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和沉积物期刊投稿

吸附是BTEX污染物进入环境中最重要的环境行为之一。BTEX进入河流渗滤系统中，吸附作用对其迁移转化过程，特别是对微生物降解作用都有重要影响。

（一）吸附的概念

吸附是固体表面反应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液相与固相接触时，液相和固相表面之间常产生物质交换，这种现象称为吸附（沈照理等，1993）。在一定条件下，吸附作用对于溶质运移，特别是污染溶质运移，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吸附作用包括溶液中溶质进入固相中的所有反应，如物理吸附、化学吸附及其他化学反应。对有机化合物来说，吸收（absorption）和表面吸附（adsorption）是最主要的两类吸附过程。

（二）土壤沉积物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机理

1.吸附动力学

对于有机污染物在土壤和沉积物中的吸附行为，早期的研究均把吸附过程作为一个快速平衡的过程，认为吸附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平衡，但实际吸附过程中，吸附平衡可能有的需要数天、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达到平衡。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吸附动力学过程才开始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有机污染物在土壤和沉积物中的吸附是由一个快速阶段和一个慢速阶段两个阶段结合而成的，而二者之间却没有明显的分界。在不同情况下，这两个过程的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从数小时到数天甚至更长时间。

2.土壤和沉积物有机质对吸附的影响

土壤对有机化合物的吸附作用实际是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矿物组分两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土壤中的矿物组分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作用是次要的，而且这种吸附多以物理吸附为主。因此，土壤对有机化合物的吸附机理研究主要从土壤有机质角度进行（Chou et al.，1982，1983；Chiou et al.，1979；丁应详等，1997；杨瑞强，2006；王文华等，1995）。

土壤和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主要包括腐殖质和部分分解的动植物残体，其对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吸附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广泛开展了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质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作用的研究，结果显示，有机质的吸附作用对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迁移、微生物降解等作用的影响都十分显著。

传统上认为，有机化合物在天然土壤中颗粒物上的吸附只与土壤中的有机碳含量有关，因此，经过有机碳标化过的分配系数（Koc）似乎成为一个常数，它可进行实际测量或通过统计模型加以预测。

Karickhoff等人指出，对于给定颗粒大小的土壤或沉积物，有机化合物在土壤或沉积物和水之间的分配系数直接与其有机碳含量有关，根据有机碳在土壤或沉积物中的含量foc对分配系数Kd进行了标准化，提出了有机碳标准化分配系数Koc的概念：

河流渗滤系统污染去除机理研究

这样，对给定的有机化合物而言，即使土壤或沉积物有机碳含量变化比较大时，Koc值基本保持稳定。Schwarzenbach和Westall认为，只有当foc>0.1％时，Kd与foc之间才存在式（3-5）中的关系。

土壤和沉积物吸附有机化合物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土壤和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周围环境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有机质成分的极性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而引起的。河流沉积物长期处于水环境中，受到极性较大的水溶解作用的影响使其有机质的极性小于土壤中有机质的极性，而非离子有机物在土壤和沉积物中的标化分配系数受到有机质极性的明显影响，沉积物的有机质部分的极性小于土壤的有机质的极性，致使沉积物中的标化分配系数大于土壤的标化分配系数。

3.土壤和沉积物吸附有机污染物的模型

在有关土壤和沉积物对有机污染物吸附和解吸的研究方面，大量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有机污染物辛醇-水分配系数（Kow）与其在土壤或沉积物中的标化分配系数（Koc）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Kow和Koc之间的某些关系没有普遍适用性。另一个是研究土壤或沉积物的性质对吸附和解吸过程的影响，与土壤有机质相比，土壤或沉积物中的矿物组分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是次要的，并且以物理吸附为主，因而在研究机理时主要考虑了土壤或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然而，颗粒与表面的大小与吸附程度呈近似的正相关表明，土壤粒度分布及表面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非吸附现象的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线性分配模型和非线性分配模型的基础，这是因为：

