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发表

朱民 2021年2月5日 2020年11月8日，我回复旦大学参加经济学院举办的庆祝张薰华老师教学75周年学术研讨和庆祝张老师百岁华诞活动。早早地赶到会场，会场外的空间临时布置了张老师的一生的图片展，我正端详间，一抬头见校党委书记焦扬陪着张老师夫人宁老师走来，连忙迎上去，顾不上和焦扬书记打招呼，上前几步，抱住宁老师，真是止不住的高兴。我扶着宁老师缓缓地看着图片，听她细细地讲述图片背后的故事。见到宁老师来了，大家都趋前来打招呼。洪远朋老师过来，宁老师惦着洪老师的心脏疾病，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肖云过来了，他是张老师的学生，现任南昌副市长，宁老师还惦着他的双胞胎儿子，也关心故乡的发展。经济学院张军院长过来，宁老师提到当年张老师对张军的破格录取，还惦着要把当年张军的考卷找还给张军。和张老师一样，宁老师心里满满的都是学生。 会议简朴庄重，闻讯而来的各界人士把大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焦扬书记、伍伯麟老师、洪远朋老师等先后对张老师的教学和学术贡献做了发言。我的发言则是张老师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他的人格力量。我提到张老师一生都勇敢地追求真理，敢于对《资本论》中的计算提出异议。张老师不懈学术研究，在60岁、70岁、80岁、90岁高龄都有新的学术突破，从《资本论》研究深入到生产力研究，再到生产要素研究，然后深入到人口、土地和环境的研究，不断创新。张老师严谨学术但慈爱学生，对学生关爱有加， 他曾任我们77级的班主任，我们都深有感受。张老师当时住在医院，未能出席研讨会。午餐期间，我们几度举杯，以水代酒祝张老师 健康 长寿。 2021年2月1日，突然传来张老师去世的消息，虽然早有预感和准备，但仍然感到心在下坠。2月3日，我赶去参加张老师的追悼仪式。宁老师一再的坚持，秉持张老师一贯的风格，追悼会格外简朴。学院让我代表学生发言，我刚开口“张老师走了”，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流着眼泪，我断断续续地讲了我从入校40年来张老师对我的关爱，张老师那温暖和善良的人格光芒。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宁老师站起来，轻轻地抱住我，泪流在了一起。 想起张老师，就会想起他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那简陋的居室。这是复旦大学早年建造的一批教师楼，灰色的外墙，经历多年的风雨已经黝黑发暗，没有电梯，楼梯的扶手铁锈斑斑，水泥地面斑驳不平。张老师的家，屋内格局简单狭小。小小的客厅，靠墙一排简单的书柜，靠书柜是一张用餐的八仙桌，两把椅子，窗前还有一张极其简陋的学生书桌，把室内挤得满满的。这是我从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读书、任教、出国和回国40年里多次去过的地方，坐过同样的椅子和用过同样的桌子，没有任何的变化，一如既往的简朴。更不变的是张老师和宁老师亲切的笑脸和温暖的双手。 在这里，留给我多少温暖的记忆。 记得二年级，初夏之际，复习考试时，我在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方法上卡住了。从抽象到具体，那么，抽象的具体是怎么来的呢？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不用预约，晚饭后，我就直奔张老师家去了。张老师亲切地招呼我坐下，递上扇子，宁老师给我送上了绿豆汤，我就直接提出了我的困惑。张老师在书桌上随手画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圈，解释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扩张和丰富的逻辑，使原始范畴的本质在后续范畴的展开中不断再现和丰富，使全书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张老师解释，这就是“思维具体”。张老师接着又画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圈，返身解释了在实践观察中从具体到抽象的提炼和归纳过程的思维方式，直到找到理论和实际统一的起点范畴，是为“具体思维”。我顿时豁然开朗，那一天晚上，我兴奋了好久，迟迟不能入睡，两个圈圈反复出现在脑中，变大、缩小、重叠、分开，奇妙而又神奇。 跟张老师学《资本论》既害怕，也是享受。害怕，因为《资本论》难读，张老师讲得又深又活，要跟上不容易。但更多的是享受，张老师讲授《资本论》的课真是精彩。他遵循原著逻辑和思路，提纲挈领，要点突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对书中的难句难点，他从不跳过，总是逐节逐句阐述。记得最后还形成了《〈资本论〉难句试解》，成为全国经济学研究生争抢的材料。张老师特别重视马克思的方法论。第一堂课，他就说，学习《资本论》，一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要读透，二是要重视和学习马克思的方法论。张老师自己身体力行，用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创造性地用“圆圈的圆圈”方法，生动形象地把三卷《资本论》的内容剖析透彻，讲述得淋漓尽致。一共六个圈层，即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环境）生产力圈、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圈、要素所有制（公有或私有）圈、政治圈、法律制度圈和意识形态圈。这六个圈层之间是辩证联系，既包括人类 社会 整体，也反映了人文 社会 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形象地、创新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帮助我们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联系。 