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廷平发表论文

（这篇作文可能有点那个了……摘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当代人们对日食的关注，或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需要，或出于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很少有人把它同礼仪制度相联系。但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日食的重视，却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日食救护仪式的产生，这使得日食成为能够对传统礼制产生影响的少数几种自然现象之一。一、与日食相关的礼仪的形成中国古人对日食十分重视，这种重视由来已久。例如，“在殷虚卜辞中，有不少关于日月食的记载。在武丁卜辞中，记日食的有10例。”〔1〕这些记载，反映了殷代人们对日食的重视。实际上，比殷代更早，夏代的人们就注意到了日食。对此，《尚书·胤征》篇的记载可为例证：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尚书正义》孔氏传解释这段话中一些专业名词道：“辰，日月所会，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所以，“辰弗集于房”，在此即指日食。本篇所述是历史上著名的“书经日食”，引文是胤侯奉夏王之命，讨伐羲和时所发布的檄文的一部分。而讨伐的借口，竟是负责观测报告天文的羲和因沉缅于酒，未能对一次日食作出预报。一般认为，《胤征》篇是较晚的文献，所以这次记载未必可靠。再者，说夏人已能准确预报日食，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次日食却得到今人的认可，公认是世界最古的记录。〔2〕围绕夏代这次日食所发生的事情能流传下来被后人所追记，不管记录本身是否失真，这件事反映了夏人对日食的重视，则是毫无疑问的。再往前追溯，原始时代的人也会注意日食。正如前苏联宗教史专家约·阿·克雷维列夫所说：在原始时代，“日常现象未必会引起原始人特别注意。每天的日出使他感到无所谓，因为为这种现象并没有破坏他的生活秩序，而日食倒会引起他的兴趣、恐俱和惊奇。"〔3〕在这里，虽然不可能有确凿文献的支持，但原始时代的人重视日食，却是于理可信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了解日食发生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日食是太阳遭到了某种动物的侵犯，于是一旦发生日食，就要敲锣打鼓相助太阳赶走侵犯者。(〔2〕，p.120)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救护太阳仪式，这种仪式的实质是一种巫术，原始先民们想象他们用这种模拟地面驱赶野兽的方式就能将侵害太阳的动物吓走。因为日食一般时间不长，不久就逐渐复圆，人们就认为是这种仪式发挥了作用。于是，每当发生日食，就要举行类似的活动，这就使其逐渐成了一种流俗。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导致日食的内在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动物食日也许出于天帝的意愿，象征人世将有灾难。这启示人们想到，在日食时，单凭敲锣打鼓去驱赶吞食太阳的动物，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乞求天帝，使太阳重放光辉，不要降灾祸于人间。这样，在人们举行的日食救护仪式中，又增加了祭祀乞求的内容。〔2〕这种巫术与祭祀的合一，构成了古代日食救护的基本形式。当国家产生以后，这种仪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由官方来组织它的实施，于是，日食救护也就从流俗而演变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日食救护究竟何时被人们视为“礼”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够清楚，据前引《尚书·胤征》篇来看，似乎夏代已经如此。到了春秋时期，则救日为礼已经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是巫术，“用牲于社”则为祭祀，这里记载的是官方组织的救护仪式，显示出这种日食救护已经形成礼制。《左传》对本条解释说：“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阴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左传》认为在某些特定月份出现的日食是一种奇异现象，所以要采用一些固定的仪式来救护之。这些固定仪式就是所谓的“礼”。《左传·昭公十年》对此有更清楚的记载：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昭子之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日食救护当做了一种固定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孔子是比较讲究礼制的，他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礼记》卷十八曾子问第七记叙孔子师徒一段对话，内容为：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沽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诸侯集体朝见天子，当然是大事，若非特殊情况，不会半途而废。孔子把这些情况归为四类，其中日食赫然与大庙火、后之丧并列，由此可见他对日食救护的重视程度。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日食救护，它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被尊奉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就曾发表过独特见解，他的主张给孔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孔子随老子帮人料理丧事，灵柩行至途中，发生日食，老子对孔子说：“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礼也。”〔4〕，老子从礼的角度出发，让灵柩停下，等待日食结束后再继续前行。孔子对此颇感迷惑，归来后问老子道：灵柩出动以后，不能返回，一旦遇到日食，无法预料它结束的早晚，这样，还不如继续前行。老子解释说：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4〕孔颖达解释其中的寓义说：“唯罪人及奔父母之丧见星而行，今若令枢见星而行，便是轻薄人亲，与罪人同。”