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弥忠发表的论文

家庭 教育 在 儿童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儿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独特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儿童家庭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家庭教育论文 范文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摘要:家庭教育是儿童所接受的最基础的教育。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够提高其学业成绩，促进其学校融合。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进行家校合作，提升流动儿童的家庭 文化 资本，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是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 报告 》，我国处于6-14周岁的流动儿童已达1472万，比2005年增加了347万。流动儿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家庭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尤其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如何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家庭融入城市的，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只能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与鼓励。家庭教育包括家庭气氛、家长素质、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正向作用，这对于儿童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其教育理念往往也比较落后。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往往寄托于学校，自身责任意识不高，并且往往会忽略了对孩子学习的鼓励。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对其赞美、鼓励;同时对于孩子的不足，也会采取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其进行改正，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积极自信的孩子也往往会在学校中积极表现，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

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融入城市的水平高低与其家庭教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的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1]。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家长的城市融入水平，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城市融入水平，进而提高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二、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在于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不仅能够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促进流动儿童家长的发展，还能够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全面、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指导家庭教育，首先可以从建立家长学校入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保障家长学校的实际落实与运行，保证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数量;其次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流动儿童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最后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使家长在活动过程中真正体会教育的意义。

(二)进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指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2]。家校合作能够使家庭和学校之间取长补短，在运作过程中，发现并解决双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流动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有效进行家校合作，需要家庭和学校双方投入，促使家校合作制度化、常规化。从双方主体来看，学校应该将家校合作常规化，使家长把家校合作看作是学校的常规性工作，使其习惯性地参与进来;学校应使家校合作制度化，使教师把家校合作看作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家长应敞开心扉、积极配合，使家校合作有序展开。

(三)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从家庭教育的意义上来讲，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围、家长的教育方式、家庭的书籍、音像、绘画、父母的文凭、职业资格等。布迪厄非常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术成就的作用，他认为“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型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3]。家庭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尤为重要，提升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能够直接增加流动儿童的文化自信。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首先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流动儿童家长的城市化提供平台，尤其在就业方面，应该保证他们公平就业，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间接地增加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资本;其次，流动儿童家长也应自身付出努力，平时多看书看报，学习更多、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积累、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

(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家庭在城市属于外来者，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面对流动家庭在教育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为流动家庭提供服务与帮助，使其感受到城市的社会关怀，增加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流动家庭的社会融合，进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流动儿童家庭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首先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发挥统筹、引导的作用，制定政策文件，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存在提供保障。其次需要社区和其他社会志愿力量发挥行动的作用，携手为流动家庭提供具体帮助。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关乎流动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成长，受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关系着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付出耐心和时间，共同为流动儿童的成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广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常州市为例[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5):6-20.

[2]马忠虎.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52.

[3](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儿童家庭教育论文范文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数以千万的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寻求生存，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伴随而生。由于父母与孩子聚少离多，这种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暗藏着诸多问题。目前，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分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改善现状提出解决对策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关键词：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解决对策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人数将继续上涨[1]。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21.88%[2]。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对儿童成长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期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引发的教育问题小则影响儿童的身心、人格、道德的发展，大则阻碍全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制约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一、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非理想的家庭教育模式

