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韩贸易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二、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电子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工业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15.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电子、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中国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自然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企业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目前,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在韩国的对华投资方面,一是应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使韩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二是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搞好政府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样,韩国大企业集团也会从长远、全球眼光认真研究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继续加快来华投资的步伐。此外,中韩两国也要注意加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从而使韩国的对华投资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此外,中国也要加快向韩国投资的步伐。目前,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单向流动,不利于双方合作的持久稳固发展。随着中国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办厂定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韩国作为中国地缘相近、文化背景类似的友好国家,也会成为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故中国企业应尽快改变那种仅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作法,加大对韩国的生产性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带动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中方逆差,从而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目前,韩国政府正积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时机。特别是韩币贬值及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也为中国的对韩投资提供了现实性。 (四)加强政策扶持力度,防止中韩贸易继续滑坡 一方面,中国企业除了积极利用已有的优惠政策如纺织品退税率由9%提高到11%等等外,国家也应给传统市场的出口更多的扶植:增加出口信贷规模;简化出口退税手段;为来华投资的韩国大企业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等等。另一方面,希望韩国政府从双方长远利益出发,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值得欣慰的是韩国政府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如韩国财政经济部宣布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征收调节关税的中国38种产品减少为19种,大幅下调对鳝鱼等10种产品的调节关税率,对生铁等不再征收配额关税。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贸易滑坡的局面会得以扭转。
伴随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当前国际贸易增长明显加速,已经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国际贸易理论及政策浅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发展的新趋势》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回复与发展,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成为政策主流,但因经济贸易发展不平衡,不时地会出现新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归纳,逐个分析产生特点的原因,当前经济全球化下,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政策;新趋势;经济全球化;贸易壁垒;服务贸易
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把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归纳为六个方面:
1、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
2、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保持不变,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生力量;
3、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
4、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方兴未艾;
5、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
6、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
(一)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
伴随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当前国际贸易增长明显加速,已经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2004年,全球货物贸易名义增长21%,创下25年来的历史新高。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对能源原材料商品需求旺盛以及美元贬值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既是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国际分工深化的共同结果,同时它又促进了世界生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率连续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率,导致世界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格局保持不变,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生力量
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既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国际贸易中也居于主导地位。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世界货物出口70%以上的份额和服务贸易90%以上的份额,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区域贸易合作和控制多边贸易体制来主宰国际贸易秩序,并在国际交换中获得了大部分贸易利益。
中国是近年来国际贸易增长中显眼的“亮点”,表现为中国不仅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和排名不断攀升,而且对全球贸易增量的贡献也更为显著。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8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和增量的比重分别达6.4%和20%。
(三)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
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147个成员就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框架达成了协议,但协议的内容较为原则和笼统,各成员在农业、非农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2005年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一年,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将在12月香港部长会议上就主要议题的实质内容进行谈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纷繁多样、成员交叉重叠,一些贸易协定已超出传统的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范围,这对多边贸易体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同时,以区域贸易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发展,并呈现出不少新的趋势:一是区域贸易安排迅猛发展。二是主要贸易大国都在追求区域贸易安排的主导权。三是区域贸易安排成员间的贸易比重进一步上升。2004年,区域内贸易总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四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转变。区域贸易安排已经成为各国争取市场资源、扩大发展空间、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手段。
(四)国际贸易结构走向高级化,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方兴未艾
国际贸易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依托,其变化趋势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伴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猛。近20多年来,国际服务贸易规模已经从1980年的3600亿美元扩大到目前的2.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9%。在行业结构上,服务贸易日益向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倾斜,传统的运输业、旅游业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在地区分布上,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所占份额继续扩大,东亚地区的增长尤其显著。二是高技术产品在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最快。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纷纷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
(五)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和营销网络,推动了贸易投资日益一体化,并对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6.2万家,它们不仅掌握着全球13的生产和70%的技术转让,更掌握着全球23的国际贸易和90%的外国直接投资。二是国际贸易竞争从以比较优势为主,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三是国际贸易格局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主要表现为,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增加。四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不断加快,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增长点。
(六)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贸易壁垒花样迭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贸易自由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随着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前,各国经济景气的不均衡性、区域贸易集团的排它性、贸易分配利益的两极化等都是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当前世界已进入贸易争端的高发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基于战略利益考虑而引发的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贸易保护的手段不断翻新。各种技术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新式武器,知识产权纠纷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方面。三是摩擦从单纯的贸易问题转向更为综合的领域。社会保障问题、汇率制度问题等已成为摩擦的新领域,资源摩擦与贸易摩擦交互作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四是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国。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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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贸易策略的影响摘要:近十几年来,全球贸易量取得了惊人的跨越式增长,而自由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日趋尖锐。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利用不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战略性资源,却造成这些国家境内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张、资金积累和工业化又实际加剧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环境效应对贸易的“挤压”性制约日益上升为国际贸易发展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引入环境变量,促进贸易策略的可持续性便成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环境 贸易策略一、贸易的环境效应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1、生物资源破坏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2、矿产资源损耗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3、废弃物转移进口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严把引资关口,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据经济预测,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则可以创造成果,积累经验,辐射国内外,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全面推广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国际贸易的环境因素,我国既要适应绿色条款,积极调整产业政策,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也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制定的不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借环境之名搞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坚持为环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中一种任意性歧视手段,绿色壁垒应遵循客观理性化原则和实施路径。[5]这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有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客观认识环境标准及其应有的补偿机制,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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