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乘佛教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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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010年2月1日—4日，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北京），会后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接见。2、2010年3月15至19日随终南山佛教文化代表团赴香港访问，3月18日下午在香港佛教文化院举办的佛教文化论坛上讲演《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3、2010年4月17日，出席由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台湾华严学会、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协办的“首届中国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4、2010年5月11日，出席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北道教史》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5、2009年8月5日，出席首届佛教准提菩萨文化研讨会（河北蔚县），并作《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与基本特征》的主题发言。6、2010年6月20日，参与发起并筹办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百态观音名相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7、2010年8月7日，出席由陕西省宗教局、陕西省环境保护厅、西安市国土资源局联合主办的“走进大秦岭”宗教文化论坛，在大会上发表《终南山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讲演。8、2010年9月4日出席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厅、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以“绿色秦岭、生态华山”为主题的“2010大秦岭生态论坛”（华阴）。提交论文《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五大劣势及秦岭宗教文化的弥补作用》，并做大会发言。9、2010年9月6日出席陕西省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明·十六罗汉图学术研讨会”（西安），提交论文《罗汉信仰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及其现代意义》，并做大会发言。10、2010年10月15日，出席教育部“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暨第九届华夏儒商国学论坛（北京），在大会上主讲《观音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启示》。9、 2010年10月16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佛教在线联合主办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研讨会，提交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护国思想与实践》，并做大会发言。11、2010年10月25日出席山东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明哲佛教教育思想”交流座谈会（烟台），并作大会发言《明哲长老佛教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12、2010年11月21日出席由陕西省电视台主办的“2010中华祈福文化高峰论坛”（西安），提交论文《倾听钟声背后的智慧之音》，并在大会上发言。13、2010年11月26日出席由北京华夏儒商学院在西安主办的首届华夏儒商易学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周易与陕西的渊源及其现代意义》的发言。14、2010年12月2日至3日出席由《中国宗教》杂志社主办、各全国性宗教团体会刊协办、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上海玉佛禅寺承办的“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研讨会”（上海），提交论文《试论当代中国宗教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作大会发言。2009年：1、2009年2月6日，应邀参加了西安市旅游局主办的“国家文化旅游示范城市申报讨论会”，并就西安文化资源开发和旅游内涵扩展在会上发言。2、2009年3月21日，出席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委会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华大藏经续编的体例、进展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3、2009年3月24-25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湾佛光大学共同主办“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扬州）。提交论文《人间佛教面临的核心理论问题》，并做大会发言。4、2009年3月28-4月1日，出席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教协会主办的世界佛教论坛（无锡）（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作为协办单位之一），在“佛教的心灵环保”分会场作题为《法显精神对现代心灵环保的启示》的发言。5、2009年4月20日上午，出席陕西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文化统战工作专题座谈会”，并被安排为第一位大会发言。6、2009年4月27日-29日，出席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并在6月14日作“生命的特性与生命的关怀”和“信仰的力量”两场学术报告。7．2009年5月20日，出席由全球华人华侨联合会、中国六祖寺、韩国龙华寺等联合主办的“佛教六祖祭暨第二届禅文化全球之旅——韩国高峰论坛”。作为中方两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发了言。8.2009年6月27-30日，参加由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陕西省道教协会联合主办的“2009骊山问道”大型文化活动，并在本次会议高潮阶段的“儒释道三教和谐论”对话会中，与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赵馥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仲宇教授等等六位嘉宾分别代表儒释道三教，对和谐问题展开讨论和对话。9、2009年7月18日，出席山西省五台山普庵寺修复工作会议（深圳）。10、2009年7月26日上午，筹办并参加由美国木鱼项目和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杰出青年研究生佛教参学营”（西安）。主持开营仪式并主讲《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长安为考察中心》。来自美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20位佛教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7名佛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及三位从事佛教研究和教学的教授来到古城西安，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的教授以及西北大学佛教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就长安佛教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11、2009年9月19日，出席由陕西电视台主办的《2010盛世钟鸣 祈福四海》文化合作研讨会，就2010年新年鸣钟祈福活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12、2009年8月15日至16日出席由榆林市民族宗教局主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2009中国榆林首届关公文化论坛。