（1）有机化合物在土壤或沉积物中的吸附等温线常常表现为非线性；

（2）对非线性吸附有机化合物，Koc随土壤或沉积物性质的差异而变化，且试验值往往高于以经验式所获得的预测值；

（3）吸附速率随时间的延长逐渐减慢，有些吸附平衡时间很长；

（4）吸附作用为吸热或放热过程，土壤或沉积物对非极性有机化合物的吸附焓随土壤性质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5）有机化合物的解吸过程存在滞后现象；

（6）不同性质的非极性有机污染物在土壤或沉积物产生复合污染时，可能发生竞争吸附，这是线性分配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为了对所得的试验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人们又建立了 “多端元反应模型”、“双模式吸附模型” 等新模型来研究吸附机理。

（三）土壤和沉积物对BTEX吸附行为研究综述

BTEX污染物进入河流渗滤系统以后，存在挥发、吸附-解吸和微生物降解等多种环境行为，多种机制共同控制着BTEX在河流渗滤系统的迁移转化。其中，吸附作用是BTEX在河流渗滤系统中最重要的环境行为之一，直接影响到其在环境中的微生物降解等其他环境化学行为及其生物毒性效应。土壤对BTEX各组分吸附-解吸作用对BTEX的其他环境化学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真正影响BTEX在河流渗滤系统中的迁移性以及生物有效性的最主要因素是其在吸附后能否被解吸。

Kim et al.（2003）根据试验确定的模型进行推测，经过25d降解之后，苯在土壤中的残留浓度为72％～97％，而在没有土壤的溶液中苯的残留浓度仅为2.5％，由此可见，吸附作用明显抑制了微生物对苯的降解作用。Baek发现，苯在砂质含水层土壤中迁移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可逆的吸附作用（Baek et al.，2003）。通常，解吸过程比吸附过程要难得多，并不是所有的被吸附物质都可以被解吸，吸附过程并不完全可逆，这种现象称为解吸 “迟滞现象”。Choi et al.（2007a，b）研究了苯在加入五种不同含量活性炭的砂土中的解吸动力学行为，发现苯在这些砂土中的吸附-解吸过程存在着明显的迟滞现象，并且解吸迟滞部分随着活性炭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一些学者对解吸迟滞现象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提出了 “微孔调节效应”。该假说认为，造成解吸迟滞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存在微孔吸着作用。在吸附过程中，有机化合物分子可通过热力学作用导致土壤有机质中的孔隙产生扩张，形成新的内在吸附表面。同时有机化合物也可能通过主动扩散进入那些孔隙较小的微孔中，而迫使其孔径变大，也使周围微孔变形。在解吸过程中，有机化合物分子离开其填充的微孔并使周围微孔恢复原来状态，与释放吸附的有机化合物分子之间存在滞后现象，造成一部分被吸附的有机化合物分子不能够被解吸，从而使有机化合物的吸附和解吸两个过程是在不同的物理状态下进行的，这是造成解吸迟滞的主要原因（Lu et al.，2002）。

影响BTEX在土壤或沉积物中吸附-解吸过程的主要因素包括BTEX各组分的分子结构和理化性质，土壤或沉积物的组成、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包括温度、pH值以及共存物质的相互影响等。大量的研究证实，有机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溶解度越小，对其在土壤上的吸附越有利。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BTEX各组分在土壤中的吸附量随各组分分子量的增加而增大（Daifullah et al.，2003；Lo et al.，1998；Shar-masarkaret al.，2000）。但是，由于BTEX的辛醇-水分配系数和有机碳吸附系数都较低，因此，BTEX在土壤中的迁移性比较强。比较BTEX各组分的有机碳分配系数Koc，发现苯是最容易迁移的物质，其余依次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和乙苯（Zytner，1994）。

但是，Hawthorne et al.（2003）的研究发现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BTEX能够强烈吸附在人造煤气厂的土壤和烟灰中。其中，苯比BTEX其他组分和多环芳烃在土壤中的吸附性更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苯的分子相比于其他BTEX组分更小，因此更容易进入土壤中的微孔内部。土壤中BTEX的浓度不同时，所表现的吸附效应是不一样的，其吸附机理也不同。有研究表明，低浓度时，邻二甲苯在红壤上的吸附是非线性的。而当浓度增大时，线性吸附就成为了主要的吸附机制（Chen et al.，2007）。

