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院士

华罗庚于1910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 1925年，初中毕业后就因家境贫困无法继续升学。1928年，18岁的华罗庚在他的数学老师王维克的推荐下，到金坛中学担任庶务员。然而不幸，他在这年患了伤寒症，卧床达五个月之久，从此左腿瘫痪。但他并不悲观、气馁，而是顽强地发奋自学。有一次，他发现苏家驹教授关于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一篇论文中有误：一个十二阶行列式的值算得不对，于是他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和看法写成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社。1930年，此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时华罗庚年仅20岁。就是这篇论文，完全改变了华罗庚以后的生活道路。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了这篇论文后，大为赞赏。到处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大家都说不知道。碰巧数学系有位教员名叫唐培经，知道华罗庚这个人。他告诉熊庆来，说华罗庚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而只是一个自学青年。熊庆来爱才心切，并不在乎学历，当即托唐培经邀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工作。1931年，唐培经拿着华罗庚寄来的照片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去接由金坛北上的华罗庚。华罗庚，这位未来的大数学家，当时就是这样拖着残腿、柱着拐仗走进了清华园。起初，他在数学系当助理员，经管收发信函兼打字，并保管图书资料。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熊庆来还让他经常跟学生一道去教室听课。勤奋好学的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学完了，学问大有长进。熊庆来对这位年轻人十分器重，有时碰到了复杂的计算也会大声喊道：“华罗庚，过来一下，帮我算算这道题！”两年后，华罗庚被破格提升为助教，继而升为讲师。后来，熊庆来又选送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8年，华罗庚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年仅28岁。华罗庚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数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著有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十本，成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法国南锡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他的名字已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一宋尼博物馆，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八十八个数学伟人之一。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金坛金城镇，是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2、华罗庚少年 华罗庚少年时候由于得到数学教师李月波及于维克的教导下，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他为了研究数学，写了不少数学论文，18岁那年撰写第一篇数学论文《六次方程简式之研究》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民国19春，他又发表另一篇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而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重视。1920年8月，罗庚成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此后他工学兼顾，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而用这三种国语发表十几篇论文，其中5篇发表在美、德、日、印度等国权威性的杂志上。23年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乙种研究员。民国25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两年间，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苏、法、德、印度等国。他彻底解决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了剑桥，被誉为“剑桥的光荣”。 3、华罗庚中年 民国27年，罗庚学成回国，就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资源委员会委员。31年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荣获一等第一名特奖，35年10月，他应爱因斯坦的邀请，赴美参加由各国数学家参加的研讨若干未决的数学问题讲学会。在美讲学期间，又开展对“矩阵几何“自型函数”、“多复变函数论”、“空间扩张”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后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客籍教授。37年春，他受聘为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4、华罗庚逝世 1950年1月，华罗庚回祖国，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7月起他负责筹建数学、基本理论数学、数学逻辑、力学、数学物理、应用数学、计算及计算机8个研究所（室），担任数学、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副主任。他写的《多个复变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和分析》荣获1957年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应用数学的研究方面。他撰著《运筹学，编著《统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以下简称“双法”）等通俗读物。他率领推广“双法”小分队到全国20多个省、市讲学，指导运用。1978年3月，他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1983年10月，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4年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第一位中国籍院士、伊利诺大学荣誉理学博士。1985年4月当选取为全国政协副嘛席。6月3日，他应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12日在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即将结束时，心脏病复发，终因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不“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 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祖籍江苏丹阳。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扩展资料：

华罗庚为中国数学发展作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数学之神”，“人民数学家”。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被选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建国六十年来，“感动中国一百人物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罗庚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华罗庚

他是一位科学计量学专家，也是一位科学史专家。

当今的学者们对科学引文索引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爱恨交加。它是由美国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 （Eugene E. Garfield，1925-2017） 于1955年引进的。当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科学设立引文索引指标” （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 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引文索引 （SCI） 的构想，旨在提供一种文献计量工具来帮助科学家寻找和识别感兴趣的专业文献。加菲尔德于1960年创办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1963年建立了全球SCI数据库，1964年起开始公布SCI年度数据，随后在1973年开始公布 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SSCI年度数据和在1978年开始公布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年度数据。他生前担任汤森路透 科技 集团 （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 的终身名誉董事长。

