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泾利发表论文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载）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而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各种集市的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市集的周期也有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谓亥市。”②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江南东路池州一带的乡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子午会。”③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所谓亥市和子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载,蜀中有“痎市”,“间日一集”。显然,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已接近常设市形式。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南宋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1175)九月,两广臣僚上言:“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④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市集周期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阳军,前者“地狭民稀”,当地黎汉等族“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⑤;后者更显荒凉,“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⑥。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属于特殊形式的期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舶商,交易极为兴盛。“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⑦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道场”,信徒云集,商贾辐辏,“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⑧。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⑨。在川蜀部分地区,大型定期商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⑩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晚唐以降,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毗陵志》等地方志记载,浙东台州、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定(1208—1224)年间有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庆(1225—1227)年间共有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咸淳(1265—1274)前期有6处。另据《绍熙云间志》卷下《场务》载,绍熙(1190—1194)年间,浙西嘉兴府华亭县有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廛闬甚盛,列肆如栉”,其街市绵延数里,有居民数万家,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B11;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为兴盛,“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B12;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B13;汀州的何田市,“市井阛阓”B14;平江府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B15;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B16;绍兴府的斜桥市,“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B17,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轻纨素锦,日工月积,濮院之名,遂达天下”B18;江阴军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后来海外贸易衰落,但国内贸易仍十分活跃,“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B19。在此基础上,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绍兴八年(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揭坊市为广昌县城;绍兴十九年(1149),以袁州鲁墟为崇仁县城;隆兴二年(1164),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源县城;嘉定十年(1217),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定县城;端平三年(1236),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州黄陂县城。二、集市活动的新特点 由临时性的村落墟市到相对稳定的期日市和常设市,不仅是乡村集市外在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内在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都是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主题市场是以某类商品交易为特色的市场活动形式,属于专业市场的初级形态。一般说来,只有商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内部分工时,才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市场。就南宋乡村集市而言,其主题市场的兴起大多与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产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的某种或几种农副业发达,又具有较高的商品化程度,集市贸易就会出现相应的市场分工。如福建南剑州农村多种芹菜,以芹交易为特色的蔬菜集市十分活跃,“两旬之间,芹市再哄”B20。荆湖南路潭州衡山县山区果树种植业发达,该县岳市的果品市场也颇具规模。时人项世安描述说:“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待下暑,木瓜宁论霜;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B21绍兴府山阴县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杨梅等果品,由此形成相应的主题市场。陆游有诗云:“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B22,就是对这两个集市芡实、杨梅交易活跃情景的生动描述。平江府常熟县直塘市和吴县横金市地处太湖流域产粮区,都有颇具规模的粮食市场,汇聚了大批本地和外来米商。绍兴三十一年(1161),横金市米商张子颜一次就仓库中拨出储米2500石,用以资助军粮B23,其经营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淳熙(1174—1189)初,直塘市商人张五三专以收粜粮食为业,每次收粜动以数百石计,获利丰厚,“仓禀帑库所储钱米万计”B24。在水乡泽地,水产丰富,渔村水市星罗棋布,鱼虾之类的水产品市场十分活跃,有的集市,“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B25。广南西路横州的古辣墟以酿酒闻名,为时人所珍爱。《方舆胜览》卷三九引《桂海虞衡志》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既熟不煮,但埋之地中,日足取出,色浅红,味甘,可致远。虽行烈日中不至坏,南州珍之。”由是吸引众多商人前往贩运,汇聚成市。广州城西10里的三角市,周边农村香花种植业发达,由是成为当地花油和香料的交易中心。夜市的兴起表面上看只是集市活动在时间上的延伸,实际意味着市场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早期乡村集市往往采取朝集午散的方式,不要说夜市,就是午后的交易活动也不多见。但到南宋时期,夜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集市的活动形式。这方面,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历家乡绍兴府镜湖流域时所作的诗篇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水乡农民坐船赶夜市归来的情景。农民白天在田间耕作,夜间到集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夜市正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兴起的。在部分地区,还进而出现了邻近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绍兴府山阴县的三山市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四个集市构成,其中东市的夜间贸易十分活跃,其他集市则以白天交易为主。相对而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南宋乡村集市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各个村落扩散,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以集市为依托的货担贸易的活跃,便是这方面的表现。