土壤或沉积物中不同种类有机质对BTEX的吸附行为不同，土壤对BTEX的吸附作用强度和吸附等温线类型随土壤有机质的种类和含量比例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Chen etal.（2007）发现，邻二甲苯在脂肪碳环富集的胡敏素上的等温吸附行为表现出很强的吸附亲和性以及较高的非线性。甲苯在自然腐殖质上的吸附动力学过程主要是由其在聚合的腐殖质中的传质过程所决定的（Shih et al.，2002，2006）。其中，甲苯在腐殖酸上的吸附量随腐殖酸密度的增加而下降，随温度上升而上升，其在腐殖酸上的吸附主要是扩散作用控制的。而甲苯在胡敏素上的吸附是可逆的，分配作用是甲苯在胡敏素上吸附的主要机制。目前对BTEX在不同种类的有机质上的吸附机理研究并不多见，今后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温度是有机污染物在土壤或沉积物中吸附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吸附是放热过程，对大多数化合物而言，温度越高，土壤对化合物的吸附作用越弱。但童玲等（2007）却发现，温度对BTEX在土壤上吸附的影响与前人研究相反的结果。当吸附达到平衡后，温度升高，土壤对BTEX的吸附量呈显著上升趋势。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BTEX属于挥发性有机物，在水中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温度升高使吸附量减小的效应小于温度升高使溶解度减小的效应，从而引起了吸附量增加。Rowe et al.（2005）在测定两个温度下BTEX在膨润土防水毯上的吸附和扩散系数时，发现了与之相似的结果，低温时吸附和扩散系数比高温时低。Bornemann et al.（2007）研究了苯和甲苯单一或共存时，在不同温度下燃烧制备的木炭上的吸附，发现燃烧温度对苯和甲苯的吸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高温会导致孔隙率增加，表面积增大，从而引起吸附量呈明显增加的趋势。另外，Kim et al.（2006）采用柱试验研究苯在砂土中的迁移过程时，发现随着水流动速率的增加，苯的不可逆吸附部分减少。

有机污染环境常常是多种有机污染物的共存体系，也就是存在复合污染。一种有机污染物的环境化学行为不仅受到有机污染物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土壤的理化性质和结构，以及该有机污染物和土壤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还会受到共存污染物的影响，从而使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行为及生态效应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共存污染物使某个化合物的吸附作用减弱，则这种现象称为竞争效应。竞争效应是广泛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有机污染物之间，也存在于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之间。有研究发现，当多种溶质共同存在时，改性膨润土对BTEX各组分吸附存在竞争效应（Lo et al.，1998；Shen et al.，2004）。Oy-anedel-Craver et al.（2007）研究了两种改性膨润土对苯和汞、铅、镉、锌同时进行吸附的行为，当重金属存在时，苯在苄基三甲基铵（BTEA）改性膨润土上的吸附受到了抑制，而在十六烷基三甲基铵（HDTMA）改性的膨润土上，只有铅存在抑制了苯的吸附，而其他重金属不存在抑制效应。当苯存在时，镉、铅、锌在两种改性膨润土上的吸附均受到了抑制，但汞的吸附未受到影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细菌的存在会抑制苯在活性炭当中的吸附（Choi，2007a）。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当BTEX不同组分共同存在时，由于烃的吸附能够有效增加有机黏土中有机质的含量，从而促进了黏土对其他BTEX组分的进一步吸附，表现了共吸附效应，共吸附效应通常会导致吸附等温线表现为非线性吸附，并且提高了BTEX混合物的吸附量（Sharmasarkar et al.，2000）。当BTEX相对于有机黏土的负荷量超过10g/kg时，土壤中有机黏土对BTEX混合物的吸附量往往比对BTEX单组分的吸附量更大（Jaynes et al.，1996）。