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metrics） 于1984年设立了“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纪念奖” （Derek de Solla Price Memorial Medal） 并把第一个奖章授予加菲尔德，表彰他对情报学和计量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次年，加菲尔德在《科学计量学》 （ Scientometrics ） 杂志为纪念这位普莱斯 （1922 年 1 月 22 日- 1983 年 9 月 3 日） 而写的题为“向德里克·约翰·德·索拉·普莱斯致敬”的文章中说：“只要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这正在成长的领域中，我们不仅会怀念德里克，还会每天都想到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永恒。”

在这篇致敬文章中，加菲尔德评论道：“‘科学论文网络’可能是普莱斯最具影响力的信息科学领域的论文。它试图描绘世界科学文献网络，并证明了世界论文引文的模式，为科学前沿研究提供了参数。最初让普莱斯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科学家之一的工作是他的著作‘巴比伦以来的科学’。1960 年，他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新创立的科学史系主任。他关于科学史的转折点作了五次讲座，定义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个就职系列演说的内容后来以‘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出版。”

这段话刻画了普莱斯的两个学术背景：他是一位科学计量学专家，也是一位科学史专家。

普莱斯出生于英国伦敦东郊的Leyton镇，父亲菲利普·普莱斯 （Philip Price） 是个裁缝，母亲范妮·德·索拉 （Fanny de Solla） 是名歌手。

1938年，普莱斯中学毕业后到西南Essex技术学院物理实验室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助理工作，之后进入伦敦大学修读物理和数学。在伦敦大学，他于1942年获学士学位、1946年获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在研究生阶段，他发表了几篇论文和一项光学高温计专利。随后，他获得美国联邦基金会的助研金前往美国，在匹兹堡和普林斯顿工作了一年，于 1947 年返回英国。同年，他在哥本哈根与 Ellen Hjorth （1925-1995） 结了婚，两人后来育有两子一女。

1948年，普莱斯到了新加坡University of Malaya的Raffles College工作，担任应用数学教师。在那里，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他遇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军 历史 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 （C.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 。帕金森激发了普莱斯对 历史 的兴趣和热情。二是普莱斯在大学图书馆里负责《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整理工作。当他按1665至1850年的时间顺序排列会刊时，注意到了它们按年份堆砌起来的高度随着时间呈指数式增长。普莱斯后来回忆道：“我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整齐地堆放在卧室内的墙边，……我注意到它们的高度形成一条漂亮的指数曲线……”他于是产生了科学发展可能也是指数式增长的想法并在多年以后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来刻画这种增长规律。

普莱斯在新加坡工作三年后便返回英国。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来到剑桥大学修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Peterhouse图书馆，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篇用中古英语写成的手稿“行星赤道”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描述了一种天文用的行星定位仪 （Equatorium） 。于是他以之为题材，在 1954 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在翌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行星定位仪的科学史专著。普莱斯以为该行星赤道手稿是属于“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 （Geoffrey Chaucer，约前1400-1340） 的，因为乔叟还写过另一篇天文星盘论的文章。但经后人考证，该手稿其实是英国古天文学家约翰·韦斯特维克 （John Westwyk，约前1400-1350） 留下的。

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普莱斯遇见了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 （Noel Joseph T. M. Needham，1900-1995） 。由于普莱斯在行星赤道方面的研究工作，李约瑟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关于中世纪中国天文钟的调研项目。这次合作让李约瑟，王铃和普莱斯三人联名在1960年出版了《天钟》 （ Heavenly Clockwork ） 一书，其主要内容后来收录在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王铃 （1917-1994） 是江苏南通人，当年在剑桥留学 历史 专业，是李约瑟早期中国 科技 史研究和著述的主要助手。1968年，普莱斯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希腊雅典水力钟的文章。