并在首场大会发言中发表了《关公信仰的基本特征与现代价值》的演讲。13、2009年9月12日，出席由山东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宗教系主办的“倓虚大师在近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座谈会（淄博），在大会上发表《倓公妙解金刚经》。14、2009年9月14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和兖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兖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兖州），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佛顶舍利的历史渊源》的发言。15、2009年10月27-30日，参与筹办并出席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提交论文《观音名称在长安的历史演变与争论》，在大会学术交流上做总结性评议。16、2009年11月22-23日,出席“和谐宗教与文明城市”迎世博学者论坛（上海），在大会上做题为《西部地区的宗教结构与社会文明》的发言。17、2009年11月26日，出席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院、宗教学系联合主办的“21世纪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学术研讨会（北京），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从西部宗教的基本特征看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的发言。18、2009年12月31日，出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陕西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发表了《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与开发建议》的论文。2008年：1、2008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编委会工作会议，并就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会上发了言。2、2008年12月29日参加由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的《陕西省志民族宗教志》评审会议。《陕西省宗教志》是省宗教局主持、李利安教授负责编写完成的。3、2008年3月21至23日，出席第二届楚山绍绮禅师、能海上师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隆重举行，提交论文《千手千眼观音信仰考》，并主持第一场大会。4、2008年4月16日，出席“山西晋东南地区观音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并作大会发言。5、2008年4月28日上午，出席佛舍利五重宝塔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提出《佛舍利五重宝塔的四个特点及“句宗受为守”释义》。6、2008年5月11日—14日，出席应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协办的“释迦塔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释迦牟尼佛舍利及其在佛教信仰中的地位》，并做大会发言。7、2008年5月24-25日，出席“首届中国近现代佛教学术研讨会”（江苏南京），提交论文《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积极作用》，并作大会发言和点评。8、2008年10月23—25日，出席由陕西省政协主办的“陕西2008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重塑终南山世界文化名山地位》。2007年：1、2007年11月4日上午，出席《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标志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续编》作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正式启动。2、2007年12月9日，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奉化溪口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位学者及佛学院师生参加了开幕式，主持第二场大会。3、2007年10月11日上午，由山西省临汾市佛协主办、临汾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协办的法显学术座谈会开幕式在临汾市金海湾大酒店召开，做第一场大会发言。4、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并作为第一场大会的点评人，提交论文《佛教人间性与超人间性及当代人间佛教的困境与出路》5、 2007年12月8日至10日出席由奉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奉化雪窦资圣禅寺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报》协办的“潮音永辉——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奉化），提交论文《太虚大师与康寄遥居士》。6、2007年9月13-14，出席由闽南佛学院、香港文汇报、厦门大学联合主办，南普陀寺承办的“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厦门）。提交论文《当代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7、2007年7月16日至18日出席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安），提交论文《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几个薄弱环节》。2006年：广州：2006年12月，“禅宗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论禅佛教内在形态诸严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北京：2006年12月18-19日，中国宗教学会第六次全国会议及科学发展观与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武汉：2006年12月15-17日，首届中国湖北禅宗文化论坛，提交论文《明末清初禅宗的圆融之路》。上海：“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8-29，提交论文《论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成都：第三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0-23日，提交论文《玄奘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考察》。太原：“佛教本土化与晋阳佛教文化嬗变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19-23日，提交论文《浅析晋阳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开发利用》。广州：菩提达摩与中国禅宗学术研讨会，2006年5月28-30日，提交论文《〈菩提达摩来华时间考〉质疑》。