各类小商小贩担挑肩扛,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常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特点。诚如朱熹所说,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B26。这些往来于乡间村落的小商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之余,或将自家所产货卖,或在集市上购入商品再转售,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集市,从中获取蝇头小利。二是集市贸易越来越多地突破地域限制,直接与地区性和跨地区市场活动发生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之利,北兼顾迳、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B27这里提到的江湾等10余处集市,分布于浙西平江、嘉兴两府东部的沿海地带,它们不仅与福建、广南、浙东等地形成密切的市场联系,而且商品流通规模巨大。宋末学者方回在回忆其寓居嘉兴府魏塘镇时所看到的集市活动情况时说:“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归售。”B28可见,当地的集市活动与本地和邻近地区城镇的市场往来都相当活跃。类似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看到。如荆湖南路潭州的储洲市,外来商贩云集,“楚女越商相杂沓,淮盐浙楮自低昂”B29。同州的暴家岐市,“据众水之冲,商贾辐凑,舳舻相衔者无虚日”B30。潼川府路泸州的九支寨市,地处蕃汉杂居的山区。时人王质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B31“沙头”是指江陵府沙市镇,以“四方之商贾辐辏,舟车骈集”B32闻名于世。王质将九寨市与沙市比较,足见其已非封闭的小集市。对外市场联系的不断加强,表明集市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邻近村落居民之间有限剩余产品的互通有无,而是逐渐发展成为更大范围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集市贸易与农村经济 乡村集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农村商品流通的活跃,更重要的是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由此引发的小农经济的一系列变化。谈到宋代的农村市场,不少学者往往将乡村集市与镇市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同一层次的市场活动。其实,早在北宋时期,镇市和乡村集市在市场形态上就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到南宋时期,两者的等级关系更为明显。镇市作为农村工商业集聚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的集市形式,充当着农村中心市场的角色。相对而言,乡村集市属于较低层次的市场活动,更多地承担基层商品流通的职能。不过,随着地域分布网络的形成和活动形态的变化,原本孤立、封闭的集市彼此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横向联系,进而共同构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以绍兴府镜湖流域和泸州泸川县为例:前者位于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东西约百余里、南北不到50里,是东南地区乡村集市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据《嘉泰会稽志》和陆游有关诗文的记载,到南宋中期,该流域分布着30多处大小集市,其中既有较具规模的综合性集市,也有米市、茶市、鱼市、花市、药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果市、酒市等多种主题市场。从地域格局来看,流域东部的集市网络构成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商品流通体系,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时人王十朋称三江口一带,“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B33。流域西部的集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农村的交易活动,并通过浙东运河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山阴段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拖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B34泸川县位于长江上游,是内陆边远地区集市发展的典型。嘉定末年,全县农村8个乡共有31处集市,平均每乡近4处。其中,宜民乡平均每2.5个村落、430家居民有1处,进德乡平均每1个村落、179家居民有1处,忠信乡平均每4个村落、680家居民有1处,衣锦乡平均每1.6个村落、460家居民有1处,安贤乡平均每4.7个村落、1190家居民有1处,惠民乡平均每1.3个村落、788家居民有1处,清流乡平均3.3个村落、1006家居民有1处,永安乡平均3.5个村落、1188家居民有1处。通过遍布各乡的集市和江河水运,该县的各种地方特产大量输往外地。如衣锦乡“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其集市数量多达10处;清流乡“有溪连大江,地产牛乳、蔗、柑橘、盐”,全乡有3处集市。四、余论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是相当显著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集市贸易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相应变动,引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开始发生松动,进而呈现出逐步解体的趋向。这方面,人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始终是以家庭自给为特征的封闭体系。其实,深入考察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便不难发现,自给性和封闭性更多地体现于古代早期。入宋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兴盛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开始冲破原有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不过,以家庭为单元、分散的小农个体经济虽然已不再局限于自给性生产和自足性消费,却极大限制了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只能停留于小规模、简单化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时期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是古代小农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注释:①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有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庚尧的《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日]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②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一○《市井门•市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五《商贾货财部•市廛门•子午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B27B4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一八之二九、三之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⑤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周煇:《清波杂志》卷七《吉阳风土恶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2页。⑦B17《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卷一一《桥梁》,《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22、6914页。⑧陈耆:《本堂集》卷八一《奉文本心枢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⑨《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1页。⑩张澍:《蜀典》卷六《风俗类》引《成都古今记》,影印清道光刻本。B11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影印清钞本。B12郝经:《陵川集》卷三《青山矶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3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B14B30B35《永乐大典》卷七八九○《汀州府》引《临汀志》、卷五七六九《长沙府》引《暴家岐税务新砌江岸记》、卷二二一七《泸州》引《江阳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9、2526、632—633页。B15正德《姑苏志》卷一八《乡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转载自CSSCI学术论文网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1

