为主，鼓励选择综合课程。我校充分利用地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集中安排综合的艺术选修课，设置为每周2课时，每学年约64课时。艺术选修课程以民乐教学为主，同时开设舞蹈、合唱、美术等科目，以满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要。民乐选修的内容包括民乐基础知识、乐器演奏基本技法、民乐历史知识与经典作品、民乐演奏的团队知识和礼仪知识、乐器养护知识等。乐器教学则按照打击乐、笛子、唢呐、笙、二胡、大阮、琵琶、古筝、柳琴等类别进行分组（班）教学。在选修课时间，要求学生人人选择一门有兴趣的课程参与学习。学生选修采用个人自愿与教师选认相结合的方式，学生依据兴趣爱好提出各自的选修意向，选修课教师负责面试，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确定学生的选修科目以及各类课程的选修人数。已经选修的学生，如果中途兴趣转移或学习不适宜，可以重新选择。学校按科目、组别组建临时走读班，设置固定教学场所。如组建了二胡大（小）班、笛子班、大（中）阮班、琵琶班等，学生每次参加选修学习都要到指定的教室去，常年不变更。2、开发民乐校本教材《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指导纲要》规定：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适合本校的课程。按照“传承文化，推陈出新，奠定基础，发展特长”的理念，我校研发了《民乐教学系列讲义》，如《二胡入门》《琵琶入门》《古筝入门》等。组织力量搜集、整理、改编民乐资源，建立学校的民乐曲谱库，已汇集适合小学生演奏的优秀曲目一百余首，其中既有传统的成品曲目，也有经过简化处理的改编曲目，还有融入现代音乐元素的创作曲目。我校自主研发的这套民乐教材被评为潍坊市校本教材一等奖。丰富的课程资源为选修课教学提供了有力保障。民乐校本教材中供学生学习与演奏的主要曲目有：创作曲目：《希望》《黄土情》《沂蒙情》《自古英雄出少年》改编曲目：《映山红》《唱支山歌给党听》《春到沂河》《丰收凯歌》《阿里郎》《茉莉花》《好汉歌》成品曲目：《北京喜讯》《春节序曲》《彝族舞曲》《彩云追月》《丰收锣鼓》《丰收年》《花好月圆》《拉德茨基进行曲》《喜洋洋》《赛马》《乡韵》《扬鞭催马运粮忙》《我是一个兵》《山村来了售货员》《双手开出幸福泉》《战台风》《阿里山的姑娘》《美丽的村庄》《雪绒花》《世上只有妈妈好》《火车进山寨》《火车向着韶山跑》……3、实行双师制教学我校专门设立了艺术教育总指挥和总负责人，组建了艺术选修课的教学团队，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选聘的教师阵容整齐，实力雄厚。学校还特设一名艺术总监，全面负责外聘教师对艺术选修课的教学水平；为每个教学班（组）配备指导教师和管理教师——聘用的校外艺术教师，均为我市的民乐专长人才，具有长期从事民乐基础教学的丰富经验和显著业绩；选用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和一定艺术特长的本校教师担任管理教师，负责协助开展常规管理和教学活动。实行双师制，保障艺术选修课的有序性、高效性。艺术教育组长（总指挥）于政虎艺术教育副组长（总负责）李国庆 民乐教学双师制配置一览表组（班）别 指导教师 管理教师 艺术总监打击乐三、掠浮去躁本道立，建章立制促发展每当周二下午，学生参加艺术选修课，校园里琴韵悠扬，笛笙和鸣。高年级学生温故习新，娴熟自如；低年级学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猛听得锣鼓铿锵声骤起，又欣闻大珠小珠落玉盘，低回处令心悱恻，澎湃时激人畅扬。人们走进校园，常惊羡于一朵朵盛开的艺术之花。其根基深植于我校始终遵循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正确方向，按照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特点，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着眼于兴趣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以扎实的课堂教学予以保障，实现学生艺术技能和品格修养的双丰收。1、依据课标，切合实际，设定教学目标落实《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结合我校民乐发展的现实需要，确定民乐课程的教学目标：（1）提高民乐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2）培养民乐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3）学习民族乐器的基本演奏技法。（4）提高学生的民乐实践能力。（5）培养爱国主义精神。（6）尊重民乐艺术，弘扬民族文化。2、分组指导，分层教学，发展兴趣特长我校选修课的课堂教学，按乐器类别划分学习小组，实行分组指导。在各组中则实行分层教学，对年龄差异较大、学习水平不同的学生，选用不同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在训练要求上有所区别。小学生学习民乐应建立在兴趣之上，通过引导、启发、鼓励、点拨等方法增加趣味性，注重民乐教学与歌唱、舞蹈、绘画等姊妹艺术相结合，弓法、指法的严格训练与唱谱子、讲故事、做游戏、小组比赛、小规模演奏等多种学习方式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张弛有度，循序渐进，在浓厚的兴趣氛围中逐步强化教学效果。3、加强实践，重视体验，开放教学形式我校努力保障艺术选修课的教学设施与活动经费，购置了大批训练器材，并维护这些器材的正常使用。积极为学生创设艺术实践的机会，定期策划与组织大型民乐专场音乐会，经常性的组织学生参加公益演出活动。例如，近几年民乐团举办的重大演出活动有：2007年2月参加潍坊市电视台“春节晚会”录制演出，同年5月成功举办“和弦童心专场音乐会”；受潍坊市教育局委派，民乐团于2008年4月19日成功举办“海峡两岸青少年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为推动海峡两岸中小学生艺术交流做出了贡献，同年5月为赴潍考察的教育部专家团举办专场音乐会，得到高度评价；2009年5月，受潍城区教育局委托，成功举办潍城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民乐团十年庆典专场音乐会，社会反响热烈。2011年5月30日又一次成功举办了庆“六、一”童心神韵专场音乐会，受到了领导、专家的高度评价及家长的赞誉。学生通过参加一系列的演出实践活动，切身体验成功感，自信心得以加强，学习成果有效巩固，极大地提升了综合素质，得到了社会支持与家长拥护。4、机制保障，评价引导，师生同步发展师资力量是开设选修课的保障。我校将选修课教师纳入教师成长计划，实行校本培训制度、目标责任制度和严明奖惩制度，通过制度引导与激励教师积极达成预定的教学目标，并同步成长为爱艺术、懂艺术、有特长的艺术教育骨干力量。为使学生长期保持对民乐学习的兴趣与持久动力，我校设立了段位卡，实行等级考核与管理，开展多元化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放入学生的成长记录袋。四、桃李不言自成蹊，丝竹雅韵路正长开设艺术选修课，为广大学生提供了艺术学习与实践的平台，使历史悠久的优秀民族艺术走进了普通学生与一般家庭。学生在校园里受到了艺术熏陶，演奏技能得到训练，艺术素养不断丰富，并且磨练了意志品质，提高了道德素质。参加艺术选修的学生，普遍养成了认真严谨、吃苦耐劳、团结合作、自信自强的良好作风，并自觉迁移到在校学习的各项活动之中，学生的识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创新等方面的能力特别强。近三年来，在省部级以上组织的艺术比赛、征文评选、科技创新比赛中，先后有2000多人次获奖。