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1847年《中国总论》初版发行以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英国汉学家,他们的许多著作在美国翻印发行,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提供间接的渠道。比起欧洲来,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发展也比较快,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即跃居国际汉学研究的前列。在这一过程中,卫三畏的影响不容低估。卫三畏关于中国的论述涉及面甚宽,关于某些中国特定文化术语的翻译,对某些中国文化观念的探讨,对某些中国思想家的评价以及他的某些看法以其锐利的锋芒,引起了积极的响应。他的《中国总论》,不仅堪称“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 (费正清:《70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陶文钊编选的《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而且“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29)。马森说得更为具体:“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Middle Kingdom,1848),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如果说,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是由英美在华商人资助创办的,所以办报的特色既有欧洲汉学研究中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研究的特点,又有注意考察中国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那么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则被认为是体现美国汉学一开始就与美国专业化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区别的典型,它体现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另外两个特点:第一,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一特点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受到特别的关注;第二,早期美国汉学还不得不受到欧洲学院派和学者型的汉学影响,这一影响在《中国总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说明一方面由于美国汉学没有英、法、德等国那样悠远的历史根底,另一方面更在于这是使汉学成为专业化学科的必经阶段。1876年,在卫三畏的主持下,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课程,建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此后美国的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法,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此外一些汉学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美国历史学会(1884),美国亚洲协会(1898)等,这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使之走上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