xx是采购中心管理部助理，自进入公司以来除了系统的学习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提高，努力提升业务素质，把每项工作当作对自己素质和能力的检验和挑战，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在极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了系统的操作。凭借着自身对系统的熟练操作，起草了系统操作指引，为新同事掌握系统操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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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脚踏实地、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也正式因为有了xx默默无闻的奉献，使得采购部的工作顺利进行。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2

“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该生抱着这样的信念，从入学成绩排班中十几名通过自身勤奋的学习与老师辛勤的培养。在年终考试中一举冲上班中第一，为自身的高一第一学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自己接下来的学程开了一个好头。

俗话说:“笨鸟先飞”，该生踏入重点高中以来，坚定不移地实践这一俗言，面对强手如林的班级，凡事都抢先做，争做好。课前，该生认真做好预习工作。课上，该生专心听讲，认真笔记。课后，该生积极动脑，不懂就问，虚心向同学与老师请教，当天的任务力争当天完成。

在日常的班级生活中，该生能够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工作与学习，尊敬师长，与同学之间相处融洽，乐于助人，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身为班干部，积极主动地配合班主任管理班级，及时向班主任反映班级问题，并尝试独立地处理一些问题，做班主任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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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只代表过去，未来要自己争取”，有了成绩不能骄傲，该生正逐渐把握住这把通往成功的金钥匙，努力发展完善自己，力争做一名新时代的合格的优秀中学生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3

张雨，从小刻苦努力，在老师的教导、家长的辅导、同学的帮助及自身的努力下，逐渐由一名普通的学生成长为优秀的班干部，教师的小助手，家长的小帮手，同学的好榜样。

“自信自强功自成”正是她的座右铭。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她勤奋好学，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少年先锋队队员，时刻以队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她积极参加少先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中表现突出，成为其他少先队员的榜样。

在班里，她关心同学，热爱集体，是老师得力的小助手。在队里的活动中，也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成为少先队小干部中的佼佼者。她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意识，总能为队活动出谋划策。由于张雨同学的出色表现，她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在学习上，张雨每次的测试成绩均为“优秀”，课上主动学习，积极回答问题，课后认真完成作业，多次在学校各项比赛中获奖。如在三年级时，荣获《小学生数学报》文化传播活动中的思维能力竞赛三等奖；三年级时还在校作文竞赛中获二等奖刨根问底是她的学习习惯，也正是这种好习惯促使她不断发展，语文、数学、英语各科成绩也正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每当遇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她总能耐心地尽其所能认真讲解，也许她的成绩不是班里的第一名，可她的学习态度和座右铭，已表明她在鞭策自己不断地进步。