〔5〕”所以，送葬路上，一旦碰到日食，就要“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礼记》对老聃孔丘的记述，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至少表明，在其作者心目中，日食与礼仪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至朝廷大典，下及庶民丧葬，无不涉及。另一方面，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发生规律还知之不多，所以这些礼仪，大都是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做出的规定。《宋书·礼志》指出：“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既然不能事先预报，只好把日食救护作为应急措施而加以规定了。这是先秦时期日食与礼制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二、日食救护礼仪与日食预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交食规律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逐渐发展到能够对日食有所预报了。这就使得朝巨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日食救护做准备，相应的救护仪式也就脱离了原来的应急性，变得复杂了。这是科学进步对日食救护礼仪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例如，汉代的日食救护仪式是：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变，执事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6〕这种仪式，比之先秦时期，在服饰要求上有所复杂化。而到了晋代，日食救护变得完全繁复而程式化了：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进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7〕这样的仪式，堪称盛大隆重，远非以前那种临时的应急措施所能比拟。在这里，如果没有预先的演练，很难做到有条不紊，何况尚书还要“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所以，这种形式的日食救护，倘若没有事先预报，是不可能得以组织实施的。自晋以后，日食救护仪式虽然历代有所变化，但就其规模与程式而言，基本上与晋朝类似，或更有过之，这与日食预报愈来愈准确有一定的关系。随着日食预报的精确化，在各地举行的救护仪式也进一步正规化，例如清代的日食救护礼仪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日食救护，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其仪。凡遇日食，八旗满蒙汉军都统副都统率属在所部警备，行救护礼，顺天府则饬役赴部，……”〔8〕清廷之所以能使各地日食救护礼仪正规化，其前提条件是天文学的进步：钦天监不仅能准确预报日食，还能根据有关原理推算出各地日食具体发生时刻及不同食分。由于明末清初之际的西学东渐，清朝天文学的发达程度远胜于其前历代王朝，能够更准确地完成这种推算，所以清朝才有条件将地方救日仪式归入国家礼制。在古代传统科学条件下，日食预报不可能完全准确，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预期发生日食与朝会庆典冲突时应该如何办?因为日食于朔，而朝会庆典也只能于正月朔旦即元月初一举行，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东汉建安年间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咨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预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邵由此显名。〔7〕到了晋代，人们开始对刘邵的见解提出非议。晋臣蔡谟专门写文章驳斥刘邵，他认为日食预报当然会出差错，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在预计会发生日食的时刻举行庆典。他说：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7〕日食穰救是为了表示君臣对天的诚敬，不能疑信参半，而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才可以谓之虔诚。蔡谟还讥讽刘邵对《礼记》的引用，他说：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预言，诸侯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7〕《礼记》的规定，是针对日官不能预报日食情况下做出的。现在既然可以预报，就要把准备救护放在首位。蔡模的议论，为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之关系定下了基调：即便不能肯定日食必然发生，也要以日食救护为重。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肯定。但是，要彻底解决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相冲突这一矛盾，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日食预报的准确性。有鉴于此，历代当权者都要求天文官准确预报日食，失误要受到惩治，甚至在对日月运动规律还知之不多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前引《尚书·胤征》篇的记载虽为后人所追记，但它表达的无疑是这种思想。这里再举一个例子：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太史官的争辩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日月运动规律还不甚了了，对日食的预报还处于探索阶段。即使如此，司马昭仍因为太史预报不准，要大加处罚。此事虽因太史的辩解而做罢，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预报交食失误而遭受处罚的天文官却大有人在，这充分表明了当权者对日食预报的重视。为了免遭惩治，天文官们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日食发生规律。在传统历法中，日月交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充分表明了古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正是由于历代天文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国古人对交食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预报也越来越准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日食救护礼仪的精细化。