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化学科学家论文发表

邓从豪1920年10月10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1998年1月17日于济南逝世，生前任山东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邓从豪院士是当代著名化学家，专长量子化学与分子反应动力学，在配位场理论方法及电子相关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中外化学家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及教材5部。培养了博士研究生13名，硕士研究生30余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邓从豪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幼年的他经历了贫穷的磨练，深受其父优良品格的熏陶，把“奋发向上”、“做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邓从豪天资聪慧，学习特别优秀，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昌一中，成为当时崇岗乡唯一的中学生。在校期间，他读了《牛顿传》和《居里夫人传》，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启发，立志攀登科学高峰。1938年他被保送该校高中，学习非常刻苦，放假回家则尽力帮助父亲干活，乡亲们亲昵地称赞他既是“洋学生”，也是“泥腿子”。1941年夏天，邓从豪千里迢迢步行到厦门大学投考，并以优异成绩跨入了这所著名学府。在厦大求学的四年中，他不仅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而且选修了数理系的绝大部分课程。每当回忆起在厦大求学的艰苦岁月，他总要深情地谈到两位物理化学授课老师傅鹰教授（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蔡启瑞教授（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他说：“傅老师和蔡老师深入浅出的讲学、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正是由于两位老师的教诲，使我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大学毕业后邓从豪即开始自学量子力学，并选定了量子化学基础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45年夏，邓从豪从厦大毕业，先受聘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次年秋回到了母校南昌一中，冬季再到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教。因参与学生的爱国运动，1947年他被学校当局解聘，这促使了他北上山东大学任教的决心。在齐鲁之邦，他奉献了毕生精力，为人民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奋斗了近五十度春秋。邓从豪教授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导师。50年来，他曾先后在山东大学化学系、物理系和光学系讲授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二十余门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有些课程是在全国首次开设的。邓从豪教授的讲课特点是侧重推理，逻辑性强，思想严密，内容新颖而充实。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用讲稿，总是适时地介绍国内外同行及他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使听课者很快地进入本学科的前沿。有一次他患了病，右肩肘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坚持按时给研究生上课，右手抬不起来就用左手写，一堂课下来累得脸焦黄，出虚汗。他常说，凡事贵在坚持，要有择善固执的精神，如果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成功不会向你招手。邓从豪教授治学精神和授课风格影响了一代人，他指导出来的研究生和他的助手也都承袭了这种传统。因此，由他创建并领导的理论化学研究室，学术思想活跃，民主气氛浓厚，开课质量高，科研成绩大，是毫不奇怪的。邓从豪教授学风严谨，科学思想深邃，研究成果累累。但他更为重视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总是抓住科学前沿的关键性问题，力争取得重大成果。他在各个时期发表的论文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平，其科学价值及对学科发展的贡献都为国际国内同行专家所公认。邓从豪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从50年代初他就开始了理论化学的研究，并在这一崭新学科领域里辛勤探索了半个世纪。1963年至1965年，他参加了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教授主办的“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这期间，他从事的“配位场理论研究”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70年代末，他所提出的“过渡态和产物态相互作用的矩阵元”被学术界称为一条新的化学动力学原理。邓从豪教授在物理学、光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1979年他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自发辐射的线宽与原子能级移位”一文为克服光子场发散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电子相关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量子化学理论中重要而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80年代以来，邓从豪教授主要从“选择相关函数的条件”、“修正的Hartree-Fock方程”等不同角度研究电子相关问题，经过近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以超球坐标下的超球谐和广义拉革尔函数两个完备基作展开，获得了对多电子原子、分子Schrodinger方程的直接求解。该方法开辟了严格求解多体化学体系的新途径，为精确理解与电子相关有联系的化学物理问题奠定了基础。邓从豪教授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五、八五重大项目和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项目，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山东省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1988、1990年三次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2年获得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11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邓从豪教授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从1956年起，他先后担任过化学系、光学系的主任、副主任，从1980年起，先后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校长。