普莱斯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于1957年移居到美国。他开始时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当科学史顾问，参与协助建立美国国家 历史 和技术博物馆。他后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 工作至1959年，然后到耶鲁大学 历史 系任职教授，1960年担任系主任及大学Peabody自然 历史 博物馆馆长。1962年，普莱斯晋升为Avalon讲座教授。他在耶鲁大学工作直到1983年在伦敦朋友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仅61岁。

普莱斯在 1950 年代开始研究神秘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 （Antikythera mechanism） 。这台机器是1900年由潜水员从希腊克里特 （Crete） 岛西北部的安提基特拉海域一膄沉船的残骸中打捞出来的，后来一直收藏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它结构复杂，功能未知，许多研究人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分析过它，结论众说纷纭。普莱斯在 1959 年和 1974 年先后发表过两篇关于该机械装置的论文，指出它是一台关于行星轨道的计算机械，制造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 65-80 年之间。1959 年，普莱斯在《科学美国人》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一台古希腊计算机” （An Ancient Greek Computer） ，详尽地描述了并尝试初步还原出这台复杂的机器。他写道：这台机器“在海底下两千年被腐蚀得摇摇欲坠了，但它的表盘、齿轮和铭牌依然向 历史 学家展示着神秘的疑团。……它或许会改变我们对古希腊科学的诸多猜测”。他指出：“据我们所知关于希腊化时代 （Hellenistic age） 的科学技术，便应该认为这样的设备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认为，那是 历史 上第一个“High-Tech”例子。1974年，普莱斯出版了论文及专著“来自希腊人的齿轮：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公元前80年的日历计算机”，把它和牛津大学博物馆里1221-1222年出土的伊斯兰齿轮日历装置作了比较。普莱斯始终借用“计算机”这一称谓，意指该机器就像一台计算机，使用旋转部件的连续运动来模拟特定的天文和历法中时间周期关系。在这之前， 1961年普莱斯还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的科学史书《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他的科学史研究指出，巴比伦人是第一代“程序员”，他们的天文数学读起来就像今天计算机程序的打印输出一样，折射出巴比伦古代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

1963年，普莱斯出版了一本有口皆碑的计量科学科普著作《小科学，大科学》 （ 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 ） 。这本书一直是他所有论著中被引次数最高的。

1965年，普莱斯在伦敦皇家学会作了一个题为“科学政策的科学基础”的讲座，阐述了他关于“科学学” （Science of Science） 的理念。同年，该报告在《自然》杂志以同样标题正式发表。

普莱斯的科学学和计量科学的基本思想来自于后来以他命名的平方根定律， 即“普莱斯定律”。该定律说：每份工作的一半是由参与工作的总人数的平方根数目的人去完成的。比如有25位作者发表了100篇论文，则其中50篇论文是由5位作者参与撰写的，这个5就是25 的平方根。这种比例也可以用来反映其它一些 社会 现象。

当然，普莱斯并非研究这种作者人数与其出版文献数量之间关系的第一人。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 （Alfred J. Lotka，1880-1949） 很早就研究过这类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洛特卡定律”：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约等于n的倒平方数。也就是说，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总数，是发表1篇论文作者总数的n平方分之一。例如写2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4，写3篇论文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9，如此类推。还可以估算出，只发表一篇论文的作者总数约占全部作者总数的60.79%。

常言道，没有最早，只有更早。哲学家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n，1712-1778） 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指出了：任何产品集合n中，品质优良的产品数量约等于n的平方根。

现代许多学术工作和文献的计算都基于洛特卡定律和普莱斯定律。这两个定律与意大利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F. D. Pareto，1848-1923） 提出的“80-20法则”类似。该法则说：通常80%的贡献是由20%的人做出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莱斯定律也被比喻为马太 （也称马修） 效应 （Matthew Effect） ，其典出自《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拥有的也要夺去”。这很生动地描述了今天我们常说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经济规律和 社会 现象。

