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发表文章

摘要]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研究者的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是衡量专业外语能力的主要指标。本文以俄国史研究者的俄语能力建设为例，基于学习研究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语言材料，探讨俄语能力问题对俄国史研究的影响，最后以词汇问题的处理为例，指出提高翻译水平的路径之一，进而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建设，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提供参考。[关键词]世界史研究；俄国史；翻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2011年升为一级学科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学术研究质量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密切关注。”[1]在论文成果方面，仅2018年全年在国内期刊正式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包括研究性论文、书评、研究综述和会议综述）就有12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98篇。[2]科研项目方面，在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世界历史立项总计108项[3]，充分体现了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的规模与能力。不过，我们虽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但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外语能力的建设，尤其是专业文献的翻译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外语能力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必要技能，是研读和运用外文材料的基本条件。要知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从阅读资料（史料）开始的。史料的搜集与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论文的整体风貌与是否具有原创性。[4]“研究外国史，各国现代外语是研究国别史的起码条件，否则连专业的门都没有入。如果研究古代文明史，那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都是入门的钥匙。只有掌握了这些钥匙，进入文本层次的研究，才能说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或古典学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5]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世界史研究而言，专业外语能力主要包括掌握语种、语文知识和翻译水平三个方面。一、扩大掌握语种当前我国世界史研究人员掌握语种不多，限制了获取和运用材料的能力。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使用英文，但懂得其他语种的人却很少。且“由于语种的限制，我们在使用材料时无法做到多样化，更谈不上对多种材料进行比对和筛选。”[6]而“在欧美国家，要想研究世界历史，最少得会三门外语。如果是世界古代史，则需精通至少一门古典语言——拉丁语或古希腊语。研究古代东方史，甚至需要掌握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与梵文之类的语言。”[7]掌握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献资料来源的丰富性、研究视野和深化空间上的广度、史料和论述的厚度及对特定问题论说的力度和可信度上，[8]还反映在对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上。要知道，“材料的正确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而对材料加以考证鉴定是“达到材料正确性的唯一方法”。所谓兼听则明，孤证不立。如果我们掌握多种外语，就有可能对一则史料的不同出处或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参互比较、考证，从而最大限度地鉴别史料的真伪，提高完整性和可信度。[9]笔者曾读到一篇研究美国对1928-1941年苏联工业化发展的影响的学位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在其参考文献中竟无一份俄文文献，只有英文史料和中文专著和译著。其问题不仅在于过度依赖英文资料，恐怕也受到作者外语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掌握语种的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取材范围、论述深度乃至整体研究质量。在这方面，不乏优秀范例可资参考。譬如，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1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版）征引和参考了俄文和英文档案、报刊、文献、著作、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成为近年来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李工真著《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利用了大量德文、英文和拉丁文文献，对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推动下的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洲际大转移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如崔丕著《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也大量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文和英文档案史料，在多国多边解密档案互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冷战时期美日关系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考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对地区国别史研究而言，如研究对象为非英语国家，则最好掌握该国母语，因其间最权威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必定是用该国母语记录的。单纯使用中文资料或汉译二手文献，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而且资料来源也比较有限，这会影响到研究视野、选题范围、文章质量乃至最终结论。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指出，“1978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 [10]就俄国史研究而言，阅读和翻译俄文文献应该成为俄国史研究者的“日课”。以俄国史研究中的“苏联核计划（АП СССР）”研究为例，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组织编辑的三卷本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11]出版之前，西方学界虽然对该领域研究起步很早，且有美国建立的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美国威尔逊学者中心数字档案”特别下设的苏联核历史专题及广泛涉及美苏核问题的“ALSOS”核相关问题数字图书馆等研究资源[12]，但因严重缺乏俄文史料支持，导致一些研究成果难免“雾里看花”，甚至“道听途说”，而不具有科学性。只有在俄文档案资料得以解密公开后，学者经过翻译、整理、解读，”客观、科学的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可能，苏联核计划研究才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13]二、丰富语文知识语言贮存着民族的共同记忆，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教授甚至认为，“语言是历史产生的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历史学”。[14]在掌握尽量多的语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仅有语言还不能用好材料。