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论文发表

关于推动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调整新型城镇化战略论文

对房地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出了要求，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队伍与培养体系。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才供需之间的矛盾突出。一方面，房地产高级管理人缺乏，越来越多的项目需要在开发理念、融资风控、建设管理与后期服务等方面引入高层次和有创造力的人才;另一方面，房地产相关专业的专科、本科毕业生数量众多，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连续数年遭遇“最难就业季”。解决房地产人才供求之间的不平衡，需要认识房地产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特征，推动高校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迎接房地产市场“新常态”的挑战。

一、转型期的房地产企业人才需求特点

房地产开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前期融资、可行性研究、土地获取、项目策划、施工建设、项目营销、竣工交付和物业管理等，业务涉及价值链长，需要的专业人才涉及面广。从需求角度来看，房地产企业招聘人才类型可以归为金融财务类、策划管理类、工程技术类和营销服务类。在实践中，房地产企业以项目为单元，每个项目组都需要上述人才，不同的专业知识需要能够有效地融合与贯通，才能形成“能用”和“管用”的人才。

1. 综合性特点从行业特点来看，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城市经济关系紧密，房地产项目需要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与房地产调控的影响，项目团队需要把握宏观经济走势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特征，合理确定项目定位，才能降低后续的销售风险。从开发过程来看，企业需要与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各类专业公司进行有效的沟通和配合，项目团队面临多项与政府部门相关的报批业务。例如，在土地购置阶段需要掌握土地使用制度、出让制度、使用权出让等相关知识，明确土地的规划条件约束;在规划报批阶段，需要掌握城市规划、项目规划、项目评价等方面的知识，这一阶段对综合性知识和沟通能力有较高要求。目前，房地产企业的人才管培方案基本上是从培训、轮岗再到专职岗位的过程，新员工需要全面了解房地产项目的流程与特点。房地产项目对综合性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要求较高，而大学毕业生知识窄，难以适应房地产项目的需求，而中小房地产企业通常不愿意承担人才培养的成本，常选择有工作经验的人员，部分房地产企业偏好招聘有政府工作背景的员工，他们通常拥有丰富的综合知识面和较强的沟通能力。

2. 区域性特点房地产项目受到所在城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习俗影响较大，项目根植于区域之中，项目定位不能离开所在区域。项目团队对于城市、区域与板块的认识程度决定着项目定位的高度。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区域的空间形态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板块居住文化，影响特定区域人群的住房消费心理。住房消费者选择了一个项目，也选择了一个区域和生活方式。区域与板块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类型。由于房地产区域与板块的形成与演变是城市历史、城市规划、居住需求等要素影响的结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区域性是重要的'特点，项目团队需要对城市、区域与板块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而这恰恰是毕业生最缺乏的。

3. 金融化特点从国外房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房地产企业的主营业务都经历了由开发建设转向资产经营与金融服务的过程，房地产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性在发达国家表现的淋漓尽致。我国房地产业处于快速变化中，项目融资、风险控制与资产经营处置对企业的影响日益明显，房地产企业开始涉足金融与资产经营领域。目前，金地、万科、绿地、绿城、滨江等大型房地产企业纷纷通过成立房地产信托基金、产业基金或入股银行，涉足金融领域，房地产企业的金融化趋势明显。金融化也是房地产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通常将房地产专业纳入商学院下的金融和财务学科，注重学生对于房地产金融与财务知识的传授。综合性、区域性与金融化是快速城镇化阶段房地产经营管理中展现出来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房地产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式提出了挑战，需要高校及时调整课题体系、教学方式与培养方式，推动人才供需之间的平衡。

二、高校房地产专业培养方式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高校培养体系中，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在1998年的专业调整中受到影响，被并入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出现断层。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崛起，房地产专业的专科、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由于专业设置的限制和院校学科背景的差异，我国房地产专业教育情况复杂，依托的学科背景差异大，水平参差不齐，培养的学生还难以适应行业对于综合性、区域性与金融化的要求。

1. 学科体系分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高校设置相应的房地产专业设置，依托的一级学科包括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等。房地产专业设置多数依托工商管理与应用经济学科设立，课程设置也是偏重于经济管理，重点课程包括房地产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土地经济学、房地产估价等;工程管理依托工业工程或者土木工程专业，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课题体系结合紧密，偏重于工科教育，主干课程包括建筑施工、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等。此外，部分高校依托土地资源管理开办房地产相关专业。由于高校依托的学科基础不同，课题设置也各有侧重，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基础与知识结构差异较大。课程体系与知识专业的不同导致培养的学生专业知识与业务能力都存在较大差异。课程体系上的差异性与非标准化，对培养学生的质量影响较大，也给房地产企业人才招聘带来了困惑。因此，相对于成熟的专业，房地产专业的学科体系还存在“散、乱、基础不牢”的问题。

2. 专业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脱节房地产专业作为高度应用型的专业，能否与实践充分结合，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素质与能力。目前，房地产专业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材、书本上的知识不能适应房地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目前的课程体系与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的实践脱节严重，部分教材沿用上世纪版本，内容知识陈旧，难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应用。而从国外引入的教材，也存在与国内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其次，房地产专业教师队伍与实践脱节。由于我国的土地与住房市场都处于制度转型、行业兴起与市场发展的阶段，制度变革与市场发展的速度较快，高校教师队伍在理论与实践上还没有能够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教师队伍自身知识体系更新节奏较慢，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3.培养方式与企业脱节如何能够与行业、市场、企业紧密结合，是培养房地产“管用”学生的关键点。从国内高校房地产专业的培养方式来看，主流的培养方式还是以传统的课题教学为主，对于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环节的重视程度不高。传统的教学方式一方面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难以适应企业的需求。如何使房地产专业课程教学与实践教学实现有机结合，推动培养方式由“被动”面对市场转向“主动”适应市场转变，已经成为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