就这样，张老师用他的圈圈论，把《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和演化演绎得精美，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展示了《资本论》的逻辑美。我总记得张老师瘦瘦的身材，在两块大黑板前，一个圈一个圈地演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下面听得如痴如醉。那时候在宿舍床边墙上，我用三张大纸画了张老师的三个大圈圈，时时揣摩。《资本论》读完了，张老师教会了我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思维上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表述上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逐渐帮助我形成了严谨的思维和表述模式。在以后的近40年里，张老师教我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一次又一次攀上学习的山峰，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做出政策决断。 三年级的时候，张老师在《中国 社会 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的某些计算问题》的论文，对《资本论》中的几个计算错误提出校正。这件事不但立即轰动了经济系，也在复旦大学引起巨大的反响，文革刚过，又是对《资本论》的指错，一时复旦院内议论纷纷，气氛颇为紧张。这可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有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错误。我们当时正在学《资本论》第三卷，我立即找了张老师的论文和原著对照，似懂非懂之间，觉得张老师是对的，但也觉得风险很大，可以不必较真。我直觉这件事很重要，想问明白，就直接去张老师家，提出了我的疑虑。张老师笑眯眯的脸一下变得非常严肃，他说，我们对经典理论，第一对文献要真读懂，读透，深刻领会马克思科学的精神，解释要忠实原著。第二要实事求是，有问题就要指出，但要真诚中肯，这也是维护经典的最好办法。第三，马克思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在病痛和贫困中用一生写就《资本论》，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也要弘扬马克思主义严谨学风。说到这里，张老师笑了，他说若马克思在世，他也会同意的呢。我一直钦佩张老师的学术钻研，也钦佩张老师的正直和善良，但从此更钦佩张老师的道德勇气。我后来和洪文达老师提起这件事，洪老师非常严肃地说，张薰华教授这篇论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内容本身。我们要用马克思本人一贯坚持的科学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学张老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毕业之际却也惶惑。当时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想要我回去当领导，到政府部门参与实际改革也很有吸引力，同时我也觉得知识学得不够，还想继续学习，也和班里的很多同学一样准备考研究生。张老师目光远大，他预感到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为国家培养经济人才是当务之急，经济系的招生一定会扩大，现有复旦经济系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他更考虑到如何培养一批中青年教师，把复旦经济系老教授们的优秀经验、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传承下去。他向学校提出，在考研和分配之前，先安排一批77级学生留校任教，得到了学校的支持。这一次，是张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提出要我先行留校。事出突然，我有些犹豫。张老师缓缓地说：“学校希望你们留校既是为复旦，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是未来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对你们的培养。我平时观察，你有点宋承先教授的书卷气，有教书的能力，也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教学相长，你会成长很快。”最后，他加重语气说：“希望你以大局为重。”我高高兴兴地留校成为了复旦的一员。张老师的“大局为重”的观点也影响了我整整一辈子的人生。 1985年我赴美前夕，前去张老师家辞行，心中忐忑不安，我很害怕张老师会批评我， 因为我辜负了他的期望，没有在复旦经济系坚持下来。张老师一如以往的温和，微笑着。他说：“这几年你很努力，蒋学模老师通常不太表扬人，但在我们会议上对你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满意。我看着你成长，很高兴。我很理解你，国内的经济改革日渐深入，遇到的理论问题也日益增多，你出去学学，掌握新的工具，也会有帮助。”宁老师则在一边不断地叮嘱出门在外注意身体和安全。最后，张老师送我到门口说：“你出去学习不容易，一定非常忙，平时也不用写信，每年末寄张贺卡，让我们放心。”捧着张老师厚厚的关爱，我踏上赴美的航班。 1996年我从美国回国后去见张老师，之前问系里张老师的住址，告诉我还在第九宿舍，我就很惊讶。依着旧有的记忆，一路小跑，上得三楼，推门进屋，张老师的家一如我10年前告别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望着我一脸的惶惑，张老师看出了我对他居所的疑虑，缓缓地说：“我一辈子清贫，习惯了，现在也退休了，这地方够住，也有空间做点学术研究，就够好。”宁老师安静地说：“他喜欢简单，我们习惯了，清贫了一辈子，这样挺好。”我转为深深的敬佩，心一颤，眼泪掉了下来。我问张老师有什么我们学生能做的吗？