一个健全的家庭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促膝谈心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寒，首先，具体体现在几类非理想的家庭教育模式当中。这一种家庭教育模式是孩子父母的其中一方外出打工。在农村，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母亲陪伴留守儿童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样的家庭模式容易使孩子产生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焦虑与不安之中。同时留守一方往往因为繁重的农耕与琐碎的家务根本无暇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因而导致孩子遇到问题经常欲言又止，久而久之形成孤僻冷漠的性格。其次，这些家长通常文化素质偏低，对孩子的学习指导缺乏时效性和科学性。这一种家庭教育模式是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后将孩子留给其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代管。这样的“隔代教育模式”则更加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在“隔代教育模式”的环境下，“代沟”的问题经常导致祖辈与孩子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当孩子在性格与心理发展出现偏差时，年事已高的祖辈经常难以察觉，当孩子与他人产生争执时一味地偏袒并且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这种隔代溺爱心理不利于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容易导致儿童形成蛮横霸道、我行我素的性格特点。最后，在“上代教育模式”中成长的孩子得到的家庭教育则更加令人担忧。一方面近亲、朋友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力度难以把握，过于严厉容易给孩子带来压抑感和抵触情绪;过于宽松则容易造成孩子的随波逐流，不利于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父母角色参与消极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的作用是同等重要、不可互相取代的。Hetherington等研究认为，父亲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其自我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分离”，教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规范和规则，同时还能帮助母亲避免过度情绪化地处理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3]。家庭教育在要求母亲参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呼唤父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一个好父亲会把母亲生活领域之外的东西尽可能地展示在孩子面前，并成为孩子探索新领域的向导和力量的源泉[4]。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家庭教育意识淡薄。例如，一些母亲当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便离开家，一年或者两年才回家探望孩子一次，有些母亲甚至连 春节 都不与孩子团聚。又如，留守儿童家长认为外出打工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与生存环境，这些家长往往“重养轻教”，认为给钱就是养育和教导，更有人为了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亏欠感而盲目地满足孩子物质的需求，认为物质的满足可以换来对孩子亲情的抚慰。但“陪伴即是爱”，父母陪伴的缺失会给孩子带来心灵伤害。一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孩子的抚养寄希望于家里的祖辈、亲戚朋友和学校的老师。一方面从精神上缺乏与亲人间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从物质上，现实的生存状态与最初的理想生活背道而驰，这些人在陌生的城市无法找到归属感，而同样是进城务工的异性同伴便成为了他们寻找归属感的目标，因此一些“临时夫妻”现象有所抬头。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留守儿童的家长则更加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父母的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也更为消极。

3.学校教育缺乏针对性指导

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学校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主导性作用。相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学校教育是更专业、更系统、更全面地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关注儿童的发展共性而非留守儿童的个性需求;对需要重点帮扶的留守儿童缺乏有针对性的重视。对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的忽视是导致学校与留守儿童家长沟通脱节的根源，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一方面是优秀且有责任心的教师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是由于留守儿童家长与学校老师缺乏对孩子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的了解与沟通，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

4.社会教育有效扶持的缺失

社会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与健全人格的形成。而现实状况是社会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帮扶的系统机构较缺乏。另外，由于农村的经济建设落后、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留守儿童社会教育的缺乏削弱了社会在留守儿童教育中应当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导致部分已经走上社会的留守儿童在面临人生各个阶段的选择时感到迷茫和无助，激化了他们自身的认知方式与处理问题之间的矛盾。

二、如何有效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1.促进政策调整，减少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

各地区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努力增加本地劳动就业量，鼓励引导、帮助劳动者在本地自谋职业或创业办实体，发展本地经济;采取政治和经济双重手段，加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力度，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也有好的工作选择，从而缩小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以此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5]。政府出台保护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相关政策的同时，也应鼓励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工就业选择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另外，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关键。例如，为留守儿童提供随父母在流入地正常上学的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留守儿童创设新公立学校，减免留守儿童的借读费。只有解决了留守儿童的就学问题，才能让留守儿童结束留守生活回到父母的怀抱。

2.提高父母角色认同感

提高家长作为父母的角色认同感，使留守儿童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法国著名少年节目主持人克里斯琴•施皮茨博士曾经这样忠告做父母的人：培养你们的孩子，多和孩子在一起，因为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6]。一是留守儿童的家长应该转变“给钱便是养育和教导”的观念，只有和孩子经常进行通话交流培养情感，及时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动态，与孩子建立互信感，孩子才能将这种陪伴的爱转化成激励自身努力的动力，才能避免孩子在发展的关键期将父母的说教当成耳旁风。因此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与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以及学校老师保持稳定的联系，以便随时了解孩子的发展动态，共同分享科学合理的教育 方法 。二是在与孩子进行交流沟通时应注意避免时间间隔太久、采用多种沟通方式、重点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只有家长增强为人父母的意识，提高父母角色的认同感，才能有利于下一代形成正确的家庭观念。