作为一名教师，他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作为一名行政领导，他高瞻远瞩，驾驭全局，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蓬勃发展，他时刻关怀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教育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知人善任、奖罚得当是邓从豪教授做行政领导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1962年化学系有一位应届毕业生，聪明勤奋、成绩优异，但纪律松懈，说话偏激，毕业分配时，某些领导曾提出处分该生，时任化学系副主任的邓从豪教授则力主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主张免予处分。在邓从豪教授的坚持下，这个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并于1997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数次应母校邀请回山东大学讲学，每次谈起邓老师给予他的教育和爱护时，都是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没有邓老师的关心爱护就没有他的今天。邓从豪教授十分强调学风、校风和作风建设，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时提出了“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16字方针。他曾多次率山大代表团访问英、美、日、澳、加等国，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与科学研究，建立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他身体力行，不仅自己治学严谨，作风正派，还善于倾听下级、学生和教职工的意见。邓从豪教授还十分注意培养、奖掖学生和青年教师的自学本领与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他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解答疑难，一丝不苟地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审阅、修改学术论文，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而且用由他主持的科研成果所获得的资金建立了“青年理论化学研究基金”，奖励做出优秀研究成果的研究生和青年理论化学工作者。邓从豪教授历经磨难。在1959年的那场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他曾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剥夺了化学系副主任职务。在“文革”动乱中，他又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身心倍受摧残。但是他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进行科学研究，顶着压力为青年教师开设系统的基础理论课程。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邓从豪教授也重新焕发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事业中去。许多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助手和学生发出由衷的感叹：邓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做学问，而且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邓从豪(1921．10～1998．1．17)男，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原校长。江西省临川县人，中共党员。出生于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考入南昌一中，1938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高中。1941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45年毕业，先后到厦门集美中学、南昌一中、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教。1948年应聘赴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化学系，1958年随校迁居济南。在山东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光学系主任、化学系主任、副校长，1984年6月至1986年11月任校长，并一直担任山东大学理论化学研究室主任。他先后为化学系、物理系、光学系讲授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物质结构、量子化学、化学动力学、量子力学、激光原理、配位场理论、分子反应动力学、振动耦合理论、电子相关理论等20余门课程。50年代，在著名化学家唐敖庆的帮助和影响下，开始理论化学的研究工作，1955年发表量子化学方面的首篇论文《键函数》。此后40多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基础理论和微观反应动力学。他锲而不舍，勇于开拓，相继在“双原子分子的势能函数”、“配位场理论”、“化学反应速率量子理论”、“电子相关理论”等前沿领域进行了研究，在国内外发表160余篇学术论文，成绩卓著，赢得广泛声誉。他的“配位场理论研究”成果，1966年被“北京国际暑期物理讨论会”评为10项优秀成果奖之一，认为这项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配位场理论，为发展化学工业催化剂和受激发射等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82年该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1987年起连续当选为山东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国化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1993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1995年4月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1月17日在济南病逝。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403~422页整理而成

孙家钟（1929～2013.02.24），男，中国天津人，中国 *** 党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理论化学家、教育家，吉林大学原教授。1947年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化学系，1950年转入燕京大学，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同年年9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兼任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化学学科专家组成员，国务院第三届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学科评议组（化学组）成员，国家教委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组长，《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国际《分子液体杂志》编委，《国际量子化学杂志》编委等职。2013年2月24日10时7分，孙家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享年84岁。