他没有接我的话，转而不断地问我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宁老师在一边，握着我的手，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弟弟同期考入复旦，问起我弟弟的情况。 2010年初春，我赴美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临行前，再一次向张老师辞行。张老师很高心，他幽默地说：“这几天满世界都在说你的事，你要为世界做贡献，为国争光。”他说：“正好前几天有人送他一点茶叶，推也推不掉，你喝茶，你就带去吧。”宁老师早早把茶叶找了出来，我就带着张老师的叮嘱和茶叶，再次跨上赴美的征途。之后六年，张老师的“为世界做贡献，为国争光”时时在我耳边响起，醒聩震聋，激励我奋力前行。 2014年春，我回复旦为洪文达老师种一棵树以为纪念，也去看望张老师。刚过二楼的楼梯拐角，还没上楼，就见到张老师已经在家门口依着门框等我了。张老师94岁了，讲话不太清楚，宁老师告诉我他也已经不太认人了，但听说我去，早早等在门口。这次，我握住他的手，听他断断续续地谈起往事和关于环境的研究。突然，他说：“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也看到你们总裁是位女士，你为什么不做总裁呢？你看，你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寄回的贺年片，我都搁在书架上呢，等你做总裁。”聊了一阵又一阵，临走时，张老师坚持要下楼送我，还不让我搀扶他。慢慢的，慢慢的，张老师一步一步挪下楼梯，总算在二楼同意停下来，挥手道别。 2016年秋，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满，打点行李，又一次踏上回国之路。安顿之后，我即回复旦看望老师。先去张老师家里，还是那熟悉的第九宿舍。我向张老师汇报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张老师明显弱了，听力也衰退很大，他偏着头，仔细地听。当我提到，我退休了，准备放慢一些。张老师突然很严肃地打断我，一字一顿地说：“你不辱使命，我们都很高兴。你没有回复旦我们都有些失望，但清华也是好地方。退休可以，学术研究不要放弃，我的新研究都是在退休后开始的呢。你的基础好，看了世界，可以和中国的事结合，做新的学术研究。”我深深地感动于张老师的期望和厚爱。 2017年9月， 为纪念77级和78级入校40周年，复旦大学举办了隆重的活动。我们都从各地赶回母校相聚。在经济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张老师居然以97岁的高龄赶来了，精神很好。他向大家问好，祝愿大家继续在学术研究上有进步。会后照相，老教授都坐在第一排，张老师居中，我们学生站在后面。刚排好队型，张老师突然要我坐到前排他的身边，我是学生，当然不敢。婉拒之间，张老师却坚持，我只能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坐下，却也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相片。 2019年仲夏， 我回复旦拍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拍片结束，我提到要去看张老师，摄制组提出也要跟去，我们就一起去了第九宿舍。张老师99岁了，他不说话，就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心里有无尽的温暖和感动，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好久。镜头里定格了张老师握住我的手，简陋的第九宿舍，书架上两排我多年从海外给张老师寄回的贺年片，暖暖地闪烁着。 张薰华老师是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复旦大学地下党的组织者，是1950年陈毅市长任命的复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校工作进入正常运转后，他坚持要求去经济系教书，直到我考入复旦大学的1977年和离开复旦赴美，张老师一直是经济系主任。从那时起到今天，40年间，我多次去张老师家里，总是那熟悉的地方，那熟悉的感觉，坐同一把椅子，用同样的桌子，没有任何的变化。张老师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物质生活简单，粗茶淡饭，简朴服饰，长居第九宿舍陋室。张老师在工作上务实，学术上严格,但做事规范又改革。张老师思路极其严谨，但又时时大胆创新，他不断开拓，深入 探索 各种经济规律，敢言人所未言。张老师对学生严格，却又呵护有加，我们同学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张老师更重视我们的为人，记得读书时，张老师在课余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治学做人”与“做人与做学问”的要务。张老师本人，真是一生清贫，一身浩气。 就在和张老师一次一次的接触中，在他宽广的胸怀里，在他人生履历的经验之中，我逐渐懂得人生。在张老师不断的关爱中，我得以成长。追随张老师的40 年，在复旦大学浓浓的学术和精神文化氛围中，我得以提升。我从张老师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气质，对人类和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独立精神，开放自由，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关爱后生，敢于创新，正直、宽爱、严谨、乐观，虽千难万苦，而百折不挠。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张老师安详地躺着，一如从前。我向张老师鞠躬，鞠躬，再鞠躬。 张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资本论》研究的高被引作者