六年级袁倩玉同学的家长在致学校的反馈意见中写道：“音乐会的举办给予孩子们的不仅是一个展示过程，更体现了团队合作的一种精神。对现在这些独生子女来说，在家中个个都是小皇帝，团队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让他们懂得个人力量固然重要，只有团队的合作才能达到气势恢宏的境界。感谢学校，感谢老师！”徐冰怡同学的家长则高兴地说：“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不仅能受到艺术熏陶，而且还提高了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我校不仅积极开展艺术教学实践，而且重视对艺术教育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成果，多次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其中《小学民乐教学研究》成果荣获2009年度潍坊教育创新一等奖，我校被命名为潍坊市艺术教育传统项目学校。2009年，2010年，2011年分别有潍坊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领导、潍坊市关工委的领导以及大连市中山区教育考察团、黑龙江省及山东蓬莱等地市的一些兄弟学校先后来校观摩艺术选修课，纷纷给予高度评价。《新世纪文学选刊》《齐鲁晚报》、潍坊电视台、潍城电视台等媒体专题报道了我校艺术教育的情况与成绩。 在小学生中成功开展艺术教育，不断丰富素质教育的内涵，使我校的办学水平与社会影响力快速提升。我校被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科研兴教先进单位、山东省教学工作示范校、潍坊市民乐教学传统项目学校、潍坊市特色学校，潍坊市朝阳读书双十佳学校，荣获国家级艺术教育突出贡献奖、山东省“教育成就展”特别贡献奖、潍坊市教育创新一等奖等荣誉。台北市的来宾在观赏了我校专场音乐会，东华大学教授李少如先生题赠：“乐美音谐，文化深蕴。”徐德莲老师赞叹道：“绕梁三日，潍坊之光！”原山东省教育厅齐涛厅长特别为本校题词，“特色立校，素质为本。”将激励我校师生在素质教育的征程上，一如既往，勇于实践，向着更高的目标大步前行。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于孩子的素质教育要求越来越高，而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未来社会对于高素质新型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学校教育中，不但要“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要开发小学生的智力，促进小学生全面自主地发展。关键词：美术教学；兴趣；能力在小学教学中，美术教学在培养和发展小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小学生将来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小学阶段是每个孩子美感启蒙的重要时期，与以往应试教育背景下的小学美术教育相比，现在的美术教育抛弃了“填鸭式”的僵硬方式，更加注重学生全方面的均衡发展。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思维发展的极大推动力，学生对于一件事情有了兴趣，那么就会很自然地聚精会神地去做好，集中精力，积极思考。美术课对于小学生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画画！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点，从而激发孩子的创作灵感。利用美术教育轻松自由的条件，启发、诱导、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通过一系列的有趣的活动，让学生有愉快的心情，强烈的欲望，坚定的信心，自觉自愿地去主动学习，然后引导学生进行美的体验，美的创造。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深受小孩子的喜欢，那作为教师，我们就可以将喜羊羊或者灰太狼之类讲给小孩子听。这样一来，美术就起到了培养学生兴趣的作用，让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都可以找到学习的动力，带动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学习的成绩与效率。二、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美术活动始终离不开想象，没有想象力就无法进行创造性创作。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培养儿童的创造思维十分重要。小学美术教师，要提高儿童的创造力，使用启发式教学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的理性思维得到挖掘和发展。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使其创造力得以启发和培养。由于儿童的控制力弱，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喜欢使用好奇的眼光看世界、想象世界，有着天生的求知欲，我们应启发他们，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发挥学生的表现才能，使儿童多思、多想、多问，自觉养成比较和概括的思维习惯，同时让学生夸张想象，积极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吸取素材，从生活中学习，要把瞬息变化，美丽多姿的生活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去。学生在完成一件作品时会有意无意地注意表演对象，并加以记忆。观察得越多，记忆内容越丰富，这样就会将那些本来无联系的内容随意地组合在一起，并进行一些细节的“添枝加叶”，时间一长，他们的想象力就会更丰富，就能在作品中体现儿童的个性思想。三、发展学生积极的思维和创造能力美术重在创造、求异。越表现出和别人不同的就越有自己的特点，越有个性，这就产生了创造性。而美术作品的这一特点来源于思维，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对周围事物多提几个“为什么”进行思考，才能拓展学生的思维。为什么要这样画？为什么要这样添？为什么要这样构思……这些都是一个创造过程，是培养创造能力的具体途径。因为儿童本身潜意识的童真、稚拙的造型特点，学生往往会把水果画成人画，并赋予一定的面部表情；把画一个人侧面的眼睛可以画成正面人的眼睛，人物手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随意安排，全身比例也可以没有一定的规律。在他们眼里，观察到的不仅只是自然形态的模拟。也不受固定模式的束缚，随意性的人物夸张变形，呈现出具有独特的童趣稚拙，他们习惯用手中的线条去描绘自己的现实生活。