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发表

城市社会学论文是隶属于社会学论文最早的一个小分支，主要是讨论现代城市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结构组织，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学中的关于城市的主题，城市社会学论文包含了城市的区位、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小编在这里为大家整理提供了121条优秀的城市社会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学习！1. 生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2. 相对资源视角下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3. 提高中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研究4. 中国城市空间的治理逻辑--基于权力结构碎片化的理论视角5. 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如何逆转的--实践视角下的妇女家庭纵向地位变迁6. 北京女性老年人的生活境况与社会服务需求7.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8. 在华韩国留学生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内隐影响研究9. 河南省智力残疾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需求研究10. 城市景观环境对大众行为的影响11. 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12.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变迁特点及认识13. “小地方”和“大地方”的不同世界14. 别把时间浪费在工作电话上15. 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探究16. 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17.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及其服务模式建构18. 生儿育女的福利效应:子女数量及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19. 建设国际化社区展现杭州国际化形象20.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农村社会空间联系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为例21. 跨境“双非儿童”的特殊教育与康复2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23. 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视野24. 儿童意外伤害与儿童忽视:问题与出路25. 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26. 我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鼓与呼27. 城市青年的文身体验. 情感叙事与身体抵抗28. 日本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能力建设研究29. 中国公共记忆研究范式新思考:来自山地民族的启示30. 浅析当代维吾尔族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31. 浅谈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历史纪元32. “摊二代”心理偏差的原因及教育对策33. 微信朋友圈里的舆论社会学34.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35. 发挥乡贤文化多元治理效应的时代背景和路径选择36. 中国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与伦理行为关系研究37.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性38.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39. 马克思关于城市的核心见解及其当代意义40. 标准化的存在感觉与影响41. 略论政治机制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42.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研究--以深圳华侨城为例43.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44. 论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城市文化自觉”45. 英美城市邻避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启示46. 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的评价与优化47. 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48. 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49. 在中国研究:全球史. 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50.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措施51. 家文化与老年社会工作本土化初探52. 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以吉林省延边州L市为例53.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54. 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55.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56.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日本为例57. 西部城市民政领域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以广西G市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为例58.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主观幸福感之比较59. 居住条件. 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60. 对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的解读与反思61.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人类发展指数对比研究及启示62. 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质量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63. “良性互动”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64.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展65. 中国儿童基本机会多维不平等的综合测度研究66. 文旅融合中的古村落保护--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67. 浅谈统计工作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68. 社会工作介入“城中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的对策研究69. 以市民精神表达城市精神的内在逻辑70. 与统计做伴的日子71. “后城市化时代”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文化路向--以杭州市西湖区骆家庄为个案的研究72. 国家与社会互构:“村改居”政策“变通式落实”的实践逻辑73. 码头工人与近代青岛城市社会74. 发展社会工作:“十三五”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器75. 女性新市民如何城市化--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的调查报告76. 社会工作介入来华汉语进修生校园适应的策略77. 网络政治参与:社区治理向度的澄明78. 彝族婚姻习俗的教育人类学分析79. 新时期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研究80. 境外社会工作职业准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81.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现象的探讨82. 城市少数民族场域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嵌入性研究--以回族散杂居社区为例83.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负面社会心态研究84. 从多元文化论视角述评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85. 从家庭到社会:新空巢家庭父母的再社会化86. 