1934 年，英国数学家塞缪尔·布拉德福德 （Samuel C. Bradford，1878-1948） 描述了一种模式，称为“布拉德福德定律”，用来估计在科学期刊中搜索参考文献的回报呈指数式递减。比如一个领域的期刊按文章数量分为三组，每组大约占所有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那么每组的期刊数量将以 1:n:n² 成比例，即少量的杂志发表大量的文章而大量的杂志只发表很少的文章。

1949年，哈佛大学语言学家乔治·齐夫 （George K. Zipf，1902-1950） 也发表了一个基于大量数据的统计实验定律，称为“齐夫定律” （Zipf Law） ：在自然语言的语料库里，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的排名成反比。具体地说，频率最高的单词出现的频率大约是出现频率第二位的单词的2倍，而出现频率第二位的单词则是出现频率第四位的单词的2倍，如此类推，于是全部结果服从一个幂律分布。

普莱斯对科学论文之间的引文网络进行过许多定量研究。他196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科学论文网络”第一次指出引文网络的入度和出度均符合幂律分布。这篇论文为今天周知的“无标度网络” （Scale-free Network） 提供了一个早期发现的具体例子。

说到无标度网络，就不能不提及“普莱斯模型” （Price Model） 。1976年，普莱斯在《美国信息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文献计量学和其它累积优势过程的一般理论”，获得了该杂志该年度最佳论文奖。受“通才人物”司马贺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 幂律分布随机模型的启发，普莱斯在这篇论文中引进了一个具体的网络数学模型，用来描述引文网络增长的过程和度分布生成的规律。该网络模型基于一个文献数目的“增长” （Growth） 过程以及一个具有累计优势即今天称为“偏好性连接”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的文献引用机制。普莱斯从数学上证明了他新模型的节点度累积分布在某种统一形式下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布拉德福德定律、洛特卡定律、帕累托法则和齐夫幂律分布。

也许是由于在普莱斯那个时代人们尚未有高速计算机和大规模数据库，特别是还没有互联网可以使用，计量科学领域的专家们对普莱斯模型不太重视，其它领域绝大多数科学家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因而该模型并不为大众知晓。直到1999年，阿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1967-） 和他的博士生雷卡·阿伯特 （Réka Albert，1972-）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影响极为广泛的论文“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才激发了研究者们对这个后来被称为“BA无标度网络模型”的兴趣和热情。现在知道，BA网络本质上是“重新发现”了普莱斯模型。不过，普莱斯模型描述有向网络而BA模型刻画无向网络，两者并非全同。回顾二十多年来的 历史 ，BA模型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新千禧之年带起了一波研究网络科学的热潮，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

1956年，普莱斯在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ce Unions） 旗下创建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及国际科学政策研究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Policy Studies） 并任第一届主席。

1960年代，普莱斯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任命为科学信息委员会成员。这项工作让他有机会深入研究了大量的科学文献，启动了他后来的科学计量学奠基工作，并让他有条件分析各种科学政策和进行“科学学” 研究。普莱斯后来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政策顾问，应邀到过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丹麦、埃及、德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瑞士、苏联等国家进行调查咨询和政策研究。

1976 年，普莱斯获得国际技术 历史 学会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的最高奖达芬奇奖章 （Leonardo da Vinci Medal） 。1981年，他又获得国际 社会 科学研究学会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的伯纳尔奖 （Bernal Award） 。1983年初，他被选为瑞典皇家学院的外籍院士，同年受美国科学促进会 （AIAA） 邀请作萨顿讲座 （Sarton Lecture） 的演讲。

1978年，普莱斯创办了《科学计量学》 （ Scientometrics ） 杂志并担任主编。

普莱斯1983年去世后，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metrics） 自1984年起设立了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纪念奖章 （Derek de Solla Price Memorial Medal） ，每年颁发一次，授予在科学计量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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