在课外，张雨兴趣广泛，除了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外，她博览群书，经常去祖国各地旅游学习，了解我国各地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含量。

面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张雨没有骄傲，而是努力地向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的21世纪的新少年而奋进。在班级中，每当有什么最脏最累的活儿，冲在最前面的总有她的身影。老师不在的时候，她也总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带领班级打扫得干净彻底，总是让老师十分放心。同学们都愿意与她交朋友，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集体中的每一员，她也成了集体中的领头雁！“踏踏实实，勇于创新”是她的特色，在班级管理中，她总是以大局出发，为班级发展出一些好点子，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成为了老师的小助手，为老师分担工作，为同学解决实际困难。正是在不断的磨练中，她逐渐成熟，成为一名懂事的孩子。

在生活上，她是父母的好帮手，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如今大多数孩子是家中的独身子女，养成了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坏习惯。而她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尽量减少父母的负担。不该要的，从不向父母提出要求；父母劳累时，主动端茶倒水，脚踏实地地做一名好孩子。

张雨在各方面都很优秀，是同学们的榜样，也是我们八一小学出类拔萃的好学生。相信凭借她的自信、自主与自强，她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张雨啊，希望你展开飞翔的翅膀，像只雄鹰在蓝天中自由翱翔，总有一天你会抵达理想的彼岸！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4

从教13年来他始终持续着用心向上的心态用全部的活力和智慧脚踏实地的履行着教师职责。一路走来他默默耕耘潜心研究逐步构成民主平等、扎实、朴实的教学风格。“做教书育人事业中有爱心、有智慧、有见识、睿智的教师”是他追求的目标。现把他工作学习状况汇报如下：

现把他工作学习状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

重视学生德育教育在学校教学改革浪潮中勇于争先做出贡献在青年教师中有必须影响力。透过学习他努力使自我成为一个有书卷气的教师他陶醉于和孩子们穿梭在书声琅琅诗意荡漾的语文课堂共同感受彼此生命的成长。他对待工作勤奋认真一丝不苟乐于奉献赢得了家长普遍尊重和赞誉。

二、潜心教研完美课堂是他永恒的追求

为了提高自身素质他利用工作之余多方搜集材料阅读报刊转变教育观念了解课改的新动向。除阅读了教育理论书籍外还主动阅读文化类书籍培养自我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13年的教学生涯他在挫折中磨练着坚韧挑战中培养着执着平凡享受着乐趣收获中品尝着幸福。作为教师他把讲台做为演绎自我人生梦想的舞台作为语文教师他潜心课堂教学艺术的探索。课堂上学生那灵动的眼神常常使他醉心于小学语文事业一次次与学生心灵的对话让他享受着教师职业带来的愉悦。

今年5月他经过选拔代表银川市参加了全区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获得课堂教学一等奖综合素养一等奖。良好的成绩使他能代表宁夏参加每两年一届的小学语文级别最高的“全国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评比活动”10月份他如期参赛经过两天半的角逐他不负众望从全国各省选派的34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特等奖为宁夏赛区和学校争得荣誉。在小学作文教学方面他有着自我独特的见解把学生语文潜力的培养落实到写作上经他指导学生写出的一篇篇言辞优美的文章常常使他感受到做人师欢乐。05年他代表宁夏参加了全国小语学会组织的青年教师作文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旗开得胜获得一等奖。他曾先后十次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阅读教学优质课、作文教学评选活动8次获得一等奖2次获得二等奖。这几年他多次承担区、市级示范课先后赴海原县、同心县、泾原县、灵武市、永宁县、兴庆区等地上课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融进自我的客课堂与当地教师切磋交流共同提高。他还连续两年被评为市级“信息宣传先进个人”;2次参加银川市教育局组织的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获一等奖。他撰写的多篇论文获得国家、区、市级奖项。在成绩面前他没有观望、没有驻足更没有沾沾自喜一次次成绩成为他新的动力他站在新的起点上执着追求诗意课堂、完美课堂是他追求的永恒目标。