3.整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成功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偏废”[7]。只有形成三大教育合力，才能促成儿童自身的社会化。因此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当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首先，在学校教育的过程当中，教师应该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儿童的道德素养，促进健全人格的发展。其次，在学校日常管理当中应该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帮助与关爱，如为留守儿童的家庭建立随时更新的人口流动档案;有效利用留守儿童家长回家探亲的机会，与家长交流留守儿童近期学习表现和心理发展动态，告诉家长家庭的关爱才是能够解开留守儿童心结的钥匙。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设立有利于增强留守儿童家庭意识的课程，讲授如何与家庭成员友好相处的科学方法，培养儿童良好的待人接物的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家庭意识，从心理上能够逐渐理解父母进城务工的行为，并将这种对父母的理解与对父母的思念化为学习的主动性和生活的自主性。良好的家庭意识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人际氛围。最后，应增设农村社区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及留守儿童活动中心，使留守儿童与他人在进行互动的同时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健全人格。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广泛关注与支持。家庭教育的立法只是推进家庭教育的一个条件，只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教育合力才能真正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全国妇联：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6000万

[2]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R].2013.

[3]杨丽珠，董光恒.父亲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05(03)：260—266.

[4]刘秀丽，赵娜.父亲角色投入与儿童的成长[J].外国教育研究，2006(11)：13—18.

[5]周宇，余扬.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问题[J].科技创业月刊，2013(08)：167—168.

[6]邹同文，罗春仙.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J].读写算(教师版)素质教育论坛，2010(03).

[7]黄晓慧.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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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抄一文,仅供参考：浅谈公民法律意识摘要：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改革的年代，加快这项工程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是：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本文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探讨，首先阐述了法律意识的概念和特征，并全面分析了法律意识的功能，最后提出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措施。

关键词：法律意识 功能 措施 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改革的年代，加快这项工程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是：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否则，先进的法律制度也起不到人们期待的作用。

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

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对法和法律现象的反映，它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把握，属于主观的范畴。

就法律意识与法和法律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言，法和法律现象是第一性的东西，法律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先有法，后有法律意识。

从法律意识的产生来看，它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和各种各样法律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没有法律和社会法律现象，就不会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和法律现象是被反映物，法律意识是反映的结果。

与此同时，已经产生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法律意识，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又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简言之，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观点、态度、理性、情感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

法律意识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

人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情感、态度等，即：人类的自然意识和社会意识。

法律意识就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和法律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观点、看法、情感、态度和信念等各种主观心理因素的总和，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

第二，法律意识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法律意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能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①]因此，一般的讲，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意识。

当然，法律意识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因素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现行法律制度、道德、文化乃至宗教都会对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第三，法律意识与社会主体相联系，总是表现为一定主体的法律意识。

意识总是一定主体的意识。

社会主体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所受的法律熏陶、教育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意识，因之法律意识具有个体性，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同时，人又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法律意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又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从而形成一定社会集团、阶层、阶级、民族的法律意识，即社会法律意识。

个体法律意识与社会法律意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个体法律意识是社会法律意识的基础，没有抽象的离开了个体法律意识的社会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法律意识是个体法律意识的有机总和。

第四，法律意识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

法律意识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与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历史传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法律意识不可能在与过去相割裂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它必然要承继某些历史上所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

同时，法律意识还具有民族性。

法律总是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和发展的，世界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形成自己民族法和法律的独有精神和风格，并积淀和渗透在本民族的法律制度之中，法律意识就是对这种绵延千百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法和法律这种特殊社会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功能在当代中国，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系列条件，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其前提和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要求首先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惟此才能有效地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在法的需要转化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法律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法律意识的经济功能主要是通过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载体来实现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法律意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功能。

(1)法律意识是市场经济立法的直接根据和动力。

任何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都不可能离开其经济基础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随心所欲地制定或认可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从经济关系中自发产生，社会经济结构的要求需要社会主体的能动反映和自觉选择。

社会经济对法律的功能期待必须首先能够为社会主体所正确认知和把握，即必须体现于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之中。

正如法学家所指出的：“在法的需要与法的创制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即法意识。

”[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立法和经济立法迅速发展，正是在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法律意识的推动和指引下达成的。

(2)法律意识是市场经济立法的主观价值基础。

立法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内蕴的社会关系的应有模式和社会主体的权利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

如果社会主体不能正确认知现实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真实法权要求，特别是立法者不能正确认知或全面认知的情况下，所创制的法律必然难以反映市场经济运作与发展的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状况，特别是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至关重要，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法律价值观，严格意义上的立法都是在一定的法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法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立法。

立法如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所致的恶果比没有法还要大，没有法只能对市场经济发展形成自发的阻滞，有法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则会对市场经济发展造成能动的阻碍。