“要透辟、彻底地了解材料的含义，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还需要借助于丰富的知识，还要用相关理论来做透镜。”[15]研读专业文献，准确解读和运用材料绝非易事，尤其在翻译专业文献时，学者不具备一定的语文知识便很难胜任。正如“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具备古汉语的识读与理解能力，熟悉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规律。”[16]对俄国史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打下扎实的俄语基础。要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必须具备足够的俄语词汇量，系统地掌握俄语语法知识。[17]如果从事俄国古代史研究，除了要精通现代俄语语法，还要了解正字法，在阅读古俄语文献，想要了解“俄语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消失了的语言旧质”时，还要熟悉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a）。[18]在研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过程中，除了注意学术观点和最新材料外，还要留心不断积累文献中丰富的语言材料。因为，“俄语作为一种屈折语，有比较明显的词形变化，而且变化的规律性比较强。”通过语言的类推规律建构起个性化的词汇知识库，形成词汇语义场，利用语文知识，解读和分析史料，有时会收到触类旁通，意想不到的效果。[19]另外还应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现代汉语中省略号一般位于段落中间“……”；俄语中省略号可以是三个点“…”，且位于段落的下方。俄语中破折号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汉语，可以表示词语的省略，包括主谓结构中的系词﹑句子成分的省略、两个表示时间、空间和数量意义的词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有名词之间、表示相同词语的省略等，可见其用途之广。俄语中常有双重破折号，主要用于标示句子中的插入结构、嵌入结构、独立同位语、加确语等成分。但是汉译后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往往要调整或者打乱语序，某些结构汉译后就变成了倒装句，需要重新梳理，或者干脆“编译”。此外，还应熟习俄文惯用表达方式，成语、熟语、谚语、俚语、格言、文学常识；俄罗斯国情学，俄—拉丁字母转写对照表、俄汉音译表、俄汉计量单位对照表（长度、面积、容量、重量、液量、干量等）、俄汉历法对照等国情和实用知识。由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一些特殊表达方式（代号、代称、绰号等）、语言现象（断句、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泛指人称句、不定代词、语句倒装、语音交替、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等）及历史人物自创的新词新语等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曲尽其妙，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语文知识的丰富程度对解读和利用专业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语词汇中包含了一些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如姓氏列宁（Ленин）、斯大林（Сталин）、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它们在俄语中的词根分别是“勒拿河”、“钢铁”和“石头”，在英语中则为Lenin、Stalin、Kamenev，如果不懂俄语就看不出原词的词根含义，也就无从联想其姓氏内涵。又如苏联政要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他在谈判中常常否定西方国家代表的提议，因此被称为“涅特”先生，这里的“涅特”就是俄语“нет”的音译，意思是“不”。关于音译问题，笔者在翻译姓氏“Пономарев”一词时就遇到了困难。该姓应该译成“波诺马廖夫”还是“波诺马列夫”呢？俄语单词中字母“е”和“ё”往往是“雌雄同体”——“ё”也可写作“е”。个别外来词中“йо”和“ио”也可表示“ё”音。如，人名“约瑟夫”（Иосиф）和契诃夫小说中的“姚内奇”（Ионыч）便是这种构词法。最后通过查阅参考资料确定应取“ё”音，译成“波诺马廖夫”。如果不懂俄语，一旦遇到汉译本文献中的误译、漏译和错译，如果我们连基本的辨识能力都没有，就很可能被误导，将错就错，错误解读信息，影响研究质量。三、提高翻译水平“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中介手段”。[20]翻译能力也是世界史研究者解读和利用外文材料，开展学术研究的“看家本领”。事实上，许多世界史研究大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翻译家，由其译介的译著也为学界了解国外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提高翻译水平是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下简述笔者对翻译俄文文献中词汇处理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笔者认为，一篇文献在动手翻译前，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简要通读全文，大概掌握文章的写作题材、主要内容、成文年代、作者简介等信息，据此判断该文需要用何种语体来翻译，选用何种色彩的语言来行文等，为通篇材料定下总体基调。笔者对选用译本词汇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选用雅词，避免陋译劣译；词汇使用上坚持术语化与规范化；统一翻译标准，避免一词多译；注意按照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调整语序，避免倒装；酌情增减字词，补充缺失成分；求信与求雅相统一，既要尽量还原原文，忠实文本，又要考虑到适当修辞和变通，使文义通顺流畅而不失简洁博雅。其次是根据文章特点选用合适的词汇。由于某些术语名词存在一词多义现象，在组成句子时还要考虑其是否通顺；如果不通顺，就要从该词的若干义项中择取一个比较符合文义的义项来填补空缺。在翻译实践中，词汇的选择还存在“色彩”问题。翻译实践中对句子的理解主要体现在词汇义项的斟酌选用上，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汇在细节方面的处理上最见功力。如翻译“покойник”、“мертвец”等词时，要根据上下文、具体语境和不同场合变通为“死者”、“遇难者”、“先人”等；翻译“труп”、“тело"等词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翻译成“遗体”、“尸体”、“遗骸”等不同义项。另外，与“死”有关的词组和句子要注意细节的处理，区分性质、褒贬等。如“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形容烈士时要译成“就义前”,形容僧侣则可译成“圆寂前”，中性化形容方式则为“临死前”。翻译“после смерти”时则有“死后”、“去世后”、“仙逝后”、“遇难后”、“驾崩后”等不同的表达方式，要根据具体死者身份和时代的差异，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词汇问题还体现在口号类文字的翻译上。翻译口号类文字，一般采取语言的经济原则即在能够清楚表达意思的前提下，越简洁、越短

1.《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姜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撰写第12章、第13章。2.《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其中第10章。3.《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撰写其中第5章。 1.《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2.《20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史反思——以拉丁美洲和印度为主要对象的分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2年第2期转载。2012年4月,被收入张卫良主编的论文集:《“城市的世界”:现代城市及其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4期摘登。4.《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对俞金尧等三人的访谈，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1年9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11期转载。