通常情况下，文献被引率越高，表明其所形成的学术影响力越强。由表3中国《资本论》研究高被引文献的基本情况可知，高产作者大多数不是高被引作者，只有王庆丰、孔扬和许光伟3位作者是重合的，说明高产作者的论文引用率乃至质量不一定更高。基于此，促进中国《资本论》研究质量的不断提升，是摆在中国《资本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011-2016年间，中国《资本论》研究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5位的作者共发表了180篇相关论文（人均每年2篇）。其中，发表论文数量前三位的依次是胡钧教授（年均3.67篇）、刘新刚和王庆丰教授（年均2.67篇）。从他们的职称来看，全部都为副教授以上职称，且大部分高产作者都具有教授级职称，这既说明了《资本论》研究需要更长时间的前期积累，也反映了《资本论》研究领域内年轻学者发表论文的难度较大。从其所处的区域来看，表3中的高产作者有接近一半自北京（7位），这也佐证了北京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的中心地位。

进一步来看，我国《资本论》研究高产作者存在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平均年龄为52.21岁，中老年学者居多，青年学者缺乏。我们进一步整理了2006-2010年中国《资本论》研究的高产作者，平均年龄为56.38岁。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资本论》研究队伍呈现一定程度的年轻化趋势（下降了4.17岁），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此外，将高被引文献范围扩大到高被引文献的前50篇，以此来研究高被引文献与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我国《资本论》研究高被引文献的引用率相对较低。这是否是因为我们选取的年份较近有关？为此，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进一步考察文献被引次数与文献发表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前50篇高被引文献为样本，被引次数对发表时间的回归系数为0.2232，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p=0.2210）。这表明高被引文献的引用次数与论文发表的年份没有明显关联。从实践来看，新近发表的论文同样可以成为高被引文献，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相关研究受政策的影响大，新近的改革热点容易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周春平，2016）[6]。

从前15篇高被引文献作者的年龄结构来看，中老年学者居多，高被引文献第一作者的平均年龄为53.92岁，60岁以上7人，40岁以下4人，没有30岁以下的，最小34岁，最大为79岁（南开大学高峰教授）。这说明《资本论》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资本论》研究队伍中来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与其他学科不同，该领域影响力的发挥需要更多地知识与时间的积累。此外，从前15篇高被引文献的研究领域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最多（9篇），说明研究《资本论》的高引用论文目前以哲学为主，反映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与中国改革实践紧密联系做的还不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从表3中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和上海的人数最多（各有4位），长春3位，天津、福州、南昌和沈阳各1位。可见，北京、上海和长春依旧是中国《资本论》研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城市。从合作研究来看，跨机构研究以及研究者之间合作现象还较为匮乏，在前15篇高被引文献中只有1篇为合作（且跨机构）研究；而在前50篇高被引文献中，合作研究和跨机构合作研究分别仅有7篇何4篇，其余均为独立完成。

许光伟：《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 - 乌有之乡

德国方式，英国材料，欧洲历史，展看人类发展前景。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贡献和影响。在中国，如何保卫马克思、保卫资本论？！新世纪迎来保卫《资本论》时代！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高潮，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学术专著《保卫资本论 》。其正式提出“学术保卫”概念，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之民族取向和实践化工作理念。该书通过工作涵容中国历史，达成对世界历史之新理解，是重读和重写“双重意义”之《资本论》理论与方法论著作，高度凸显理论－实践结合体式。所谓“中国经济学”，即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出脱而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是用中华语言和中国思维对“经济学”的再说一遍和改造。其不独为政治经济学的“在中国”，或经济学分支或流派的“在中国”，要求重新检视和阐述已有的理论，对原创性方法进行民族“寻根”。该著认为此种研究路径以极高智慧统一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逻辑”，清晰说明了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下为该书扉页上的题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马克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凡一国之历史，其对于民族思想之指示，与民族力量之启发，恒于不知不觉之间，隐操大柄。 ——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