(3)法律意识在特定时期具有“准法律”功能。

法律具有滞后性，它自身的稳定性要求使其常常跟不上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需要。

特别在社会变革时期，原有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变革己不能完全适应时代要求，与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法律调整的空白和漏洞还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意识常常能够发挥一种“准法律”的功能，以弥补立法的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法律意识的这种“准法律”功能无疑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现实意义。

2、法律意识政治功能(1)法律意识是政治建构和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模式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同时也与民族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意识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政治法律意识，特别是建国者的政治法律意识对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政治体制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之间的桥梁和中介。

政治建构的方式和基础是政治立法，在现代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宪法、组织法和行政法的制定，这些政治立法是在社会主体尤其是立法者的政治法律意识支配下完成的。

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要求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法律观点，然后通过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家形成政治法律思想，最后通过政治家们的自觉立法活动和政治建构实践形成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法律意识还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

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统治就是法律统治，法律使政治统治权力具有合法性，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在不求助于合法性的情况下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忠诚和服从。

这种合法性从根源上来自政治统治对现实社会经济结构的适应，但其直接依据是普遍的社会主体对它的心理认同，主要是对其法律制度的认同。

(2)法律意识引导、推动、保障政治体制改革。

从理论上讲，政治改革是占统治地位阶级中的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旨在改进政治体制，调节政治关系，以巩固和完善其政治统治的过程。

与政治革命不同，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过程，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政治改革往往都伴随着法的运作。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大都被称为“变法”，这是因为法律能够为政治改革指明方向，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进而防止和清除政治弊端，推动政治不断进步。

在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法律意识起到了规划、引导改革；保障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巩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的作用。

(3)执政党法治意识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依法治国”，关键在党，执政党是否具备法治意识是其能否肩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任的关键。

首先，法治意识是执政党选择治国方式的观念前提。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 曾在延安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段关于“周期率”的著名谈话。

当黄先生问及中国 *** 如何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支配时， *** 充满信心的回答：“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③] *** 继承了 *** 科学的人民民主思想，同时还纠正了 *** 在民主问题上的失误，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宣示了我们党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发展和根本转变。

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它的基本要义是：居于最高地位、享有最高权威、具有最高效力的是法律，特别是宪法和基本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

在当代中国，中国 *** 是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 和宪法都明确宣示了这一点。

作为执政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生活，通过法律形式把党的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

法律至上，实质上就是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利益至上。

3、法律意识的文化功能 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律意识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法律意识是社会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 “法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④]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创造物，或者进一步而言的人类的精神创造物，那么，法律无疑是这种人类精神创造物之一。

探讨法律意识的文化功能，必然要提及一个与法律意识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法律文化。

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法律意识，二是与法律意识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组织机构、设施等。

前者为观念性法律文化，后者为制度性法律文化。

显然，法律意识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法律文化的观念形态，同时也是决定法律文化本质的部分。

法律意识正是通过它对法律文化的决定意义而成为社会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发挥功效和作用。

(2)法律意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法律意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意识作为社会主体在法律领域科学认识和情感体验的结晶，是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要素。

精神文明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相互包含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反过来，精神文明的诸多内容如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和科学文化教育等均己渗透在法制之中，成为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

从精神文明的建构角度来说，没有法律意识，就不能反映人类在社会法制领域的精神成就，社会精神文明就是不全面的。

其次，法律意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观念和制度支持。

精神文明与法律意识虽然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但两者并非始终同步发展，这种非同步化在社会经济急剧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原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体系往往具有较大的惯性，对精神文明建设造成阻滞。

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依*教育的方式来建设精神文明，同时对变革来说教化的过程也显得过于缓慢，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尤其需要法律意识提供强大的观念和制度支撑，需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再次，法律意识对精神文明的功能还体现在法律意识对于形成国家关于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推进这些领域的法治化进程的作用。

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法律意识为这些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和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了观念意识基础。

通过法律意识的立法功能，将这些领域的精神文明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规范，并通过法律的实施为这些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使最基本的精神文明得到及时实现，并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三、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措施 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法律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先行认知法精神的主体的启蒙与教导，特别是法律意识的高级形态，只能是法律教育的结果。