一个值得深入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空间--三峡流域社会87. 发生本质. 困境摆脱与悠悠乡愁88. 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研究综述89. 农村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基于滇东北雄村的考察90.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探讨91. 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之问92. 公关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思考93. 能力与出身: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分析94. 农村小微企业主社会网络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95. 提高社区工作者积极性的调研与建议96. 职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97. 类隔离与城市空间治理的策略原则98. 陆学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特点分析99. 《城市问题》编辑部作者来稿规范100. 从观东大戏院案看近代女性地位的改变101.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102. 公益和商业的疆界在模糊103. 古村落的建筑形式和文化精神104. “小组工作”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报告105. 社会文化视域下的三线“单位制社会”文化研究综述106.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社会工作思想107.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困境与对策108. 关注田野. 跨越学科:人类学家西敏司的学术成就109. 异化与重构:农村传统熟人社会之裂变110. 浅论统计分析应用系统的建设与作用111. 乡村命运寄于社区内外--美国乡村变迁的启示112. 传统农区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农民意愿与路径选择研究113. 论城镇化过程中吉林西部乡土文化的断裂与复兴114. “四个环境”语境下的公众幸福指数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115. 焦作市中站区:女城管柔性执法受欢迎116. 中国古代西部地区妇女的女织劳动研究117. 我国可持续消费的政策机制:历史和社会学的分析维度118.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及其影响因素探析119. 我国老年社会工作本科人才培养路径研究120. 流动儿童教育与社会排斥--基于森的能力取向社会排斥理论的分析121. 移民儿童歧视知觉及其心理健康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现在申请香港博士终于尘埃落定了，认真写个总结，既是对自己这段历程的回顾，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读博士一直是我的理想，因为我做学术的愿望很清晰，很强烈，所以在硕士入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就一直在收集关于读博的信息，不过那时对出去读博没有概念，关注的都是国内考博的信息。所以最后能够拿到香港大学的offer，也是一种偶然。1、个人教育背景 本科和硕士在两所不同的985高校，都是社会学专业。 由于种种原因，本科期间成绩非常一般，60、70多分的课程不在少数，也有不及格的。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符合自己研究方向的专业课程如“城市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成绩较好。没有获得过奖学金。英语成绩较为稳定，一年时间内一次性通过四级和六级考试，并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公开发表论文1篇。本科期间成绩较差，这恐怕是我申请不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硕士期间成绩稳定，仅有一门课程低于80分。跨院系选修了数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获得校级优秀研究生荣誉和奖学金共5次。公开发表论文共计7篇。参加过一次院系级的学术论坛，递交论文入选优秀论文集并做PPT报告。2、英语考试 2009年9月雅思考试，7分。3、申请缘起 女朋友有很多次向我提出申请出国读博的建议，我有一些认识，但没有认真查阅相关信息。一次关注某个我感兴趣的教授的履历，香港中文大学的，忽然间觉得似乎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出去读博的事情了。不过确实是对出国读博的困难性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把目标锁定在香港。加上随后就得知了提前毕业的同学和师姐申请香港成功的消息，在跟同寝室同学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对申请坚定了信心。 申请自然首先需要英语成绩，香港的英国殖民地身份，加上一个同学的建议，于是就跟同寝室的其他两个同学一起糊里糊涂的选择了雅思。4月报名正式准备，9月考试，有半年的时间充分准备。8月整整一月都待在学校里苦读英语。与同学共同学习、互相激励也很有帮助。4、对香港高校的直接了解 7月参加了一个由香港学联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到深圳和香港参观了一星期。期间参观了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树仁大学，有讲座等活动。尤其是在科大的讲座还是很有帮助的。对香港的城市生活和高等教育有了直观的了解。5、学校选择 申请之前对香港高校了解最多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在申请过程中中大也一直是我最中意的学校。不过老牌学校香港大学也一定要考虑。其他学校了解的不多，一是名气稍差，二是专业设置不是很符合我的兴趣。最终只选择了中大和港大。其实后来才发现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可以试试。 在专业上我也有一个选择过程。之前考博一直是做跨专业的打算，所以申请时也想跨到该专业。但在与中大联系的过程中，发现跨专业困难确实较大，加上2009年11月跨校跨专业考博因为单科差3分受限而惜败，虽然还有一次跨专业考博机会，但信心很受打击，所以随后把目标依然锁定在本专业社会学。6、研究计划 9月考了雅思之后，主要精力都放在准备11月跨专业考博上，所以这段时间基本没有为研究计划做准备。但在备考过程中读了很多书，有一位老师写的两本书让我非常有启发，我觉得我找到了从事我的相关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框架。因为考博的题目中经常有关于博士期间做什么研究之类的题目，所以认真准备了相关回答。这些是我写研究计划的最初框架。 考博结束成绩尚未出来的时候，也就是12月初，我开始认真写研究计划。一开始先把之前写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然后就开始直接用英文增加和修改内容。使用的写作框架是香港大学提供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需要看很多书和论文来扩充内容，尤其是要看英文资料，很费大脑，而且写综述也需要对有关研究有一个全面的掌握。虽然费了不少功夫，但恐怕也是挂一漏万，单是英文原著就欠缺很多。 写了一个初版之后让一个本系的教授看，也是我导师的得意门生。不过感觉本系的教授都很忙，很难联系到，所以只当面跟他谈过一次，顺便让他帮我写了推荐信。不过谈话还是很有启发的。之前我的研究计划完全是一种理论综述，缺乏进行实地研究的详细设计。在这位教授的建议下，我又选取了一个个案，详细写了研究设计，包括个案基本情况、资料搜集方法、分析方法以及可能的结果等。这样才像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最后写了25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打算跨专业，但其实两个专业的交叉点很多，所以研究计划的基本论题没有变化。只是要申请社会学，所以要刻意的加入很多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而我久已不看非常“正统”的社会学了，所以还真是遇到一些困难。后来本系那个教授也说欠缺社会学的经典理论。7、成绩单和学位证明 本科成绩单以及学位证、毕业证是让在本科所在学校读研的同学在学校档案馆办了寄给我的。成绩单中文的直接打印盖章，英文的按照模板翻译了发过去打印盖章。毕业证、学位证是把原件用相机拍下来，然后放在WORD文档模板里填好一起发过去盖章。要了盖章的学校信封用于密封。 硕士成绩单先到系里复印中文成绩单后盖章，然后按照模板翻译成英文，再到研究生院盖章那信封。不过手写输入的中文成绩单实在让我深不以为然，有的课程没有登记成绩或学分，害的我跑了好几次才办好。另外在研究生院开一个在读证明。8、推荐信 港大中大各两封推荐信，一共四封。分别找自己的导师和帮我看研究计划的本系教授。导师是国内社会学界的元老人物，那个教授是目前社会学界在西方社会理论方面比较活跃的学者，所以两人的分量都还比较重。港大的推荐信是WORD格式，我全部打印了找老师签字就行了；中大的推荐信是PDF格式，用ACROBAT打字上去显示的很奇怪，只好麻烦老师抄上去了。9、报名和缴费 网上报名，感觉港大的报名系统比较好，查询状态也方便。到招商银行办了一张YOUNG卡，网上支付申请费，比用汇票又省钱又方便。感觉招行的服务不错。10、个人简历 在网上找到模板，认真写了2页。包括contact information, education, experience, personal, publication,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