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年2月28日-1994年8月19日)，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1954年因在化学键方面的工作取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反对核弹在地面测试的行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得不同诺贝尔奖项的两人之一。鲍林被认为是20世纪对化学科学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所撰写的《化学键的本质》被认为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电负度、共振理论、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蛋白质二级结构等概念和理论，如今已成为化学领域最基础和最广泛使用的观念。学术贡献价键理论鲍林自1930年代开始致力于化学键的研究，1931年2月发表价键理论，此后陆续发表相关论文，1939年出版了在化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化学键的本质》一书。这部书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化学键的认识，将其从直观的、臆想的概念升华为定量的和理性的高度，在该书出版后不到30年内，共被引用超过16000次，至今仍有许多高水平学术论文引用该书观点。由于鲍林在化学键本质以及复杂化合物物质结构阐释方面杰出的贡献，他赢得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鲍林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引申出了广泛使用的杂化轨道概念。杂化轨道理论认为，在形成化学键的过程中，原子轨道自身回重新组合，形成杂化轨道，以获得最佳的成键效果。根据杂化轨道理论，饱和碳原子的四个价层电子轨道，即一个2S轨道和三个2P轨道喙线性组合成四个完全对等的sp3杂化轨道，量子力学计算显示这四个杂化轨道在空间上形成正四面体，从而成功的解释了甲烷的正四面体结构。电负性 鲍林在研究化学键键能的过程中发现，对于同核双原子分子，化学键的键能会随着原子序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为了半定量或定性描述各种化学键的键能以及其变化趋势，鲍林于1932年首先提出了用以描述原子核对电子吸引能力的电负性概念，并且提出了定量衡量原子电负性的计算公式。电负性这一概念简单、直观、物理意义明确并且不失准确性，至今仍获得广泛应用，是描述元素化学性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共振论 鲍林提出的共振论是20世纪最受争议的化学理论之一。也是有机化学结构基本理论之一。为了求解复杂分子体系化学键的薛定谔方程，鲍林使用了变分法。在原子核位置不变的前提下，提出体系所有可能的化学键结构，写出每个结构所对应的波函数，将体系真实的波函数表示为所有可能结构波函数的线性组合，经过变分法处理后，得到体系总能量最低的波函数形式。这样，体系的化学键结构就表示成为若干种不同结构的杂化体，为了形象地解释这种计算结果的物理意义，鲍林提出共振论，即体系的真实电子状态是介于这些可能状态之间的一种状态，分子是在不同化学键结构之间共振的。鲍林将共振论用于对苯分子结构的解释获得成功，使得共振论成为有机化学结构基本理论之一。1950年代，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共振论、现代遗传学等科学理论展开政治批判，共振论被作为唯心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由于这场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共产主义国家量子化学的传播和发展几乎陷入停顿。19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学术界逐渐破除了政治因素对科学的束缚，重新审视和接受共振论的思想。在量子化学领域，随着分子轨道理论的出现和发展，鲍林的化学键理论由于在数学处理上的繁琐和复杂而逐渐处于下风，共振论方法作为一种相对粗糙的近似处理也较少使用了，但是在有机化学领域，共振论仍是解释物质结构，尤其是共轭体系电子结构的有力工具。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功能 1930年代中期，随着加州理工学院加强其再在生物学领域的发展，鲍林得以接触一批生物学大师，期间鲍林对他原本没有兴趣的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产生了兴趣。鲍林在生物大分子领域最初的工作是对血红蛋白结构的确定，并且通过实验首先证实，在得氧和失氧状态下，血红蛋白的结构是不同的，为了进一步精确测定蛋白质结构，鲍林首先想到他早期从事的x-射线衍射晶体结构测试的方法，他将这种方法引入到蛋白质结构测定中来，并且推导了经衍射图谱计算蛋白质中重原子坐标的公式。至今通过蛋白质结晶，进行x-射线衍射实验仍然是测定蛋白质三级结构的主要方法，人类已知结构的绝大部分蛋白质都是经由这种方法测定获得的。结合血红蛋白的晶体衍射图谱，鲍林提出蛋白质中的肽链在空间中是呈螺旋形排列的，这就是最早的α 螺旋结构模型，有科学史学者认为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就是受到了鲍林的影响，而鲍林之所以没有提出双螺旋，是因为他在1950年代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错过了一次在英国举行的学术会议，没有能够看到一副重要的DNA晶体衍射图谱。1951年鲍林结合他在血红蛋白进行的实验研究，以及对肽链和肽平面化学结构的理论研究，提出了α螺旋和β折叠是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基本构建单元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20世纪生物化学若干基本理论之一，影响深远。此外，鲍林还提出了酶催化反应的机理、抗原与抗体结构互补性原理以及DNA复制过程中的互补性原理，这些理论在20世纪的生物化学和医学领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94年8月19日，美国著名学者莱纳斯·鲍林以93岁高龄在他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逝世。鲍林是惟一一位先后两次单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曾被英国《新科学家》周刊评为人类有史以来20位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与牛顿、居里夫人及爱因斯坦齐名。然而，路透社在报道鲍林逝世的消息时却说，他是"20世纪最受尊敬和最受嘲弄的科学家之一"。