三、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作为一名党员能够时时处处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我顾大局识大体实事求是、乐于奉献。在教学上争当学科带头人;作为团支部书记他真抓实干带领和影响身边的年青教师立足岗位求真务实默默耕耘。他在平凡普通的工作中发挥着一名党员的表率作用。以自我的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青年教师在扎实的工作中赢得同事的理解、信任、支持和尊重。

四、立足教科研不断提高自我

他能踏实工作根据期初制定的教科研 工作计划 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以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为指导转变教学观念从规范入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课程改革实验加强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以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在注意或研究众多教育现象时应对纷繁复杂的素材和瞬息万变的教育信息灵感会不断闪现这些都可能是教科研的闪光点或独特之处他会在第一时间记录下稍纵即逝的瞬间感悟来充实和丰富自我的素材宝库使自我在撰写论文时不再为没有翔实的事例而烦恼而更具说服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能创造性地开展班务工作建立良好的班风学风。

在10年班主任工作中班级管理讲方法重过程、重细节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浓成绩好。在班级管理中注重用爱心和耐心感染学生因材施教主动热情地帮忙学生。教学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教育学生做一个宽容、执著、有爱心的人。所带班级学生参加重点中学的考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几年与他们接触中对他们人格发展启蒙与影响初见端倪。一些学生毕业已久在给他的来信中说：“教师您教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及学习方法是他们小学阶段的一笔财富。”

六、立足岗位忘我工作

无论在哪一工作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勤奋工作是学校党政领导的帮手是广大师生的勤务员。2007年被安排到办公室工作同时兼任语文学科的任课教师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对他的要求也更高了平时的工作中他协助科室主任做好协调服务工作承担撰写学校工作计划、总结制定阶段性工作实施方案及时上报书面活动总结等文字材料工作。他还抽出时间用心撰写通讯稿因为他和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学校连续三年被教育工委评为“信息上报先进单位”。今年他一如继往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在学校开展的“青蓝工程”中他作为师傅耐心细致地指导徒弟教学师徒二人用心投入教研之中作为师傅他主动上示范课师徒共同切磋让年轻教师在业务上有所突破。

他对待同志热情厚道诚恳直率谦逊温和。在他眼中每一个学生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他的语文课堂上有着活力四射的创新与突破也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日常式的坚守有着“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卷天外云卷云舒”的平静心态也有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与乐观在讲台上他欢乐着充实着努力着奋进着!为当地教育事业贡献着自我的绵薄之力!

村个人先进 事迹材料 篇5

__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师德高尚，模范履行教师职责，热爱学生，团结同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教育、教学成效显著，是位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

一、 踏遍黎村苗寨，心系穷乡孩子。

__19__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师专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偏僻的黎、苗居地琼中县红岛中学任教，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为了黎、苗同胞的孩子不失学，曾老师的足迹踏遍了这里的每一个黎村苗寨。有一次，当他听说一名苗族学生辍学回家准备成亲时，立即连夜走了三十几里山路赶到苗寨，劝说家长，让孩子回校上学。为了提高黎苗同胞的科学文化素质，曾老师不计任何报酬的为他们补课。他还多次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为贫困的学生交学费、买学习用品…。曾老师那无私奉献的品德受到当地黎、苗同胞的一致赞誉。

