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研究生论文发表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就可以了。

可以去abc211文汇找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后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更加突出。由此造成的结局是：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无法完整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流，保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给予其准确的理论定位；另一方面，则是无法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图景。探寻二者相互脱节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首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的哲学思想发展史，进而把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哲学思想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哲学基本原理凝固化，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种“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存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简单化，无法真正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一方面，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包括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包括多种源自马克思而又在理论形态上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将把在哲学形态上异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决非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它也必然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前进与挫折的发展过程即便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哲学思想也存在一个不断修正的历史发展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正确思想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归结为一个不断宣示真理的过程，这不仅违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且也不利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机制。通过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正确与错误思想发展和斗争的历程，既能还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原貌，又可以通过研究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立体地展现正确思想形成的理论语境和历史语境，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内在规律和机理。第二，“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形成了违背历史主义的观念史研究方法。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流行的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过批评。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脱离马克思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拘泥于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史的考察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并且秉承一种目的论的立场，预先规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以此为标准评判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着作的内涵及其意义，他批评这种方法无法科学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通过这种批评，阿尔都塞提出应当寻找促使马克思思想变革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考察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来实现思想变革的。应该说，阿尔都塞的批评是深刻的。因为单纯拘泥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文本，是无法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历程的。第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异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反过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多种理论传统，不同理论传统不仅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而且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它一方面源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理论论述的不同侧重点和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选择。但是，由于“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作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思想的发展史，使得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对同一理论问题的理解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有所不同、甚至提出过批评意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避免地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遭到主观批判，其结果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丰富内容简单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走向僵化。在上述“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必然会产生相互脱节的结局，而且也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自它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以来，就一直被我国学术界主观地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出发，揭示其理论命题的原意和回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而只能揭示其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点并予以主观批判，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料评介的水平上，既制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同时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实现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目的。二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另一个原因应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边界不断扩大、直至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这一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2年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后，对于如何认识其理论性质和理论定位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和肯定三种理论观点。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一方面比较敏感，另一方面也难以达到共识，部分论者或者认为这种争论是一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或者力图绕过这一问题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纯地域性的中性概念来替代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这本质上是为了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策略性做法，却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再加上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经无法涵盖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状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我国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化过程。但这一转换却隐含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也使得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不仅在外延上存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无法等同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总称，它是一个纯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力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自产生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使其理论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并丧失了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管其个人遭遇如何始终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建构始终联系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因而其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不同理论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理论旨趣存在着原则区别。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思潮流派众多，但总的看可分为五大部分，即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领域过去长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点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我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学术力量和学术传统，对这一部分内容本文暂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产生的根源还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都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思潮，都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不同只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集权主义的批判。不管其理论存在着怎样的弱点和缺陷，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西方马克思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注重对马克思着作、思想作严肃学术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二是直接以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为目的，通过研究马克思着作、生平而贬损、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而形成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来源更加庞杂，其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结构主义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等都有关联。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既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较远的理论家，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远、甚至解构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显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理论参考系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具体说，我国学术界最初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其结果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阈中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性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肯定的对象出现，甚至认为只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恩格斯、列宁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是误读了马克思，或者是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两极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相互分离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具体说，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无法完整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全貌，而且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沦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着作的阐释史和导读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无法完成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这一应当承担的使命。其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视野，立足于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展开研究，而只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资料评介，而且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上。笔者认为，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变革“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确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所谓“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源，马克思哲学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多流派、多形态和多种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树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既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哲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选择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看，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是同一过程的观点，而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就意味着，以变革社会现实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不仅必然会把“实践”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好“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必然会呈现出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发展的格局。第二，“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要求我们实现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在“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指导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要展现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着作的解释史，具体说，主要是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贡献。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不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特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理论传统的个性和差异而且也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尺度上，也形成了以自恩格斯、列宁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衡量标准，评价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难以得到科学的结论。“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恰恰要求从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其必然结果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局是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并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要求应当从时代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以及理论家如何解决时代问题的双向维度评价不同流派的理论家的理论得失。这种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内在地要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来。第三，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必须实现研究视野、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本质上不过是“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体现，这种研究视野事实上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二元对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源多流”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历程，才能正确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视野。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应当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内在机理，都是最终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因此，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停留于简单地评介其理论观点和展开盲目的追踪研究，而应该一方面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严格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以避免混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立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在真正弄清其理论命题的原意的同时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研究，真正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处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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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题:<辩证法随谈》一书就是这种活的哲学最生动、最突出的体现，展示了辩证法无坚不摧的强大威力。书中有许多将辩证法运用得活灵活现的经典例子。例如，他讲：“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道出了评价改革开放要看主流的道理。又如：他讲：“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把思想问题比做锁，是先有锁，钥匙后配。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钥匙弄断了。”告诫人们做思想工作要尊重规律，要讲究循序渐进。第2题:阿拉伯民族有一个古老的寓言，一个商人用骆驼运草，给骆驼背上放了一摞又一摞，旁人都觉得已经放得过多了，可他还继续放，理由是骆驼看上去还不累。终于，当又一根草放上去的时候，骆驼倒地了。一根草很轻，可累积多了，最后一根草就可以压垮一匹骆驼。

马哲,偶N讨厌的书之一.我只能猜出十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