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课题

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成为科学的。它的酝酿、问世过程,大致经历了前奏、孕育、胚胎成型和诞生四个阶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 范文 一：马克思看侵华——读《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世人将其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段。古老的华夏农耕文明到现代科技智能化时代，绝非一日之寒，承上启下的近代史，与其说是中华文明褪去浮色改头换面的日光浴，不如说是中华儿女硬把锄头当长枪的血泪史。

工业革命的兴起像阳光下的气泡一样，将西方人七彩斑斓的财富之梦送往地广人稠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农耕封建思想的格格不入引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一部长达百年之久的近代史篇拉开帷幕。然而，长矛如何抵挡得住洋枪，战败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和人民生活上都受到了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打压。

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亚罗号划艇的“侮辱事件”。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由这样一个荒谬的理由开始，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我们泱泱大国，就这样被英国的一个将军、领事踩在脚下，为了他们野蛮的私利而挑起殃及百姓的无义战争，实在令人心寒心痛。

我们不否认英国民主制度的优秀，也不但光为本国人牟利而不惜别国人的安

危为代价的民主是虚伪的，不过是贪心的幌子罢了。“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 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当年发表的演说，他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却根本举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是非对错。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当然，究其原因，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任人宰割?马克思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鸦片战争的失败，霸王条款的签订，给了英国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说到底是中国的国力衰弱，人心惶惶，内忧外患!而且，当时的中国并不全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义傲然。就如上文“侮辱事件”中提到的亚罗号划艇，船上坐的是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他们为英国人卖命牟利!英国人为了一群中国人来攻打中国人，这是多么可笑的逻辑。所以，在指责英国人的同时，中国人也应检讨自己。

近代史的长河中，中国可谓是一路摸爬滚打，曲曲折折地到了现代。没有实力的国家终究会被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一点已在许多土地上得到见证。于国于人都是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英国的残酷侵华这是一种同情，我们作为当事人，不能只有愤青式的宣泄，更应该是跌倒后的 反思 。

关于马克思和近代史的论文范文二：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提要: 中国在1979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之后，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建设受到破坏以后，中国于此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人们在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的作用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改革开放到底是如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意义?本文将重点描述这些。

一、 改革开放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结束后中国面临这样的图景：

政治上，““””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

文化 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思想上，““””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国际背景：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1976历时十年的““””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

二、 改革开放的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看，早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已经由过去的“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一统天下，改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经济体制看，已经由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状态看，已经由封闭和墨守陈规的社会转变为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和全面进行改革、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从出发点看，过去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现在强调改善人民生活，以民为本。

正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同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也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改革， 不可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具有显著的科学系统性、开拓进取性、继承发扬性、时代先进性、务实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把握这些重要特征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和更加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这些，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相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也是其先进性的体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要让马克思主义传承下去，保持其先进性和与现在社会相结合尤为重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过去以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永保党的先进性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相结合，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先进性。

科学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又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理论。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当而且必须向前发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只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才能充分发挥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而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断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向新的理论境界。改革开放战略目标的制定、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举措的实施等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并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 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要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 措施 的协调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紧紧围绕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不失时机地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促其发展，它才能永葆活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实现干部“说教”与“身教”相结合，以“身教”为主。在当今情况下，能否有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党员干部如何“说教”马克思主义、是否进行方式 方法 创新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自身如何作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先进分子的行为做出来的。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既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时还要付诸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中来不断的促进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一定要与中国的历史相结合，与中国的 传统文化 相结合，与中国各方面的实际相结合，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真正的实惠，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发展的更好，更快。而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不开。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促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新时期不断探索、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简单的说就是1966~1976年的文革以后,人们要求对"文革"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了反对这个错误方针,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李耀臻同志先后出版《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高校德育创新研究》、《大学生心理完善及调适》、《历代应用文章名著赏析》等著作3部，其中，《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高校德育创新研究》获青岛市第19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编《新时代、新理念、新起点、新成果》、《中国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著名高校丛书——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必读》、《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军事海洋学教程》等著作6部；主持并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5项，其中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1项，教育部社政司规划课题1项；在《光明日报》、《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和《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其中《坚持高校德育创新构建高校德育新体制——中国海洋大学德育工作创新与实践》获2003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首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奖；《大学生艺术教育教学实践与探索》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其他论文获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本人获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山东省思想政治教育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