二、 甘当配角，无私奉献。

__19__年底调入三亚市藤桥中学从事实验教学工作。众所周知，化学、生物实验工作又脏又累，还经常与有毒、有害物质接触，待遇又低。但曾老师不计个人得失，为尽快改变农村学校实验教学的落后面貌，他超负荷地工作，一人兼全校化学、生物实验室管理和全校的实验教学任务。他白天在旧仓库里寻找仪器药品，晚上在实验室鉴定、提纯试剂;他利用节假日和中午休息时间准备仪器药品，利用晚上时间给学生上分组实验课。在短时间内，使藤桥中学的化学实验开出率达到100%。19__年，在全省普及实验教学检查中，藤桥中学获得99。3分的好成绩，列全市第一名，并受到省教育厅的表彰奖励。19__年，全市教学评估检查中，藤桥中学实验教学部分列全市第一名。

三、 制作教具，服务教学。

为改变农村学校实验室缺乏实验器材的状况，曾老师认真研究实验教学大纲，钻研如何运用不同的教具突出课堂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他认为通过自己制作教具，是解决农村学校实验器材缺乏的好方法。

四、 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曾老师积极投身于教研、教改实践，潜心研究教材教法，大胆进行实验教学改革，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他在长期的实验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实验引导探索教学法”和“问题模式教学法”等许多宝贵的教学经验，他率先进行实验综合能力考核，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到全国中学化学教育学会的重视。曾老师善于在教学实验中总结经验，并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用于指导教学。他的论文“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浅谈”入选“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大型学术文库，受到教育专家的充分肯定。93年以来，曾老师撰写了大量的教育教学论文，共有25篇获奖或发表，其中国家级6篇，省级奖11篇，市级奖7篇。

五、 实施素质教育，服务农村经济。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曾老师在完成常规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服务当地农村经济建设。为配合农技部门推广水稻抛秧新技术，他利用节假日，辅导学生进行抛秧、插秧的对比实验，调查结果使当地农民放心采用抛秧技术，促进了当地粮食的大幅增长。为指导农民科学施肥，曾老师不辞辛劳，奔波于藤桥的各个田间地头，义务帮助农民分析土壤成份，指导农民改良土壤，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10年来，曾老师辅导学生科技项目共获得各种奖励30项，其中国家级3项，省级16项，市级11项。

由于__各方面的突出表现，他先后荣获“海南省优秀教师”、“三亚十大杰出青年”、“海南省优秀科技辅导教师”等光荣称号。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6

李维，在咸阳市百灵中学高中部任教，大学本科，一名优秀的化学教师。应该说她是一名智慧型的教师，也是一名艺术型的教师，她用真诚的爱心，科学的管理，创新的思路，走在了教育事业的前列，为其他教师树立了榜样。

教书有路心为径。教学是一门艺术，需要用心揣摩，李维老师始终坚信这一点。她认为讲台就是舞台，站在讲台上的她总是充满激情，她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她的课堂总是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李维老师始终关注弱势群体，对于班级里学习较差的学生，她从不放弃——课堂上她注意将简单的问题抛给差一点的学生，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她注意挖掘这些学生身上其他方面的才华，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给他们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

作为班主任，李维老师认为，班级的管理需要讲究科学性，真正优秀的班主任是要把自己从繁杂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于是，她在班级实行“三省六部”制的考核办法，全班由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组成“三省”，进行总体考核，下设六个小组，由全班同学投票选出六个小组长，小组长抽签决定各组组员，建立小组后，全班各项活动都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考核。这样班级就形成了“班主任—班干部—小组长—组员”的管理锁链，大大调动了班级同学的积极性，更增强了班级管理的实效性。

在学生眼中，李维老师是开朗的，乐观的，幽默的，她的课总是那样精彩;她对学生永远是那样关爱;他们很少能在老师眼中看到忧愁和焦虑，他们也因此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用李维老师自己的话说，教育工作应该是最纯净的工作，教师绝不应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带到工作中去，学生的快乐就是教师最大的幸福!