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当权者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日食能否发生，而是具体食分有多少，并由此来决定是否举行救护仪式了。例如，据《明史·历志》记载：(崇祯四年)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预推顺天见食二分一十二秒，应天以南不食，大漠以北食既。例以京师见食不及三分，不救护。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日食救护的阈值是3分，低于这个阈值，就不再举行穰救仪式。之所以会有这种规定，当然是预报准确度提高了的缘故。而这种规定本身对日食预报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难想象，如果预报见食3分以下，而实际被食超过3分，天文官所应承担的责任该有多大。这促使天文官进一步去探究日食规律，使预报做到更加准确。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与日食预报，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着向前发展的。三、日食救护礼仪中政治因素的作用日食救护是建立在一种错误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礼仪制度，这种意识认为日食是一种灾异，所以需要救护。而准确的日食预报则意味着对交食规律的掌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掌握了规律，就不会再相信所谓的日食灾异说，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救护”了，但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仪式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这是为什么?原因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封建社会的政治。日食救护最初只是民间一种流俗，它之所以会从流俗演化成礼制，是因为其着眼点从天上移到了人间。人们所要“救助”的，并非是天上的太阳，而是人世的事物。例如，“一块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甲骨卜辞的意思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10〕，所谓“不吉利”，当然是指人世而言。所以，日食救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日食有可能给人世带来的灾祸。在古人看来，日食不但象征不吉利，而且是大不吉利。《诗·小雅·十月之交》写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丑者，恶也、凶也；孔者，甚也。《诗·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郑氏笺注曰：“孔，甚，昭，明也。”由此可见，早在《诗经》年代，日食就已经被人们视为极不吉利的象征了。日食之所以被视为大不吉利，是因为古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太阳象征君主。这样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伤害，这当然大不吉利。所以，一旦发生日食，就要组织救护。在这里，救日的目的在于救君，或者帮君主免脱灾难，或者助君主改过自新。这是中国古代日食救护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上古人的有关议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根据《左传》的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发生一次日食，负责祭祀的祝史向执政者要求领取日食救护所需之钱币，他的要求得到朝臣昭子的支持，昭子认为救日是礼制之规定，所需钱币应予支付。但当时执政大臣季平子不同意，其理由是：“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11〕平子认为日食救护的确是一种礼仪制度，但只有在正月朔那天，阴气没有萌动却出现了日食，是反常现象，象征灾害，这才需要救护。而当时是六月，按礼不必去救。对此，祝史解释说：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11〕祝史认为平子没有理解“正月”的含义，于是解释说，你所谓的正月，就是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尚未到夏至，这时发生日食，就是灾异，需要救护。他特别指出：著名的“书经日食”，就发生在这个月。周历六月，相当于夏历四月，即所谓的正阳之月。事情已经讲明平子仍不答应，于是理论家昭子从中看出了问题：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11〕唐代孔颖达作《左传正义》，解释说：“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12〕所谓不君事其事，就是不以其君为君。也就是说，如果拒绝救护日食，将被舆论视为不轨，有窥探神器的嫌疑。在历史上，不管是否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背上“不君”这一罪名。另一方面，帝王本身也希望通过救日这种仪式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特殊身份。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中国历史上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一直延续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可谓源远流长。救日是为了助君，这种意识不但抵消了科学发展给这种礼制带来的正面影响，而且促使了日食救护的更加变本加利。例如，在春秋时期，人们并不认为日食全部象征灾难，有《左传》的记载为证：(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11〕梓慎是当时有名的星占家，其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的话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日食若是按日月运动规律自然发生的，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人世不构成灾害。既然对人世无害，当然也无需再组织什么救护了。