因此，创造力是孩子活跃的灵魂，是推动孩子智力发展，带动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当前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艺术创造因其所具有的特性，在艺术教育以至在整个教育中都占着独特的重要位置，我们要积极而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四、发展学生全身心的协调能力在美术作品的形成过程中，观察、记忆、想象和理解能力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在眼、脑、手、体相互协同作用下，集中注意力才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美术课教学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是对学生进行多观察、多动脑、多动手的基本活动，能使学生的脑、眼、手等多器官协调并用，锻炼和调高学生观察力、判断力、表现力和创造力，从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五、陶冶儿童的性情，塑造美好心灵鲁迅先生曾指出：“美术可辅助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遂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上，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美术教育用视透形象刺激人的思维意识，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某种道德观念，是进行精神品质和思想意识的教育，能触动灵魂的向往而达到优美崇高思想境界的效果。如静物写生，真实而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如画校园题材的游戏，反映了学生天真烂漫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让学生为童年生活和学习而陶醉。产生爱学习、能与人友好交往，并会互相关心、团结向上的好品质。在进行一些《我的家乡》《难忘的旅游风光》《蓝天白云下的农村》等记忆画训练中，让学生大胆表现祖国江山的美，家乡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大自然的美好风景，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在这些思想健康、情趣高尚、有益身心的各种活动中，使他们在感官上愉快、情感上受到感染，心灵上得到触动，达到陶冶情操，塑造美好心灵的目的。总之，在新形势下，美术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对从事美术教育和教学的广大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小学美术教育只有从儿童特点出发，结合生活实际，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使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甘肃省通渭县陇阳学区周店小学）

齐涛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初版于1999年。其时，已有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鸿篇巨制，但一直缺少一部简明的、适于历史专业与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因此，齐先生组织人员，编写了这部小型的教材。教材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已在四十多所高校的历史或经济类院系使用，并被一些大学指定为研究生教材。在重印七次之后，教材的编写者对其进行了修订。（以上据“再版后记“，页374）修订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发行。全书共四十四万余字，由绪论开题。绪论之后共有八章，分别为：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本书绪论部分的修订者为马欣教授。绪论提纲挈领地讨论了六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土地赋役制度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经济区划问题。以下就是恒恺读此书时做的笔记，或曰摘抄。 1、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1）他（斯大林）的结论是“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但他举证的前提却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地理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在逻辑分析中应当是属于偷换概念，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页2）（2）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中国可资利用的土地面积远小于欧洲。第二，中国的土壤条件亦较欧洲恶劣。第三，中国的气候条件与欧洲迥异。（页3）（3）中国自然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略的原因，以农业经济为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之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欧洲有利的地形条件与温润的海洋性气候，使其森林与草场覆盖率远高于同期中国大陆。而欧洲历史上又不曾存在地狭人多之虞，这儿农民的生产经营始终采取大面积的粗放耕作。在此基础上，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发展起了农牧混合经济。农牧经济与耕织经济中的粮食生产均是以耕地为本，生产可变率较低。但农牧经济中畜牧业以及与之相联的毛纺业却具有较高的可变率。中国耕织经济中的纺织业虽然在明清时代也呈现出一定的商品化生产倾向，但始终未脱出封建自然经济的桎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纺织业以桑（蚕）、麻、棉为基本原料，而桑、棉、麻的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也是以耕地为本，这就使中国历史上的纺织业因社会需求而增加生产的弹性较小，未形成商品生产的大潮流。（页3-4）（4）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气候变化。（页4-5）（5）地理环境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的反馈。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森林植被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生产产生的三个方面的直接影响。（页5-9） 2、经济结构问题与传统经济的走向（1）经济结构主要应当包括农业经济结构、手工业商业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着眼于立足于其上的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关系，并进而探求其成因与影响，这是把握中国古代经济运行脉搏的重要一环。（页9）（2）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型经济。（页9）（3）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与依附性。第一，对于乡村工商业而言，其突出的特性是手工业与商业的难以分割，以及工商业与农业经营的难以分割。第二，对于城市工商业来说，其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性。所谓依附性主要是指城市工商业对政权以及上层社会的依附。