本文所称法律教育是指从一定的目的出发，有计划、有组织的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法律观念培养、法律精神熏陶等知识传授与思想启蒙过程。

法律教育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基本途径。

法律教育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和观念倡导，使人们从理性上认识法律，培养起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情感，促进科学的和现代的法律观念的形成，坚强法律意志，坚定法律信念。

在我国，法律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法学教育。

所谓法学教育是指正规的，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要目的的专业法律教育。

法学教育虽然不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直接途径，但法学教育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密切相关。

在我国，法学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法律职业者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对整个国家法制系统具有巨大影响。

在现代法治社会，几乎一切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机关和法律职业者，这些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组织机构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制度得以正常、有序、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

法律职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法意识状况和法治实现负有特殊的使命。

正如博登海默指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肌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

”[⑤]被赞喻为“社会医生”的法律职业者，在行使其“社会医生”的特殊使命过程中，不仅自身要具备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而且还肩负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引导、提高、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的任务。

法律关系越发达，法律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越大，对法律职业者的社会要求就越高，社会责任也越多，法学教育对整个社会整体法律意识的意义也就越大。

此外，法学教育还与法律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的法律理论研究状况和程度是一个国家法学发展的标志，也是评判社会法律意识状况的一个标准。

法律理论研究通过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向社会输送法律文化信息和营养，是提高和促进社会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越来越离不开法学理论家的参与和指导，可以预见，法学教育和法律理论研究对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2、公民普法教育。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对待法律职业者那样对社会所有成员进行专门的法学教育，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的形式和手段进行的。

在我国，由全国人大决定、司法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的普法教育至今己经进入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这项开始于1986年的声势浩大的全民普法活动，可视为中国特有的对公民进行法律教育的方式，成为提高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有效手段。

普法对全体公民进行了以宪法为中心的主要法律部门和主要法律法规教育，大范围普及了法律知识，从而为公民评价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

然而，普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明确普法教育的目的，推动普法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从普法的目的来说，应进一步明确全民普法的战略目标，明确把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塑造公民现代法律精神，树立公民现代法律信仰作为普法教育的根本任务。

因为教育目标是否明确、科学、富有远见，直接关系到普法教育的成败，当前我国实施的全民普法教育尽管提出了以培养公民的现代法律观念为目标，但对于这一目标的理解却不够全面，还停留在消极的守法教育这一层面，这体现在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多个方面，显然是与现代法律教育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

从普法教育的内容来看，当前普法教育主要以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为教育内容，这使得普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现行实在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的要求，但隐藏于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仅从条文本身是难以把握的；其二，现行法律是国家在现阶段对现代法律精神的立法表现，是否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法权要求，还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三，仅仅进行实在法教育容易造成公民消极守法意识的形成，失却对现行法律价值指向是否正确的评判能力，弱化人们对法的哲理思考和文化反思，难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深切体验和发自内心的信仰。

3、学校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

”青少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

法律意识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自我约束力和免疫力，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成长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学校法制教育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中、小学校分别设置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法制教育课程和日常法制教育活动，对于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学校法制教育体系中，高校法制教育具有重要的地位。

因为，作为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如果缺乏法律意识，不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就不能称其为合格人才，更不能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因此，高校法制教育的状况如何社会意义十分重大。

高校法制教育的目的在于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增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高校法制教育，重点是法律思想、法律精神的引导，是法律意识、法律素质教育，它的标准应高于对一般公民的普法教育，应是在公民意识基础之上的，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法律意识培育。

进一步提高和改革高校法制教育是当前高校“两课”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此外，各种非正规的法律教育活动、法律实践活动以及各种大众传媒都能够传播一定的法律信息，成为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有效途径。

但是，在当代中国，有组织、有系统的法律教育作为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基本途径，其重要地位是任何其他途径都无法替代的。

参考文献：[1]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E.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杨介生.试论公民的法律意识.云南警学[J]，1997，（3）。

[4]李蕊,孙玉芝.公民法律意识——法治之精神力量[J].法学论坛，2000，（02）。

[5]杨小云. 实现从人治意识走向法治意识的历史性转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06)。

[6]刘瀚. 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分析[J] *** 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01)。

[7]马长山. 法治进程中公民意识的功能及其实现[J].社会科学研究，1999,(03)。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122页。

[②] 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242页。

[③]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