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教师论文发表要求

清代康熙朝，政权稳定，社会繁荣，一个艺术新潮派出现在万商云集的扬州的画坛上，这便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一般所指的八位画家是：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高翔、高凤翰、罗聘。他们在艺术上各有面貌和独特成就，但又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大多出身知识阶层，有的科举从政，最终厌弃官场，而更多的是一生布衣，不求功名，最终为谋生卖画而踏上扬州路。艺术上注重抒发心灵，标新立异，不受约束，任情放笔。当时的社会习俗以封建正统为规则 ，如有相违，便被视为异端，世人便以“怪”视之。他们的绘画却深受扬州新兴的工商士人层的推崇。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的盐业进入鼎盛时期。富裕的盐商们热衷于附庸风雅，因而在扬州形成对艺术品的强大购买力。那时在扬州画坛上活跃着一批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金农、黄慎、郑燮、李鳝、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8人。他们在生活作风、艺术观点、绘画风格上都有相通之处，因此形成了一个流派——扬州画派，习惯上称之为“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在研究、学习传统的基础上，不受成法的约束，自由驰骋笔墨，抒发胸怀，以清高绝俗、清新淋漓的画风出现在清代画坛上，被当时主张复古的正统画派视之为“怪”。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史上，他们打破常规，推陈出新，树一代画风，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继承了文人画的艺术传统，并在文人画的传统题材中赋予新意。在构图布局上，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在形式技巧上丰富了水墨写意法的表现力，用笔奔放，挥洒自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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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术史上众多的绘画流派中，“扬州画派”作为大众皆知的一个美术流派。他们几乎毫无师承关系（其中只有一对师徒），同时也没有明确的“建章立派”的艺术主张，仅由书画供求市场自由形成书画群体，但是他们带给中国艺术史特别是社会大众的影响，却是历史上众多艺术主张鲜明（如元四家、清四王），地域特点突出（如吴门画派、华亭派），艺术师承关系明确（如岭南画派、吴门画派）的艺术流派所无法比肩的。是什么原因使“扬州画派”如此影响广大，声名远播，风标独著而鹤立于艺术之林的呢？ 一、“扬州画派”的形成历史及其特色18世纪的扬州，因长江和大运河水运枢纽的优势，扬州成了当时中国盐运的集散中心。主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命脉的食盐业使扬州聚集了“数百家”富甲天下的盐商。拥有大量财富的盐商聚居扬州，必然带动扬州的繁荣。特别是当时官商巨贾对艺术的需求，促使艺术品需求增加，带来艺术品的生产与供给市场的发达。应市场所需，众多的画家聚集到了扬州。这些聚集到扬州的画家，都是在野文人，生活上较为困苦，对当时封建社会现实也多有不满，如金农、黄慎、高翔、罗聘、华喦等。他们中即使有的曾做过小官，如郑燮、李鱓、李方膺等人，但也多遭谗贬罢，甚至被侮入狱。这样，他们的艺术创作一方面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抒发个人性灵。“扬州画派”是当时扬州的一个画家群体，他们每个人又都极富创新精神，个人风格独特，且极力与他人拉开差距，便形成了所谓的“八怪”。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为了取得盐商的喜爱与支持，扬州画家们必须使自己成为某种专门的画家，才能更加引人注目和吸引人购买。例如金农早期也画竹，为了不与郑燮冲突，故后来转向了画梅，成为画梅的专家。诸如李鱓的色彩表达，高凤翰的左手松笔画与指画，金农的“漆书”，个个都别开生面，这在客观上促成了扬州画家一人一个面目。同时，由于卖画的原因，“扬州画派”画家在作画速度上再也不像古人那样“五日一山，十日一河”的精工细琢。他们多以快速创作展示花鸟人物为题材，形成了“扬州画派”以擅长写意花鸟画为主的特色。尽管他们中也有以擅长人物或山水者，但往往都是写意手法用笔，落笔落墨酣畅淋漓，成画快速急捷。例如李鱓作画的挥洒淋漓，郑板桥寥寥数笔而极富生趣的兰竹，黄慎的以草书入画等等。在题材的取舍上，他们画花鸟又多以梅、竹、兰、菊四君子或身边常见之瓜果虫鱼为题；画人物则多以神仙鬼怪及下层人物为对象；画山水则以一些残山剩石进行点染。总之，其取材对象多是普通之物，以其一枝半角来草草勾染，既表现文人士大夫高雅清幽的逸趣，同时也更容易被盐商及大众所接受。在作品的展示上，“扬州画派”强调诗书画的结合，画上必题诗，且有时甚至长篇巨制地题写文字，俨然以书法、诗词为主。在书法表现上，他们都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如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金农的“漆书”，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创新。