雨果曾说过：“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教师就像那默默奉献的绿叶，时时刻刻衬托着鲜花的娇艳。李维老师正是用全部的智慧和爱心诠释着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深刻含义，她甘心做一片绿叶，在每一朵盛开的鲜花背后，她欣慰地微笑，微笑着品尝幸福!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7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扬芬港镇二街优秀青年李洪亮时刻不忘自己共产党员和政协委员的双重责任，关心群众、情系疫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镇村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贡献。

李洪亮积极参加村街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行动，肩负起村街繁重走访排查、疫情检查站执勤等工作，用实际行动兑现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诺言，充分发挥一名基层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口罩、体温计等防护用品成了防疫最难得、最需要的物资，也是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们最不可缺少的装备，在一线执勤的李洪亮心里想，疫情检查点工作人员经常与外来人员接触，他们的工作潜在风险比起群众危险多了，他们是村街群众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和问题。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保护好志愿者兄弟们!”于是李洪亮竭尽所能，找遍了所有生意伙伴和朋友，多次向镇村防疫一线捐献防疫物资。截至目前，他捐献n95口罩500个、一次性口罩10000个、护目镜40个、电子体温计2个等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为家乡抗击疫情志愿者们的生命健康提供了保障。

据了解，作为优秀的企业家李洪亮还热心公益，常年坚持远赴偏远山区扶贫助教，帮助许多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多次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爱心志愿者”称号，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村个人先进事迹材料篇8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展举国关注，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河南工业大学以党建引领有力推进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校党委的决策和部署，在疫情面前，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争做表率，为武汉加油，为祖国加油，齐心协力为疫情防控做出积极的贡献。

王亚培同学是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级的硕士研究生，兼任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学生助理。作为一名党员，长期以来，她严于律己，勤奋学习，热心为广大研究生师生服务，良好的素质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是河南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南省委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亮明身份，敢于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保护自己的同时，用爱心、细心、耐心、真心、诚心去关心关爱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的干部、党员、村民志愿者及环卫工人，为疫情防控工作建言献策，筑牢家乡基层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以良好的作风、品行展现了工大研究生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在短时间了解疫情后，她认识到疫情防控关键在党，哪里需要，哪里就应有共产党员的身影；有国才有家，国家有难，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家乡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积极贡献。为此，她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防护知识，自身采取好防护措施，设计微信推送内容，精心准备宣传材料。在防控物资极端短缺、绝大部分药店和超市口罩都已经售罄的情况下，她走遍几十家药店累计提前自费抢购了几百只口罩。

农历大年初一以来，她深入河南省叶县昆阳镇程庄村，利用微信群、发放宣传册、小广播等多种途径为父老乡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疫情的最新情况和防治方法，呼吁广大群众增强防范意识，提高对疫情形势和防控措施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消除了之前的抵触和畏惧心理，使广大群众都自觉配合和参与到疫情群防群控行动中来。

她积极协助程庄村干部、党员和村民志愿者，为进出人员体温测量，对入村车辆进行消毒，对非必要人员进行劝返，开展入户排查工作。考虑到工作人员不断接触检查来往人群车辆，危险性高，尤为辛苦，口罩的更换也多，用量大，不易购买，为他们送上自费购买的口罩，感谢他们的奉献和辛勤付出，希望他们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她利用所学的防控专业知识，为他们讲授消毒喷壶的使用方法和消毒液配比方法。她提醒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安全，除了定时消毒，还要注意避免与来往车辆人员直接接触，比如用小喇叭循环播音，进行宣传，多项合理化建议得到工作人员的认可并予以实施和推广。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医生们抗战前线，环卫工人保卫后方。看到环卫工人工作环境艰苦，往往是没带口罩或者戴口罩的方法不正确，她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在特殊时期还坚守工作岗位的环卫工人送上口罩，耐心指导他们正确佩戴普及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等。环卫工人纷纷表示学习到了国家政策、防治知识和科学的方法，现在口罩基本都买不到了，这些真是救了急，实在感谢。其实，在王亚培眼中真正该受到感谢的是这些辛勤劳动的环卫工呀！

长期以来，河南工业大学充分认识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举措，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的大格局，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