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论文发表期刊

北大著名经济学教授有：林毅夫、余淼杰和雷晓燕等。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截至2018年3月，林毅夫在中国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出版中英文著作30余部。

余淼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书记兼副院长。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雷晓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返回北平，1952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北京西黄城根9号院，一处并不起眼的地方。院子里几十幢新旧不等的平房不那么规则地交错着，构成几处院中小区，院中最大的小区中坐落着整座院子里最高的楼房——一幢三层的小灰楼。小灰楼的二层，黑黝黝的走廊上门挨门的都是办公室，其中一间的电间，就是林毅夫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办公的地方了。 去年初访林毅夫的那天，正逢北京入冬后下了第一场大雪，路极难走，天气寒冷彻骨。我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那间办公室，进了门，正待把大衣脱下来，却听他说：“你不必脱了，这里很冷。”我抬头打量了一下，只见这位个头有一米八几的男人双手插在皮夹克的口袋里，两眼亮晶晶的，很幽默、很随和地笑，心里便有些吃惊，想：这个台湾人，真的和以前见过的那许许多多不大一样嘛。 林毅夫的名字是这年8月听说的。一年一度的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揭晓，评委会在北京饭店开了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从会议主持人张卓元教授口中，知道这年的孙冶方著作奖得主有个叫林毅夫的，41岁，14年前从台湾回来，6年前又从美国拿了经济学博士回来。吴敬琏教授也是这年的孙冶方奖得主，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个简短讲话，没怎么提自己的那本《通往市场经济之路》，却很兴奋地提起了得奖的中青年，其中就很欣赏地提到了运用现代理论工具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林毅夫和他的那本《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当时，听到吴教授的赞语，再看林毅夫有点独特的经历，我便心中一动…… 这次采访是有题而来的，事先说好了，是请林毅夫谈谈对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看法。为了谈得自然，也出于职业的好奇，我当然问了毅夫一些“题外”的话。我问他，台湾和美国，学术研究的条件都很好，为什么要回到大陆来？ 他说，大陆这么大，在这里研究经济才有意思。又说，西方经济学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对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很薄弱，可在中国，正有机会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谈起这些想法，他是滔滔不绝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他说，改革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处于一个走上世界经济学舞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当我绕着弯子，问起他怎么从台湾回来，问起关于他个人的故事时，他的回答就变得很隐晦、很简短了。他还是两眼亮晶晶的，却显出很幽默、又有些神秘 的笑，说：让我们还是谈现在，谈理论…… 这个林毅夫！ 1979年，一位美国人由于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教授舒尔茨。 两年后，舒尔茨来中国讲学，到了北京大学。学校为舒尔茨教授派了一名翻译，一位既懂得经济学理论又精通英文的年轻人。舒尔茨的讲学很成功，台上台下的会心应合使人满意，舒尔茨感觉到了年轻人的功力和才气。舒尔茨回到美国，给那位年轻翻译来信，请他在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读博士。好像是一场梦，命运就这样给林毅夫作出特别安排：美国方面在北京派了专人，单独监考，让林毅夫补试了“托福”。然后，他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 一定是在30岁时来到“芝加哥学派”的氛围之中，林毅夫才最终下决心踏上经济学理论探索之路的。理想从这时候开始聚焦了。40岁上，当他作为一名杰出经济学家面对中国记者时，他给人的印象是理性和冷静，而理想和激情——那种十多年前促使他跨海归来的动力，已经成了埋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林毅夫用4年时间读完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算是最快的。毕业那年，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次发展经济学的会议上作演讲，他的关于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创见引起与会那些美国经济学家的赞赏。这以后，林毅夫接连收到5家美国大学及其他国家大学的聘用信，其中家，都表示愿为他提供终身职位；世界银行也有意聘请他去工作…… 当时，国内十三大尚未召开，改革是否能够继续，海外学子既关心又焦虑。朋友们劝他等情况更为明朗后再决定去留。但林毅夫还是迅速作出了回国的决定。1987年6月19日，林毅夫全家从华盛顿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 这是林毅夫的第二次归来。第一次是1979年，就在海峡两岸视若仇雠的时候，毅夫抛下年仅3岁的儿子和怀胎六甲的妻子，千方百计回到大陆工作。他曾留言妻儿：若我未能目睹祖国的统一和复兴，愿我儿我女能克竟父志。 “回忆起我年少时，经常憧憬着回祖国工作的时光，为牢记这个心愿，我以东方的红日——旭初和曦，给我儿我女命名。然而，5年的美国生活已使旭初和曦连闽南话都已经忘记。回国既是为了参与改革，也是为了下一代挺起胸膛做一个骄傲的中国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毅夫这样道出心语。 以后，我和毅夫，和他那美丽、聪慧的妻子云英都已经很熟了。在他家那间宽大、清凉的客厅里，我和他俩都有过长谈。我渐渐理解了毅夫为什么不愿意多谈早年的事情，决心尊重他的意愿对此不问也不写得太多。 不过，就是抛开那种传奇性的过去，我还是对他有许多个“为什么”。有一次，当着云英的面，我就直接了当地问毅夫：你是不是想拿诺贝尔奖呢？ 其实，国内的经济学界早有传言，说林毅夫这些年的研究就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 回到中国8年，林毅夫孜孜不倦，勤奋创造，已经在经济研究领域大有作为。这些年他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22篇，在英文论文集中发表14篇，应邀参加国际讲座并提交论文40篇，还在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篇。须知国外的著名经济学杂志一般采取匿名评审方式，不计稿酬，而发表论文的数量通常是国际上衡量一位经济学家成就的主要指标。而林毅夫发表的论文达到了平均每年3篇，比国外一些已经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还要高产。 事实上，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研究方面都具有突出的理论创新，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并且被广泛引用，标志着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国际领先水平。 1992年，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林毅夫的论文。这是多年来这家刊物首次发表大陆经济学家的文章。不久以后，美国另一家权威性刊物《政治经济学研究》又为林毅夫的一篇论文出版了讨论专集。对大陆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个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