到了唐代，人们对日食规律的认识远较春秋时清楚，但在对其社会学意义解说上，却比梓慎还不如。大学问家孔颖达就曾针对《左传》的记载，强调“日食皆为异”，其理由是：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时，则君有可杀之节，理岂然乎？以此知虽在分至，非无灾咎〔14〕任何时候发生日食，都是灾异。既然是灾异，当然要组织救护。宋儒陆九渊讲得更清楚：日之食，与食之深浅，皆历家所能知，是盖有数，疑若不为变也。然天人之际，实相感通，虽有其数，亦有其道。日者阳也，阳为君、为父，苟有食之，斯为变矣。〔15〕日食有其自身规律，人能够把握这一规律，把日食准确预报出来，但这并不意味它与人事无关，因为日象征人间君主，一旦发生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了侵害，就要组织救护。透过这些议论，我们深切感到，在日食救护这一问题上，科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当人们彻底抛弃了封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以及产生日食灾异说的思想基础—天人感应理论，科学才有能力最终使封建的日食救护仪式寿终正寝。在历史上，涉及到救日礼仪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妨举北宋一个例子。宋仁宗康定元年发生一次日食，《宋史·富弼传》记叙了与这次日食有关的一件事：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撤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按照礼制，日食应该预止朝会庆典，罢宴撤乐，可是宋仁宗不接受富弼的意见，不愿这样做。事后得知，远在北方的辽国倒是一丝不苟按礼制规定去做了。消息传来，宋仁宗非常懊悔，感觉他的做法有失体面：“蛮夷之邦”尚然如此“重天敬礼”，而他身居华夏正统，却对象日食这样如此严重的“天谴”无动于衷，岂不被人嗤笑?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事隔十九年，嘉佑四年元旦，当又出现类似情况时，他提前就预布了一道诏书：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宴契丹使毋作乐。〔16〕这次日食，宋仁宗贬膳撤乐，退避正殿，一直坚持了五天。这是正统思想对于日食救护仪式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四、日食救护礼仪与君主权势约束在传统的救日仪式中，还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朝臣们力图通过这种仪式来劝诫君主、限制君主权力。这种因素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有关。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皇帝受命于天来教养和统治人民，他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变异现象来发出警告，如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17〕在上天所显示的各种变异中，以日食最为严重，即所谓“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所以，一旦出现日食，就意味帝王举措失当。对此，古人有大量论述。例如，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19〕所谓不善政，当然是指执政者而言。国君是最大的执政者，所以，发生日食，当然可以认为是国君的过错所致。正因为日食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所以历代的日食救护仪式都对天子在这一礼仪中的举动做出规定，要求他们素服斋戒，贬膳废乐，退避正殿，认真地反躬自省，直到日食结束。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给帝王以警诫，使他们对天产生畏惧感，不致于过分胡作非为。在古代中国，帝王的权势至高无上，利用日食救护这种形式对之加以警诫，是古人为限制帝王权势所能采取的少数几种选择之一。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们对这套仪式非常器重，即使在认识到日食是自然现象，与帝王施政优劣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日食灾异说。唐代孔颖达对此有过清楚的表白：然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主，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皆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14〕北宋神宗时，有人公开对皇帝宜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闻知此事，很不以为然：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t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20〕富弼所要维护的，正是孔颖达所极力倡导的那套理论。他的着眼点并非在于灾异与人事是否真正有关，他所器重的在于这种学说是限制帝王权力的武器，这是问题的关键。知识分子们借助日食等“灾异”现象来约束君主权势，不能说毫无效果。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能够根据其礼制的规定，在日食期间素服避殿，反躬自责，有时还要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让臣下上书直言，举荐人才等。正如江晓原所言：即使有昏君自居‘有德，，他通常也不敢忽视这些举动和仪式——‘正下无之，，连穰救也不修，那就坐等亡国，自己死于非命”。[21]在这方面，最让儒生们称颂的是汉文帝，公元前178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文帝为此下诏说：联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联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22〕汉文帝把日食发生原因归咎于自己，表现了少有的自责精神，他的做法，开后世帝王发生重大灾异时下“罪己诏”之先河。另外，随着文帝诏书的颁行，举贤良方正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从此登上了汉代的历史舞合。另一方面，对帝王们来说，在日食时发布罪己求言诏，也可以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敬天重礼、直言纳谏，因此，在明知日食发生与否与自己施政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不愿放弃这套做法。