European Community Bureau of Reference1993年欧洲共同体标准物质局(European Community Bureau of Reference)在综合已有的沉积物重金属元素提取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提取法(BCR方法)，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样品中铜、铬、 镍、铅和锌形态分析。

谈净土洁食问题“万物土中生，食以土为本”，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据统计，200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约为22亿吨，其中我国粮食产量约5亿吨。这些粮食均是在全球17亿公顷（我国占 1．2亿公顷）耕种土壤上生产的。正是因为这些土壤能提供作物生长的养分和水分，也就是具有土壤“肥力”，才能使粮食获得稳定的产量，才能维系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土壤中如果没有充分的养分和水分，没有“肥力”，就不可能使作物正常生长，更谈不上获得稳定的产量，而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对作物生长讲，经常是供需不平衡的，必须注意调节，特别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向土壤中加入了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各种“有害”元素，使土壤及水体发生污染，就会导致农产品品质恶化，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的好坏。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引发农产品质量不良的因素，包括自然与人为两个方面，其中生态环境，即水、土、气、生等方面的污染，是导致农产品品质不良的重要根源。以往人们关注的是“蓝天、碧水”，认为只要天蓝，水碧，就能保证农业环境及其产品质量安全。岂不知，除了“蓝天、碧水”外，更重要的是保证土壤质量的安全，只有保证了“净土”、才能保证“洁食”，才能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最终才能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净土”，土壤中的有害气体将影响大气，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也会影响到水体，致使天不再蓝，水不再碧，即使天蓝、水碧，也会有毒害物质飘在空中，溶在水中，或进入土中。因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而言，“净土、洁食”比“蓝天、碧水”更加重要，都是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安全问题。土壤污染是农产品不安全的源头不洁净的土壤是指遭受不良物质污染的土壤。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持久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化肥施用污染等多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我国面临的土壤环境安全问题越加突出。据统计，我国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2000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700万公顷，使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其中，在一些污灌区土壤镉的污染超标面积，近20年来增加了14．6％，在东南地区，汞、砷、铜、锌等元素的超标面积占污染总面积的45．5％。有资料报道，华南地区有的城市有50％的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有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也曾发生千亩稻田受铜污染及水稻中毒事件，一些主要蔬菜基地土壤镉污染普遍，其中有的市郊大型设施蔬菜园艺场中，土壤中锌含量高达517毫克／千克，超标5倍之多。其次，我国农药总施用量达131．2万吨（成药），平均每亩施用931．3克，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特别是随着种植结构的改制，蔬菜和瓜果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这些作物的农药用量可超过100公斤／公顷，甚至高达219公斤／公顷，较粮食作物高出1～2倍。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为50％～60％，已经长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的可检出率仍然很高。据调查，一些名特优农副产品中，有机磷检出率100％，六六六检出率95％，超标2．4％。另在全国16个省的检查结果，蔬菜、水果中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因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引起人畜中毒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自1997年至2001年共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28起，中毒415人，个别地市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造成急性中毒5～7宗，受害人数约300人。类似的急性中毒事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大田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2000年太湖流域农田土壤中，15种多氯联苯同系物检出率为100％，六六六、滴滴涕超标率为28％和24％。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第三，过量施用化肥也会造成土壤污染。90年代，全世界氮肥使用量为8000万吨氮，其中我国用量达1726吨氮，占世界用量的21．6％。我国耕地平均施用化肥氮量为224．8公斤／公顷，其中有17个省的平均施用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有4个省达到了400公斤／公顷。据31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目前在农业结构改制后的蔬菜、瓜果地里，单季作物化肥（折合纯养分）用量通常可达569～2000公斤／公顷以上，如一些蔬果种植大县的化肥平均用量已达1146公斤／公顷；滇池区蔬菜花卉基地，一季作物氮磷肥用量（纯养分）达687公斤／公顷，最高可达3300公斤／公顷；其化肥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0公斤／公顷），较之世界用化肥首户的荷兰还高出一倍多；每年农田使用化肥氮进入环境的氮素达1000万吨左右，有些地区饮用水及农产品中，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含量均明显超标。2000年下半年，华南地区有的城市监测到菜地土壤硝酸盐含量超标率为33．1％；据中国农科院对某地32种主要蔬菜调查，蔬菜硝酸盐含量比80年代初增加了1～4倍，其中有17种蔬菜硝酸盐含量超过欧盟提出的最低量标准；2001年长江三角洲的个别省份农产品出口由于监测不合格而损失数亿美元。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的土壤污染正在向不同尺度的区域性发展，并对各种农产品品质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壤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1．持久性微量毒害污染物已成为新的、长期潜在的区域性土、水环境污染问题；2．大气中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毒害污染物构成了土壤与大气的复合污染，城市光化学烟雾频繁并加重；3．