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学术论文发表

在1936年，吕炯发表了《中国沿海岛屿上雨量稀少之因》，这是我国最早有关海洋气象学的学术论文。50年代，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海一气关系的论著，系统地阐述了洋因子（海温、洋流和海冰等）对气候、大气环流、旱涝、冷暖的影响，从而在我国开创了大尺度海一气相互作用的研究，时此项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他又进一步把潮和亲潮的变化与梅雨盈亏，以及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系起来，并从能量交换的角度探讨了海一气关系，从中寻找洋环流对大气环流影响的机制。他所提出的海水温度与水关系的观点，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气候变化和海洋气象学究奠定了物理基础，并赋予新的生命力。他先后发表了《海温度与水旱问题》等多篇著作。事实证明，从海洋角度研究候，特别是大范围的旱涝问题，在国际上也属于极有卓越的解。炯在古气候和气候变迁的研究中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早在1942年，他撰写的《关于西域及西蜀之古气候及古地理》，是我国第一篇阐明我国古代洪水发生原因的著作。根据《山海经》及大量其他古籍考证，由于大冰期后高山冰川融化，冰水向下泛滥，造成洪水灾害，并在戈壁沙漠中产生不少湖沼。所以在汉代，昆仑山北麓小国林立，如楼兰、小宛、戍卢打弥等。以后水源枯竭，这些小国也就变成废墟埋于沙漠之中了。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我国三个历史时期阶段的气候概况》、《冰期气候变化与海洋关系》、《冰川消长与海气关系》等论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气候变迁的研究。

学术成就 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竺可桢也是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者，物候学是他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组织起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早在1931年的《论新月令》一文里，竺可桢在总结了我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后，就倡议应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 年起，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便选定了21种植物、9种动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差不多全部农作物，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物候观测。现在保留有1934—1940年的7年记录，由于抗战期间不少地方停测，其中仅有1934—1936年的记录比较完整。比较正规和连续的观测是从解放后开始的。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1961 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可惜1966—1971年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1972年才得以恢复。近年，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各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了物候观测。观测资料已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科学大众》1963年第1期的《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中发表文章《大自然的语言》，现被编入中学教学范文中。编辑本段主要论著 《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年）；《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16年）；《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18年）；《关于台风眼的若干新事实》（1918年）；《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6年）；《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中国气候之运行》（1933年）；《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1963、1973)；《中国的亚热带》（1958年）；《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竺可桢文集》、《竺可桢日记》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 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困难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促进 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下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在竺可桢努力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象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 气象研究所首先是。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有大量行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 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府予以重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认为全国设立不同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但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要由政府专门拨款来筹建气象台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精心推动下，从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 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 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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