其他消息一个"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所以"最受嘲弄"，在于他提出了维生素作用的新观点，尤其是主张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鲍林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结晶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医学研究者"，他不是医生，可他偏偏引发了医学领域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鲍林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于1970年出版了《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书中认为:每天服用1 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维生素c可以抗病毒。这本书受到读者的赞誉，被评为当年的美国最佳科普图书。可是，医学权威们激烈反对鲍林的论点。有的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维生素C可以防治感冒的观点。"有的说:"这对预防或减轻感冒没有什么用处。"权威部门也纷纷表态。例如，美国卫生基金会就告诫读者:"每天服用1000毫克以上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的说法是证据不充分的。"美国医学协会也发表声明:"维生素C 不能预防或治疗感冒!"只有个别医学家及几百位普通病人用自身的经历支持鲍林。鲍林身陷重围。攻击他的人说他根本不是医生，没资格来谈论维生素C防治感冒的问题。还有人干脆把他讥讽为江湖医生。或说他用维生素C防治感冒是江湖游医式的宣传。尊重他的人则叹惜他晚年"不安分"，说他完全可以安享荣耀，可他非要闯入医学领域。而离开他自己的化学"主流"太远。然而。鲍林不管这些。1979年。他和卡梅伦博士合作出版了《癌症和维生素C》一书，建议每个癌症患者每天服用10克(1克等于1000毫克)或更多的维生素C,建议癌症患者"尽可能早地开始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以此作为常规治疗的辅助手段"。他们说:"我们相信这种简单的方法将十分显著地改善癌症治疗的结果。"但是。医学权威们更不相信这种观点。鲍林先后8次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以便通过动物实验做进一步研究，可这位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每次申请都被否定。他只能靠"许多人资助"来工作。即使如此。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还是声明:维生素C对癌症没有价值。此时，仍然是一些病人用自己的实例来支持鲍林的观点。1985年，鲍林又写了一本有关健康长寿的书。他在谈及"一种提高健康水平的摄生法"时，介绍了12项具体步骤，第一项就是:"每天服用维生素C6~18克，或更多。一天也不要间断。"他认为。"这种摄生法的主要特点就是增补维生素"，他自己则是个多年的身体力行者。他说:"1985年我写这本书时。每天服用4片营养物质加上18克维生素C。"鲍林认为。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大，每天服用最佳量的维生素(逐步增加维生素C用量),都是有益的。他说:"从青年或中年时开始。适当地服用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物质，进行一些健身运动，能使寿命延长25~35年。""如果你已进入老年，服用适当的维生素并进行一些健身运动，可以期望使衰老进程减慢，延长寿命15年或20年。"他的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可以益寿的观点自然又一次被医学界所拒绝。医学权威们与鲍林的最大争论焦点在于维生素C的用量。鲍林认为，"对大多数成人来说.维生素C的最佳摄入量是在2.3~10克的范围内。"如果需要，还可以增加到每天20克、30克或更多。鲍林认为，无论是对付病毒、癌症还是抗衰老。维生素C的用量都应大大高于当时的规定用量。所以严格说，剂量之争是双方的关键之争。在鲍林去世之前，美国的权威机构--食品营养委员会对维生素C的推荐剂量是每天60毫克。有些营养学家认为只要30~40毫克就行了。可鲍林向人们建议的服用量是专家推荐剂量的几十倍到几百倍。这自然要遭到医学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了。美国健康基金会主席明确告诫人们:"所谓的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必须避免。"医学界反对大量服用维生素C的重要理由是:这会使人得肾结石。但鲍林反驳说:尽管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可是在医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肾结石病例是因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而导致的。在鲍林去世之前。双方始终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直到鲍林逝世以后。我们才初步看到了关于维生素C剂量和作用方面的一点变化:1995年2月，美国心脏学会和部分营养学家向美国国家食品与药品管理机构建议:将维生素C的每日推荐量由60毫克提高到250~1000毫克。1996年4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声称:一个人每天摄入200毫克维生素C是最理想的，而不是60毫克。1996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则调查称。有30%~40%的美国人在服用维生素C,其中1/5的人每天服用量超过1克。1997年10月，《美国临床营养杂志》报道，研究人员对247名年龄在56~72岁的妇女进行了调查，其中有11%的人每天补充维生素C超过10年，这些服用者没有一人得白内障。研究人员认为，长期补充维生素C,可使白内障的危险减少77%以上--而鲍林早在1985年前就这样论述了，然而，医学界原先不相信。2000年美国药物研究所食品和营养委员会的评估认为:成人每天服用不超过2 000毫克维生素C是安全的。有报告称，据对14例临床实验证明，每天口服10克维生素C且连续3年，未发现1例肾结石。现在。多数医学界人士相信。维生素C确有一定的防治感冒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天摄入300~400毫克维生素C的男性，要比日摄入量60毫克及不足60毫克的人多活6年。如今，许多专家承认:维生素C有抗癌作用，能预防多种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有报道说。对18例晚期癌症患者，每天1次给予维生素C10~20克静脉滴注。结果14例全身骨关节痛患者治疗1周后有7例明显缓解。关于维生素C作用与剂量的这场大论战。鉴于美国的影响力和双方的知名度，一开始就越过了国境，波及到全球。各国的医学界人士起初差不多也都站到了美国同行那边。遥想当年。鲍林几乎是"孤军作战"地与众多医学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论争，他为此而受到的嘲弄和轻蔑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可鲍林在长长的20多年时间里，义无反顾地奋起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勇气和探索精神令人深深敬仰。时至今日，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承认或接近承认鲍林的观点了，然而论争仍远远没有结束，例如，有些人认为维生素C能抗癌，有些人却认为它能致癌。总之，维生素C的作用与剂量问题仍需继续研究。诚然，鲍林的某些观点是否有失偏颇，尚待实践进一步检验。即使有朝一日证明他的论点不够完美，他的探求精神依旧值得人们学习。毕竟探索永无止境，毕竟科学未到尽头，我们没有理由因循守旧。从这个角度看，鲍林的其他观点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说:"医生在行医时应当慎重是对的，但是，如果医学要进步，行医这行业也需要接受新思想。""医生的意见不是一贯正确的,虽说其用心善良，患者要自己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