5.《从中国人口史看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婚姻家庭的特征》，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同时出版Chengdan and Miles Taylo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Chinese History Conference(Peking University),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11.6.《20世纪世界史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7.《关于全球史上跨文化交流的评估》，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学术前沿”栏目摘要刊登。8.《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0期转载。2011年又被收入《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论文集(田丰、李旭明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9.《“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0年第1期转载。10.《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8年第8期转载。11.《“资本主义”与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载《学海》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转载。12.《用唯物史观构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受该报访谈。13.《历史上中国已婚低生育率说质疑》,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14.《“反全球化运动”与反资本主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11期摘登。15.《与时俱进的德国社会史》，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3期。16.《社会史的定义及开放性》，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17.《现代世界起源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2期。18,《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增长与煤的使用》,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19.《令人困惑的后现代》,载《学术研究》(广东)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3期转载。20.《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该文于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1.《中世纪教会婚姻法中的同意原则》,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2.《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23.《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24.《儿童史研究四十年》,载《中国学术》第2卷,2001年第4期。后来收入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5.《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该文重印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转载。该文于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6.《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学术动态》1997年第9期摘登本文。该文于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27.《英国18世纪人口和发展的学术史回顾》,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28.《从历史人口学到家庭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29.《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30.《中西方家庭的历史比较:差别及其影响》,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人才培养和理论创新——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28日“学术家园”版。2.《从“意见”到“决定”:哲学社会科学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9日第二版。3.《学术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0日。4.《人口研究要注重社会变革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5.《最低工资至少应足以养家糊口》,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9日“经济学”版。6.《继承和创新明显,发展仍有空间》(评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7.《全球史观下的文明传统与交往》，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8.《妇女的历史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评〈西方妇女史〉》，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9.《养儿防老: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载《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3月10日。10.《访谈英国史学家E.A.里格利》,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11.《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12.《评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载《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13.《历史学需要不断创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14.《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家庭 生活的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5.《斯通:〈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6.《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17.《找出一个亚洲来源》，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3月21日。18.《西方家庭史学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19.《国内对欧洲妇女史研究的综述》,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主编:《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总第二期。20.《传统中国国情的再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探问工业革命》,作者为剑桥大学教授里格利,发表在《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4月15日出版)。2，《现代的家庭研究简史》(上、下)，译文，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奥茨曼，分别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和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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