三、推动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调整的建议

1.独立设置房地产专业，夯实高效人才培养基础体系房地产行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凸显，房地产专业人才的需求规模在一定时期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借鉴美国、英国、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房地产专业的培养模式，需要形成我国具有独立性的房地产专业设置与培养体系。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在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下独立设置房地产专业，形成本科、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教育体系。同时，设置相应的专业硕士，形成学术与专业两个培养体系。从国家层面设置相对的房地产专业，统一学科口径，统一课程体系，有助于相对规范和完善的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此外，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变化，对人才的需求类型、需求结构、需求规模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房地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与课程体系设置必须与之相适应才能得到发展，课程和方向的设置还需要与时俱进。

2.实现教学与实践的融合，培养优质管用的专业人才尽管高校都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课题体系中设置相应的实践培养环节。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教学与实践之间还存在很大距离。英国房地产教育体系中对于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投资等应用性的课程，要求学生选择一个对应方向的房地产项目，实地参与项目的运营过程。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专业学生要求在大学期间有一定周数出国考察，培养全球视野。在考虑房地产专业培养中，国内高校也应该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视角培养房地产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从国际视角来看，在有条件的发达地区，培养方案中设置暑期国际房地产夏令营，对国外特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与项目进行实地调查，开拓国际视野;从国内来看，以课程为依托，以实际项目作为案例，明确“房地产开发、工程造价、项目管理”等课程为“教学+实践”的课程，规范学生的实践培养环节。

3.与行业资格认证挂钩，探索教育专业化路径英国与我国香港地区成立有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和香港测量师学会等，这些协会及其专业认证有助于搭建高校与企业的桥梁。通过专业机构认证，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符合行业与企业的要求。行业资格认证提高了毕业生的竞争力，有助于明确学生培养的方向。目前，国内房地产专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规范化与专业化是下一阶段发展的趋势。国内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协会也逐渐崭露头角，如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等。充分重视国内房地产行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特点，发挥专业协会的桥梁作用，推动行业协会、企业与高校三结合，有助于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且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房地产专业人才。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可以帮到你。

摘 要：中国自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走出了农村，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政策的残缺，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流动”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理由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瓶颈和关键。

通过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面对的困境及其成因，另辟蹊径地提出发展县域经济，以小城镇为过渡的化解策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

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 260美元，首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这两个“首次”作用重大，标志着中国开始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和城镇化进入新发展阶段[1]。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指空间上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然而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的诸多理由成为了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瓶颈，保证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

(一)流动人口的涵义及变迁

对于流动人口，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

在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指的是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行政辖区，因故前往它地滞留暂住并不时回返的人口[2]。

主要包括乡村—城市、城市—城市间流动的人口，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乡村—城市的流动人口。

中国流动人口的结构、流向和利益诉求是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迁的，其流动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

城镇化初期，流动人口的迁移呈现“候鸟式”的.特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迁移步伐也会趋于平稳。

目前城镇化率已过半，进入攻坚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有着较强烈的融入城市意愿，流向主要是大城市，但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事务等方面的参与程度比较低、参与渠道比较少。

因此，必须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减少城镇面积的单一、盲目扩张，从增强城镇化待遇和推动人口城镇化方面入手，保障好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员的权益，把实现流动人口的城镇化作为下一步城镇化工作的重点。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分析

基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中国目前社会保障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机制。

城乡之间、城镇中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险在种类、缴费方式、待遇水平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可以概括为缺、乱、损[3]。

“缺”表现为占流动人口总数80%的农村流动人口中，大多数几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城市的高危工作大多由他们从事，社会保障的缺失增加了风险。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是一种低收入、缺少保障的低层次稳定，他们中有55.1%每周没有一天休息日，59.3%每天工作时间在9小时及以上。

在承受长时间连续工作的同时，他们的劳动保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1/3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的参保比例仅为30.7%、34.9%、29.5%[4]。

“乱”表现为目前各地流动人口社会保障试验混乱，缺乏全国性的统一指导，各地政策五花八门，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也为日后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和各地区之间的接续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

针对外来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障理由，青岛、天津等地对流动人员实行了无社会保障的超低成本的用工;北京、上海等地实行与本地职工有差别的社会保险制度;而珠海和海南等地实行与本地人口一样的“市民待遇”政策 [5]。

这种政策上的差异导致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

据调查，201**年，西藏、宁夏等14个省养老保险参保比在10%以下;建设兵团、内蒙古、安徽等10个省养老保险参保比在10%～20%之间;北京、上海等8个省参保比在20%以上[6]。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这种“乱”象，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损”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权益受损方面。

整体而言，目前中国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以牺牲权益换取城市工作生活机会的状态。

面对着就业技能低、用工不规范、居住条件差、医疗卫生难保障、子女教育难解决等诸多困境。

教育方面，根据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16～18岁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中，就读高中的只有29.4%，就读中专/职高的仅有8.9%，不在学的比例高达41.8%，过早的就业使随迁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

在就业方面，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低，仅有64.4%的流动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仅有31%的流动人口接受过技能培训;在医疗方面，2012年仅有29.1%的流动人口享受本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71.9%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生活，由政府提供廉租居住的比例极低，只占0.4%，覆盖流动人口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建立[6]。

二、当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的理由分析

相对于流动人口庞大的规模和他们对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巨大作用而言，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是十分落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造成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1.立法落后，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流动人员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国家所有的立法中对流动人员社会保险方面的规定也都是比较笼统的。

不少地方出台了一些法规，但都是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法律效力较弱，也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009年底，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制订了社会保障的省级统筹的制度，但由于各省之间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实际执行中还有很多地区仍是县级统筹层次，要实现真正的省级统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要说实现国家级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