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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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以下是我分享的，欢迎阅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

【摘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但是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做好基础理论建设和创新，拿来主义和急功近利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关乎研究的方向，将决定学术研究的理论效用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运动规律的揭示，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建设需具有全球视野、中国聚焦、西方映象三者统一的全景视阈。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资本论;研究方向;话语体系

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同志在谈到当前西方文艺理论界的问题时指出西方文论借助非文艺理论的词语通过场外征用、话语转换等方式对文艺问题进行“强制性阐释”，丧失了文艺理论自己的色彩，中国文艺应当走自己路，发扬“本体论阐释”的方法繁荣自己的文艺理论。张江同志的观点不仅对文艺理论界，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当下中国部分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的迷失和沦丧。鉴于此，我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和法文版序言以及第二版跋和法文版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当有的一些基本的考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进行一点理论探索。

一、“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

这句朴实无比的话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当下这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忠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业，一切的体系建设和理论创新都不是短平快的结果，是在长时间积累和长期的基础研究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也就说，进行基础的理论研究和积累是建设体系的奠基工程，急功近利并不能带来我们希望的成果。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崇外尊新的倾向依然严重，尤其是对国外的理论引入不注重基础性工作。比如，国内对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的研究如火如荼，有关他的思想介绍学术文章和论著很多，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列斐伏尔的70多本著作和300多篇文章并没有多少翻译成中文，甚至列斐伏尔的成名作《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竟然没有中文译作。这种现象肯定不会有利于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因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充分吸收世界的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不是在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的闭门造车。

在如今的资讯时代，借助现代科技，各种资讯传播迅速，有不少人在大众传媒的渲染下一夜成名，这让很多莘莘学子认为成名成家其实很容易，不需要做“十年冷的板凳”，想剑走偏锋，鼓捣一些怪偏冷问题和话语，发表文章吸引眼球以其快速成名成家。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的：“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马克思因为担心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络，因此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特意告诫法国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对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可谓晨钟暮鼓，我们必须牢记科学的研究不会像喝酒吃饭旅游听音乐那样随意轻松，它是一个人的孜孜以求的生命与智慧的写照和奉献。

二、“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只是个别现象的描述。马克思这句话点明了学术研究的立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科学研究是有一定的立场的，究竟是代表大多数人或者人民大众的利益，还是少数人比如资本家的利益，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选择。李凯尔特在对比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时曾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根本上说是探究文化价值和意义内涵的学问，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马克思・韦伯在论述社会科学的方法时也明确指出：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并且，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如果我们选择了少数资本家或权贵的一方，我们的研究就可能受制于人，为了某种目的的辩护就会妨碍我们学术研究的真理性。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显然，我们的立场不对，有时会变成柏修斯的隐身帽遮住我们的用以观察的眼睛和聆听的耳朵，对现实中的问题采取躲避的态度，或者采取以偏概全的方式诋毁现***下转第357页***实中取得的成就。

立场决定学术的方向，决定学术的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为了门派之见，为了个人的私利，在中国的一些学派常常固执己见，不愿即时发现自身的问题，真理被成见超越，真理被个人私利玩弄。这是旧社会的思维定势，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道德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更应该以身作则从自我革命做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程序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三、“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地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首先表明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建立在他深信社会的发展运动是有规律的，坚守人类的理智的良知。马克思接着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显然，马克思相信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会以铁的必然性发生发展，无论我们主观上这样看待它，越过或者试图取消它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但是，现在仍然有学者秉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迷失在后现代的碎片化解构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在没有开始研究前，这种先在的偏见已经使自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和追求学术的价值魅力。

其次，尽管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类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些社会规律发生影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这些基本认识，努力发现社会执行发展的规律，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但是，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否认这点，历史的虚无主义盛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是非颠倒中摇旗呐喊，混淆视听。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年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自然引来各种理论粉墨登场，但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总是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发展与发达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进行推演，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用僵硬的逻辑强制阐释中国鲜活的现实，在对立的视界下审视现实的逻辑和逻辑的现实，常常总是捉襟见肘，不得要领。这实际上是西方话语下的理论批判，在碎片化和非主体化的犹豫与无奈中诉说著理论的勉强和萎靡。中国话语当然是中国视界下的中国的辨证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发展，摒弃西方中心和西方世界化式的哲学方法论，建立世界存在下的中国与西方的互动视界，以全球为巨集大视野，以中国为近景聚焦，以西方或非中国为他者映象，在中国现实发展运动中建立适合自己的话语权，用自己的理论把握自己的历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与一个大国实力相匹配的贡献，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资本论***第一卷***[M]. *** 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 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尉迟光斌，汉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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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儒家与道家。也许有人会怀疑是法家，但是如果要精确的说，中国的法治几乎从来没有法家思想在其中。多半是站在儒家学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而我们现在都还在拜孔夫子，都还在读文化教材，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於道家呢？为什麼选儒家与道家，这个要一起解释。因为中国文人同样也参与政治，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在政治的浮沈之中，通常会有两个选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受到重用，就想办法用儒家方式经世纪民，民胞物与；如果被贬谪在外，那麼便以道家（或佛家）的思想为精神主轴，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这种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想法，是比较消极的，也是比较逃避的，但是面对被皇帝遗弃（贬谪）的痛苦，文人必须透过某些东西来调适自己，就像有人得了绝症然后信奉某个宗教是一样的，是精神上的依归。例子是很多的：苏东坡写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诠释以儒家思想去思考赏罚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法律精神，所以中国自秦汉以后的法治，应该都属於儒家的系统。但是当苏轼被贬谪黄州的时候，竟然写出前后〈赤壁赋〉这类的文章，充满了「出世」的思维，里面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想要归隐和舍弃的念头交杂，很显然就是道家思想。所以是儒家与道家，这是中国文人士与隐的两个抉择，也是巩固中国文人的心的两个主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