例如，北魏孝文帝的言论就很典型：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食修德，月蚀修刑，迹癸巳夜月蚀尽，公卿以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23〕孝文帝明知交食救护是“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但他并不废除这套仪式，相反，还根据礼制的规定，要求臣下做出相应的举措。这表明帝王们对依靠交食救护这套礼仪来约束其权势的做法并不反感，因为这种约束毕竟是虚无缥缈、不着实际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日食救护来警诫君主，君主们也借这一机会来申斥臣下，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春秋传》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责上公也，诸侯伐鼓于朝，退自责也。〔24〕“责上公”，这是救日礼仪中“天子伐鼓于社”的寓意。对于这种寓意，帝王们是比较认真的，即便如汉文帝这位在历史上名声相当不错的皇帝，在发布日食自责诏时，也不忘说上一句“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让那些执政大臣，也分担一些责任。在汉代，这种“责上公”的表现，常常是大臣尤其是宰相因日食而被免除职务。此类事时有发生，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仪式：如淳曰：《汉仪注》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解、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宰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宰相不起，病闻。〔25〕所谓“天地大变”，当然首推日食，因为“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这种仪式，虽然也会流于形式，但当皇帝与宰相之间有隔阂的时候，那就很实际了。例如，汉成帝时，发生一系列天变，宰相翟方进拿不准自己该如何做，这时他收到了皇帝赐给的十石酒、一头牛，于是当日就自杀了，成了“代君受过”的牺牲品。中国古代日食观念与传统礼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能够在历代王朝绵延不绝，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封建政治在起作用：既有忠君思想的羁绊，又有限制君主权势、或斥革手下群臣的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之关系，将会有所裨益。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杜牧简介 杜牧【dù mù】（公元803－约852年）唐代诗人，汉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龙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诗里通过人们所熟知的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讽刺了晚唐帝王们的荒淫享乐。其创作意图和他不满“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而作《阿房宫赋》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咏史作品，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史论特色。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乌江亭》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他这种论史绝句的形式，后来颇为许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 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前两首在写景中还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但他的诗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潦倒失意的感伤情调，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怀》、《赠别》、《叹花》等诗，更是专写征歌狎妓的颓放糜烂生活。饮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风气，杜牧的这类诗更为后代无行的文人们所称道。这些作品无疑是他诗中的糟粕。 杜牧作诗是比较重视思想内容的。他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答庄充书》)。他很推崇李杜，说“李杜泛浩浩”，“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他的《李贺歌诗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贺歌诗是“骚之苗裔”，同时也指出他缺乏《离骚》那种“言及君臣理乱”，“有以激发人意”的思理。他说自己的创作是 “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这些话，可以看出他在诗歌理论上的主张和创作上的积极追求。但在创作实践上，他那些以华丽词藻写颓放享乐生活的诗，显然和“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 杜牧的诗作就其内容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关心世事，爱国忧民之作。如《郡斋独酌》、《河蝗》、《早雁》、《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感怀诗》等。第二类，品评历史，借古讽今之诗。如《过勤政楼》、《过华清宫三绝句》《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春申君》等。第三类，以女性为题材的诗。如《题桃花夫人庙》和《月》《金谷园》《宫人家》《杜秋娘诗》和《张好好诗》等。第四类，酬赠抒怀之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等。 【主要作品】 《遣怀》 《泊秦淮》 《秋夕》 《过华清宫》 《旅宿》 《山行》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赤壁》 《寄扬州韩绰判官》 《赠别两首其一》 《赠别两首其二》 《金谷园》 《清明》 《中秋》