同时，“扬州画派”画家本身还非常看重自己的诗书画综合能力。据说，扬州盐商巨富对画家们也有要求，如“扬州二马，以文会友，凡文人来访，进门须先做诗一首，待审定后再决定接待等级”（见陈传席《扬州盐商与扬州画派及其它》）。据传，丁敬初到扬州，曾因盐商马曰琯考问其掌故和对对联未答出而遭到轻视和怠慢，只好跑到杭州去。黄慎初到扬州卖画失势请教金农，乃知在扬州卖画必须善诗善书，黄慎便回闽学诗后再到扬州，才得以名气大振。这一方面是盐商对画家诗文修养、名气的要求，客观上也造就了扬州画家个人诗书画兼善的特色。扬州画派在对待绘画传统时，具备的强烈的创新求变的意识。在创作态度上，“扬州画派”画家出于维持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在创作中尽可能地展示其艺术才能，作品中除了诗书画完美结合，表现较强的综合素质外，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创作主题成为符合市场要求的作品。扬州画家都非常注重写生，他们中早年大多师从职业画家学习，临摹描绘尽可能地采取实用之物像，从大量实物写真而来。如黄慎早年仔细观察过各个阶层的种种人物肖像，郑板桥分不同时辰认真观察竹子，形成“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创作理念。同时，他们还善于转益多师，向古人学习。如石涛对扬州画派的全面影响，“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开今”成为了“扬州画派”绘画创作的理论基础。郑板桥为学习古人，专门刻了一方“青藤门下走狗”的印，以示对徐渭的仰慕与学习。李鱓有《题花卉册》诗句表达其个人的学习取法：“不学元章与补之，庭前老干是吾师……岂知造化从心手，顷刻春生莫要迟。”“扬州画派”的画家们都十分钦佩石涛，主要是石涛敢于摆脱当时画坛的正统主义和形式主义束缚，主张个性解放。如金农画马曾题诗曰：“扑面风沙行路难，昔年曾蹑五云端，红鞯今敝雕鞍损，不与人骑更好看。”由此可观，他所表现的更主要是人的理想和人的特殊思想感情以及叛逆思想。二、“扬州画派”对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的启迪扬州画派之所以能在18世纪中期商业发达的城市扬州迅速崛起，并因盐商和广大市民的认同而名载史册，流传千古，其成功之处对振兴和繁荣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具有重要启迪意义：（1）艺术创作必须紧密结合市场，结合受众的审美习俗。扬州画派因盐商而兴，因广大市民的认同而流传于千古。18世纪的封建中国社会，商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按照传统的儒家尊卑思想，要使在古代封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士大夫（文人）去迎逢商人的口味，应该说是很难的。但“扬州画派”画家由于他们本身已沦入生活窘迫之境，为了维持生存，只有按商人们的意志去创作，去画一些佛道之像或民间生活题材，甚至画乞丐，从而反造就了“扬州画派”在历史上的地位。（2）具备较高的艺术综合素质。诗、书、画、印结合是历代中国艺术家们的崇高追求，诗、书、画、印结合是中国书画艺术魅力的完美表现。“扬州画派”即使作为卖画求生者也得遵守这一艺术形式，即使是充满铜臭的扬州盐商们，在对待画家、对待文人和与文人们打交道时也不忘“以文会友”，以诗文水平确定招待档次，以诗文水平确定画作的价格。（3）艺术必须树立个人风格，形成独特面貌。“扬州画派”画家之所以又被后人冠以“扬州八怪”，主要是针对他们每个人所形成的风标独著，不乖同道的个人特色。即使一个地域，一个时代、一个师门所出的画家，他们的作品也会迥然而异。例如，“扬州画派”几乎都画梅兰，但是各人在所画梅花的表现手法上却各有不同。如汪士慎画梅清淡秀雅，李方膺画梅则“铁干铜皮”，高翔画梅疏枝瘦朵、花蕊半开、雪冷风清，金农画梅则是用笔简朴、古涩，浓淡相宜，玲珑剔透；罗聘师从于金农，而画梅则又是浓淡交映，疏狂粗放。同时，在扬州画家中，早年金农同郑燮一样都喜画竹，由于郑板桥的显著影响，金农为了与郑拉开差距晚年便转向画梅而以此著称。其他如金农自创“漆书”，郑板桥的“六分半书”，黄慎的以草书入画，都使扬州画家一人一个面貌，一家自有一家风格，才形成了“扬州八怪”。从某种程度讲，怪而不怪，只是一种特殊的个人风格而已。（4）创新求变的艺术理念和深入写生的学习方法。在扬州画家的眼里，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创造性地表现某种思想情感，并产生表现形式的创新。他们的创造以石涛、徐渭等大家为榜样，更多地吸取他们对传统的变革创新的创作思想，与古人拉开差距，与同时代者拉开距离，形成极富个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是他们深入学习古人技法技巧的结果，更是他们深入观察生活、观察身边事物的结果。正如郑板桥所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毫夜间思……”又如李鱓在学蒋廷锡的同时，还深入向高其佩学习，并在表现形式上吸取明代孙隆、清代恽南田及石涛诸家，这种集众家所长不断丰富自身，从而导致其画风数变，并形成自己的崭新风格的学习方式亦为后世所传颂。对于学习古人，扬州画家们多是取长补短的扬弃式学习。如李鱓曾言：“……八大山人长于笔，清湘大涤子长于墨；至予则长于水。水为茶墨之介绍，用之得法，乃凝于神，甚矣。”“笔与墨作合生动。妙在用水。余长于用水，而用墨用笔又不及二公（石涛与八大）”。可见，他们对古人是选择性的学习、扬弃，才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扬州画派的创造无疑是成功的。他们既有那一个时代，那一个地域经济文化背景，更有他们自身努力创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