2006年4月，在西安参加“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2006年3月20-24日，在云南参加“普贤信仰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普贤十大行愿信仰的基本结构》、《普贤十大行愿的现代意义》；2006年3月4-6日，在台北参加“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观音菩萨与现代社会”，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2006年1月15-16，在泰国曼谷参加“大乘佛教：在构建和谐与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提交论文《大乘佛教的社会力量构成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6年1月9-11日，在山东大学参加教育部重大课题“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工作会议”。2005年：2005年12月24—28日，提交 “华岩论坛”论文《参与西安申办世界佛教论坛的经历与体会》（重庆）；2005年12月，提交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宗教力量的基本结构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甘肃，兰州）；2005年12月1—3日，在上海参加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真禅法师佛学思想与实践的人间性特征》和《试析真禅法师佛学思想的基本特征》；2005年11月4-6日，在上海参加“中国宗教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提交论文《如何理解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5年10月在成都参加纪念楚山禅师诞辰6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楚山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2005年9月在河北承德参加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佛教的人间性、超人间性及其与人间佛教的关系》；2005年8月在四川什邡参加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什邡马祖禅文化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基本原则和几点建议》；2005年5月在西安参加什邡马祖禅文化资源开发座谈会，大会发言题目为《佛教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2005年5月在西安参加“陕西省汉传佛教祖庭调研规划论证会”，大会发言题目为《陕西境内汉传佛教祖庭研究基本规划》；2004年：2004年11月6-7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第一届中日佛学会议”；2004年10月17日，在西安参加“第十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2004年9月，在北京参加“西部人文资源论坛”学术研讨会，以《历史文化产业的价值判定与开发原则》为题作大会发言；2004年8月29日，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都市文化与韩国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空海在长安求法期间在语言文学方面的追求与成就》；2004年8月14—18日在五台山参加“中国五台山佛教文化论坛”，大会发言题目为《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2004年8月5—8日在山西太原参加“中国第二届净土宗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救难信仰与净土信仰的融合》；2004年6月11日—14日在无锡参加“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2003年：2003年12月20—21日在广州参加“华林寺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华林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开发建议》；2003年12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21—24日在西安参加“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5—8日在西安参加“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2003年9月26—28日在杭州参加“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对话》；2003年8月17日在西安参加中日“文化地理学视野中唐代长安的宗教与文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2002年11月15—22日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参加“马中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会”；2002年10月在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承办的“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2002年5月在西安参加首届终南山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中国化问题的一些思考》；2001年：2001年11月在五台山参加五台山研究会年会，做《深挖区域文化内涵，加强实际应用研究》的主题发言；2001年3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参加美国宗教学会西部分会2001年年会；2001年3月22—25日在美国芝加哥参加“美国亚洲学会（AAS）第53届年会”，并被安排为第143号研讨会“宗教正在中国消亡吗？”的论文评议人（共222个分类学术研讨会，参加人数超过2千人）；2000年以前：2000年10月在美国香槟城参加“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8月在西安参加“中国西北大学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在西天的产生及其向中土的传播》；1999年3月在铜川参加“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对罗什译本的补正作用》；1997年9月在天台参加“第二届天台山与东亚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法华经〉与南亚和东亚的观音信仰》；1997年8月在咸阳参加中韩“儒释道三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儒道思想对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影响》；1996年9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并作大会主题发言；1995年9月在登封参加“纪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六种汉语译本之比较》；1994年4月，在西安参加“第一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浅析》；1992年10月在峨眉山参加“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秦巴山区佛教的几个特点》；1988年10月在常熟参加“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金刚经的几个问题》；1987年7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南亚学会第4届年会”，提交论文“关于金刚经产生时间问题的再考证”。1986年在西安参加“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楼上不要妄语，影响修行。建议你历史课的论文，要写深入点的话，可以写写乔达摩悉达多，本身是太子，生活优越，家有贤妻。为什么要出家苦行。手头没有合适的文章，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