看日食大家可能都看过，可是这回的日食可能亲眼目睹的就少之又少，因为这回的可是百年一回最长的日全食！ 日食出现的原因跟月亮的月食是相反的，太阳、地球、月亮在同一条线上时就有会出现日食或月食，日食的出现是太阳的射向地球的光被月亮给遮住啦，就会产生产生着千年等一回的奇景。而发生的时候通常是在每月农历初一，这一天就被称为“朔日”。那每月的有朔日，为什么就出现在今天呢，因为，太阳、地球、月亮在同一条线上时就可能出现月亮高于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或低于光，所以，日全食就很难看见。但是，即使自然条件具备也可能看不到，因为日全食地区有限定，时间有限定。如果以上条件都具有啦，就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可能就会出现下雨的情况。比如这次就是这样，但是在日全食之前停了，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老天爷不让我们失去这次机会啊，这是不亦乐乎呀！一说到日食，大家肯定会想到太阳，迷信的人一般会说：“‘天狗’吃太阳啦！”日食这么美的自然景观，谁都想先睹为快。 忽然，我听到有个小孩喊：“大家快看！日食来了！”我们把头抬起来看天空，真的有一条金黄色的，暗淡的光在海面上浮出，过了一会儿，光线变得明亮了，像一把巨大的镰刀跨越海面。8：23了，太阳渐渐呈半圆形，太阳公公终于肯浮出“半边脸”了。七彩的光茫使不戴太阳镜的人觉得难受。9：38，太阳露出了一大半，像一艘木船，耀眼的光茫使人痛得睁不开眼睛。太阳升起来了，可是，太阳像是被什么咬去了一块似的少了一个角，渐渐地，一个黑影明显地遮住了太阳。我们发现黑影越来越大，太阳越来越小，成了一个“月牙儿，”不多久，黑影遮住了整个太阳，只留下一条断断续续的光环在天边，不过一会儿那光环慢慢地自己连接起来，像太上老君的金刚圈一样。我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1：01，和预告的时间一样。 日食结束了，我们大家非常激动，这个说：“这个日食真神奇！”那个也说：“日食真美，今天总算没白来啊！”

哇，好长啊。

2. 张立平 阎俊葛秀秀 夏先春何中虎Mark W Sutherland. 普通小麦籽粒黄色素含量的QTL分析. 作物学报，2005，已接受。3. 李云伏张立平 单福华 秦娜张风廷 叶志杰 马荣才赵昌平孙东发.小麦光温敏核雄性不育相关基因的DDRT-PCR分析。作物学报，2005投稿。4. 刘丽阎俊张艳何中虎 Pe?a R.J. 张立平. 冬播麦区Glu-1和Glu-3位点变异及1B/1R易位与小麦加工品质性状的关系.中国农业科学 ,2005，38（10）：1944-1950。5. 孙道杰，张立平，夏先春，何中虎，葛秀秀，徐兆华，王辉。小麦多酚氧化酶（PPO）活性的SSR分子标记筛选鉴定。中国农业科学，2005，38(7):1295-1299。6. 张立平 葛秀秀 何中虎 Mark W Sutherland. 普通小麦籽粒多酚氧化酶活性的QTL分析。 作物学报，2005，31(1):7-10。7. 张立平 何中虎 刘建平孙家柱 单福华 苏青。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普通小麦谷蛋白研究中的应用。麦类作物学报，2004，24(2):121-126。8. 葛秀秀 张立平 何中虎 章元明。冬小麦PPO活性的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分析，作物学报，2004，30（1）：18-20。9. 刘建平 张立平 苏青 单福华.综合应用花培技术快速建立小麦加倍单倍体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九次会议，2004.9。11. 张立平 何中虎 陆美琴 庞斌双 张学勇夏兰琴Frank Ellison。 用Glu-B3、Gli-B1和SEC-1b复合引物PCR检测普通小麦1BL/1RS易位系。中国农业科学，2003，36（12）：1566-1570。12. 刘丽 张立平 何中虎。小麦贮藏蛋白研究进展.麦类作物学报，2003，23（增）：75-81。13. 周阳 何中虎 张改生夏兰琴 陈新民张立平 陈峰。用微卫星标记鉴定中国小麦品种中Rht8矮杆基因的分布。作物学报，2003，29（6）：810-814。14. 张立平 何中虎 刘建平 单福华 苏青 刘丽。小麦面筋强度相关性状的主效QTL分析。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第九届青年学术论文集，2003(11)，55-61。17. 张立平 杨静华 李天然姚裕琪 张鹤龄。表达葡萄糖氧化酶基因抗晚疫病马铃薯的培育。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铃薯产业，2000，8：107-117。18. 《北方旱地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第四章的第八节，气象出版社，1996。19. 杨明君樊民夫 李久昌 张立平 鲁喜忠. 脱毒马铃薯扩繁技术初探，马铃薯杂志，1995.（9）4：211-217。20. 张国柱樊民夫 张立平. 雁北地区马铃薯主要病毒病种类的检测，山西农业科学，1992.7：7-8。

风起云涌浩气长存“ 武昌辛亥双十起义”革命成功诞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清朝末年，清廷腐败气数已尽穷途末路，任凭列强宰割，甚遭八国联军巧取豪夺，早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有志之士宁愿冒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抛头颅，洒热血之决心，共谋早日推翻贪污腐败无能不堪的清帝国。湖北新军秘密决议联合革命党人的努力，与袁世凯所部新军及结合北洋军阀等力量，密商协议反制清廷，终於在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新时代、新潮流，具有历史性意义之革命，神来一枪打响“ 荆楚武昌辛亥双十起义 ”，代表新中国全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性成功胜利，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四年）清朝末代皇帝六岁溥仪宣布退位，清帝国灭亡，缔造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全中国人民响应追随 国父孙中山先生之理念在“ 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 之号召下，并受 国父孙中山革命精神之真诚感动，主动请膺参加革命，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时空轮转，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皆一再唾弃腐败贪污无能的清政府，早已欲图推翻清廷，为振兴中华民族谋求自救，以建立民主共和国宪政体制之新中国，共造全民之福祉福泽。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郑氏後裔子孙郑德泉谨写於2012年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成功永存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