（页9-11）（4）东方所具有的乡村活力与恢复的能力体现在：第一，中国乡村农民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能力。第二，中国古代是城乡一体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第三，中国古代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色，单位面积产量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这种活力是十分有限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中国古代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压力：其一是城市膨胀的压力，其二是工商业的发展，其三是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页11-12）（5）造就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是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大分工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这是造就混合型、多元型经济结构的直接原因。而中国社会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分工，原因又有二：一是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经济特性，一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所造就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页12-13）（6）中国文明的形成途径给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国家机器先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第二，自国家产生起，政治活动、政治组织与政治目的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先导性的内容；第三，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法血缘关系交织到了一起，因此，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国民一直没有真正地实现。（页13） 3、经济技术的发展道路（1）经济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先导。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主要由农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术两大部分组成。（页13）（2）农业生产技术的基本组成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与农产品加工技术，其基点应当是农业耕作技术。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的最突出特色便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的实施，是由我国特定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历史上中国农业产量的多寡不取决于播种面积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精耕细作的水平。这种精耕细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使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带来整个农业经济的繁荣，但是，这种精细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又使得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充分的空间，难以出现新的突破与变革。（例：牛耕）与技术发展相应，精耕细作还直接制约着中国封建农业的转化。（页14-16）（3）手工业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实用技术的发达与成熟，而实用性的最大特点是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页16-17） 4、土地赋役制度问题（1）要想真正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政策，就必须从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入手。（页17）（2）中国古代的土地赋役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夏商西周至井田制瓦解，其特点是税人与税地的合一，典型代表是井田制；第二阶段是自战国授田制到中唐均田制的瓦解，其特点是以人户为税基的赋税占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自两税法到清朝的摊丁入亩，其特点是以土地为税基的赋税逐步占主导地位。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与宗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制三种土地形态的矛盾运动联系在一起。（页17-19）（3）大土地所有制：首先，国家政权对私有地权一直处在抑制中。其次，中国古代地权关系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中国古代地权转移与分散化的根源有三：第一，大土地所有者的多元化与非身份化。第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化起步早，进展快。第三，中国古代的家产继承制度是诸子的平均继承。（页20-22） 5、工商业政策问题（1）中国古代的工商政策有三条基本原则：抑商、官办与垄断。（页22）（2）论者多认为，“重农抑商”的核心是农本思想。但王朝统治者重农的第一本意不是发展农业、繁荣乡村，抑商的第一本意也不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历代王朝的重农政策固然有保护、扶持农业生产的意义，但其第一本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页23-26）（3）“抑商”抑的是王朝所控制的工商体系之外的私营工商业。与之相应，则是历代王朝对官手工业与官营商业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工商垄断政策可以以刘晏的榷盐法为界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垄断以官办为主，后期的垄断则是官与商的结合，以特许商人的商运商销为主。这种官商结合的后期垄断对于传统经济的转型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十分强烈的负面影响，是阻碍近代历史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页26-27） 6、经济区划问题（1）中国古代的经济区域首先是在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页27-28）（2）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又由西返回，再进而南下的过程。