农田与菜地土壤受农药／重金属等污染突出，硝酸盐积累显著，已严重影响农产品安全质量及其市场竞争力；4．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普遍，已发现一些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等有害污染物的潜在高风险区。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除了自然原因外，人为活动是产生土壤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农业资源高强度的开发利用，使大量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向农田转移，过量的化肥与农药大量在土壤与水体中残留，造成我国大面积农田土壤环境发生显性或潜性污染，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应当指出，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长期性，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质量，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才能实现农业安全，保证人畜健康。值得商榷的几种认识针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社会上有各种提法。如�建立“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生态农业”等。的确，21世纪的农业应该建立以“生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化农业，但生态农业并不等于或不能完全保证农产品是安全的。如果不能从本质上实施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杜绝有害物质的介入，不能通过整个农业生产体系与全程质量控制来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则上述的这些提法均是无济于事的。下面就相关问题进行商榷。1．“有机”不能替代“无机”，有机肥并非是最“洁净”的人们一般认为有机肥培肥土壤是最安全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第一，农业增产的实践证明，1公斤化肥，可增产5公斤～10公斤粮食。我国粮食的增产，有30％～35％是靠施用化肥取得的，化肥的贡献不容忽视。正确地说，化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才是最有效的增产措施。第二，从对环境的污染看，无论是化肥还是有机肥，只要施用不当，均会出现污染。过量施用化肥是有害的，但有机肥若用量过大，腐熟不全，施用季节不当，也会对水圈、生物圈与大气圈产生污染。特别应注意的是，当前农村中的有机肥有不少是来自含化学激素或重金属等饲料饲养的畜禽排泄物，不少企业制造的商品有机肥的原料也不纯净。因此，有机肥也会变成引发土壤污染的根源。第三，目前社会上提出的“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以及A级、AA级“绿色食品”等，是以不使用或少用化学合成物质（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等）为主要标准的，其中以有机食品为最高等级。然而，这些标准还有待于国家对土壤与农产品质量标准与监测体系全面建立和完善后才能真正做到。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2． “无土栽培”不能代替“净土”种植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已广泛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园或基地，并以高度集约的方式，进行无土栽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解决了部分城市的蔬菜、瓜果供给，获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但从国家的粮食总体需求来看，至少在近阶段（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仍然不能取代广阔的农业耕地。因此，必须在发展无土栽培蔬菜、瓜果的同时，继续强化全国耕地土壤肥力的培育与土壤污染防治，用“净土”生产粮食，造福于人民。3．目前的“生态农业”并非等于安全农业所谓“生态农业”是以生态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为手段，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通过农业与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达到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的最终目标。在建设生态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贯彻生态学原理，做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建立多层次的持续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并按区域特点建立生态区域模式。从而使现代生态农业在促进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重要推动作用。生态农业是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与国家及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核心是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其中土壤与环境质量是农业生态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实力，坚持不懈，科学实施的宏大工程。而目前多数地方多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概念上，尤其不注意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大家应对此有清醒认识。4．“净土”不等于“洁食”的确，洁净的土壤只是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基本保证。事实上，洁净基地生产出的清洁农产品，还需经过储存、运输、深加工、市场流通直至餐桌等诸多过程。只有经过了这些全过程质量控制，最后到达餐桌仍是清洁的，才算农产品的真正安全。因此，在农业安全生产中，除了从防治土壤污染这个源头抓起外，还必须注意防治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并通过建立与制定国家与地方一系列的农产品规范，完善质量认证、监测、管理、法制等体系建设，严格控制农产品的“全程清洁”生产，才能使农业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保护和治理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建议1．开展全国土壤质量本底调查，建立全国土壤质量监测网络，为实现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保障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不同利用方式、不同投入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均对土壤质量产生影响。虽然已经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但最近的一次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时所获得的有关土壤环境质量的信息甚少，不能满足当今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需要。如最近在太湖地区进行的土壤质量调查，其结果表明土壤质量的空间变异很大，环境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不全面摸清各地土壤质量本底情况，针对不同质量土壤进行农业清洁生产，就根本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壤质量的本底调查十分紧迫。