夏商时代，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代，则移至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多中心时代，后“秦地”（关中和蜀中）占据了龙头地位；西汉时代关中与山东并为两大经济中心；东汉时代，关中凋敝，经济重心完全东移；魏晋南北朝时代，又一次出现中心多元化；隋唐时代，形成以长安、洛阳，扬州，益州为基点的三个经济中心。宋元明清时代，又进入了一个经济多元化与多中心的时代。（页28）（3）中国古代经济区划变迁中的三个基本趋势：首先，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多元化的过程；同时又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过程。（页28-29）（4）影响经济区划与经济重心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五项：自然环境的变动（两方面）、人口的流徙（有自然环境变迁、社会政治、人口压力等多方面原因）、经济贸易交流与交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因素）、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促成新兴产业的生长；三是推动经济规模的拓展。）、政治与战争的影响。变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页29-32）※中国传统经济的归宿：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将中国传统经济带入资本主义，也无法改变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运，它最终还是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页32）最后，恒恺从绪论的引注文献中，整理出若干进一步阅读的研究性著作：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齐涛《丝绸之路探源》。附带言之，绪论第二部分所涉及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定道路，可参阅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一书，尤其是该书第二章《中国的洪水传说与创世纪》，精彩。庄恒恺 2012年春（转载请注明出处：庄宝宝的部落格）答案转自百度百科

呵呵，这都是那个时候的成就，下面概说部分会让你更好的认识魏晋南北朝刘徽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刘徽，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曹魏末年，他撰成《九章算术注》9卷，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割圆术。《九章算术》说“周三径一”，即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刘徽认为这太不精确，指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刘徽发现圆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时，多边形周长就无限逼近圆的周长，从而创立割圆术，他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相继算出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至正九十六边形的边长，求出正一百九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的结论。后来，他又计算出圆内接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即圆周率为3．1416。刘徽运用了初步的极限概念，并提出了割圆术，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字文远。河北涿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西晋末年，祖家从北方南迁。他曾任刘宋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从事，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令；萧齐长水校尉，掌管禁卫军守卫京城。曾写过《安边论》，建议齐明帝“开屯田，广农殖”。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计算。祖冲之是世界上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彩色大理石雕像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世界大科学家陈列”的走廊上。 祖冲之最突出的贡献 祖冲之是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巨大贡献。他33岁时提出的“大明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纠正了当时通行的“元嘉历” 的误差。他重造了指南车，发明了千里船和水碓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地推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 圆周盈数（过剩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朒，nǜ。朒数，不足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圆周率 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同直径的比率，通常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圆周率应用广泛，在天文、历法、机械等各学术领域，只要涉及到圆的问题，都要运用到圆周率。圆周率是永远除不尽的无穷小数。求圆周率精确的程度，标志着古代数学水平和科学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精确数值比外国要早一千年左右 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等，计算圆周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祖冲之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杰出数学家。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果。但是，阿尔·卡西比祖冲之晚了近一千年。欧洲直到16世纪才由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重新算出这一数值，他们比祖冲之晚了一千一百多年。 祖冲之收集和阅读了古代大量的天文、数学文献 在祖冲之以前，我国古代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文献主要有：战国时期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叫《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夏小正》是战国时编成的一部历法书，基本上保存了夏历，即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比较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化，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历法。《周髀算经》编写于公元前1世纪前，《九章算术》西汉成书。《史记》中的天官书，记载了许多天文学现象。此外，秦朝有《颛顼历》，汉武帝时有《太初历》《三统历》，刘洪撰《乾象历》，张衡著《灵宪》。这些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文献，对祖冲之很有帮助。 圆周率数值的推算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体为三比一。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圆周率数值的推算也日益准确。从西汉刘歆到齐梁祖冲之，不少人为推算圆周率数值做出过贡献。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任中垒校尉，整理文艺群书，对经籍目录学做出了贡献。王莽建新政权，歆任国师，后因参与谋杀王莽事件，事败自杀。通晓天文律历，著有三统历谱。刘徽，魏晋时数学家。魏景元四年前后，注九章算术十卷，撰九章重差图一卷，创造测望推算的方法。他的主要发明是用割圆木求圆周率，计算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求得圆周率为3．1416。何承天（370—447），南朝宋天文学家，东海郯人。元嘉时为著作佐郎，撰修宋书，未成而死。他博通经史，精天文律历，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历法疏漏不当，奏请改历，称元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贾思勰 贾思勰，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山东益都人。在北魏末年当过高阳（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太守。他研究前人有关农业的著作，搜集民谣农谚，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在实际生产斗争中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比较，写出了《齐民要术》一书。该书是当时中国农业科学的总结，据此书我们得以知道当时农业科学的发达。该书所载，有现在还有用的，有可作为借鉴的。所以，这部书是我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92篇，分为10卷，约11万字，包括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其中，农艺和园艺占了重要篇幅。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在该书中都做了总结性的叙述。在农作物的栽培和种植方面，《齐民要术》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书中记载了主要农作物粟、黍、稷的播种日期，介绍了怎样选种、浸种和给水稻催芽技术，以及轮作和套种的经验。该书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增强土壤肥力，要利用农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应当指出，该书中提出了绿肥轮作的方法。当时欧洲还广泛实行轮换休耕的耕作方法，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人在农业上才实行绿肥轮作制。在蔬菜栽培方面，认为应高度利用土地，生产上要粪大水勤。在果树种植方面，详细介绍了嫁接法。在家畜饲养方面，注意喂料和喂水。该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二十多种造酒的方法。该书引用有关著作156种，在我国农学史和世界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郦道元 郦道元（？—527），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为御史中尉，后任关右大使。雍州刺史萧宝寅反，被执遇害。性好学，注意地理学。搜集大量地理、历史材料，引用地方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写成了《水经注》一书。 《水经》 《水经》，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汉朝桑钦著。书中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其源流和流经地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 《水经注》 《水经注》，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40卷。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而成。该书中水道增加到1250条，注文20倍于原书，引用书目多达四百多种，大大丰富了《水经》的内容。《水经注》系统描述了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水系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及水利开发。并以水道为纲，记载沿河所经地区山陵、原隰、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现象，以及城邑、关津的建置沿革、兴衰过程，还有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等，几乎包括所有历史地理的内容。在辗转抄录流传中，《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出现许多混淆与舛误。清朝乾嘉学者对《水经注》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如全祖望著《全校水经注》，赵一清著《水经注释》，戴震校《水经注》。近代杨守敬、熊会贞又著《水经注疏》，注明郦注征引故实，详述郦注所叙水道的迁流，订正全、赵、戴诸家校释，是一部有关《水经注》的很好的参考书。 《水经注》对三峡两岸猿声的描写 译成白话为：空旷的山谷里传来猿叫的声音，那样哀婉，久久不绝。打鱼的人唱歌道：巴东三峡巫峡最长，猿叫三声就使人泪沾衣裳。 图画说明 古代骨算筹 这是1971年陕西千阳县出土的西汉骨质算筹，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算筹。算筹是我国最早的计算工具，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当时除了骨质算筹外，还有木质、铁质、铜质等各种材料。人们计算时用算筹摆成横式、纵式两种。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依次类推，纵横相间，便能表示各种数字。如果遇到“零”则不摆算筹，让这位数字空着，图中右侧的算筹表示的数字是1976。算筹在我国古代使用了近二千年，逐步被珠算所代替（一）概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