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推动全国性的与土壤质量有关的调查，如国土资源部的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土壤污染调查；农业部的耕地质量调查与评价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土壤质量研究等。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各部门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缺乏必要的统一与整合，造成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因此，建议国务院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资源和技术的整合，逐步、分区、分阶段地开展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国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工作，并建立长期的动态监测体系。2． 尽快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加强土壤有机与激素类污染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并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就农业生产中污染物而言，FAO（联合国粮农组织）迄今已公布了相关限制标准共2522项，美国则多达4000多项，其它发达国家的控制标准达数百项甚至上千项，而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仅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所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中，也仅规定了农药残留、重金属和硝酸盐含量控制标准，这与发达国家的限制标准不相适应。此外，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对PCBs（多氯联苯）、PAHs（多环芳烃）、PCDD／PCDFs（二恶英类）等与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也制订了有关的质量控制标准。而我国新近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是引用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且重金属仅限5种，农药仅限六六六和滴滴涕，其它有机污染物未涉及。因此，建议加强土壤中环境激素类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尽快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尽快与国际接轨。3．大力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土地质量保护和修复的研究开展农业清洁生产是解决农产品品质的根本措施。据江苏的经验，必须在摸清土壤与环境质量本底，抓好“净土”这个源头的基础上，选好主要农产品，明确技术规程，通过试验示范抓好并建立五大体系，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与认证体系；质量安全农产品管理与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与执法体系。对大面积遭受污染的土壤，必须开发行之有效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并对有关环境技术基础与原理，如土壤污染形成机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持久性微量毒害物的环境行为、生态毒理及人体健康危害；污染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环境生物修复；农业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的修复过程与机理；痕量气体污染、细粒子污染及酸雨的形成、危害机制与防治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恢复和提高其土壤与环境质量水平。与此同时，应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与产业。此外，应将生态环境资产损失计入生产成本，以绿色GDP指标来衡量和考核地区经济发展成就。4．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加强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的建设应利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的结果，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包括质量安全农产品发展的生产基地布局、结构调整、污染防治、污染土壤修复、农业清洁生产规划等，加强污染土地整治与修复的资金投入。同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京津塘和东北等地区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逐步在全国建成一批安全、优质（营养、保健）、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此外，应加强环保法规建设，健全管理体制和机制，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在保证国家现行环境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区域性新法规。在控制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的工作中，重点应该包括制定合理的土壤质量保护条例、湖泊和近海养殖规划，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和生态养殖，建设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和污水废物集中处理，合理使用有机肥，推广使用绿色农药，推广精准施肥技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等。重视土壤、水体和大气持久性有毒物质及其长期危害效应的监测。5．加强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必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食物链安全、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我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土壤环境质量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开展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让全社会都知道只有“净土”才有“洁食”，只有“洁食”才能“健康”，只有“健康”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保证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净土、洁食”与“蓝天、碧水”是同等重要的国家生态与环境安全发展的长远战略。因此，我们建议国家要像治理沙尘暴，治理长江、黄河与水土保持一样，刻不容缓地对待和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土壤与环境污染问题。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天空更蓝，水更清，土壤更洁净，食物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