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育论文发表率下降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1.4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48.13%。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3.1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48.13%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7040.27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7464.16元，两项相加接近1.5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比10年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1.3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10.83%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28.34%和60.83%。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86.3%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3.8%。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10年前上升2.93%。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17.17%，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是1.3。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3.64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5.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9.3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3.75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

生育率一旦降低是很难回升的。

这段时间根据全国数据调查，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随后这个数据冲上了各大网络媒体的热搜，自己也对这个数据比较关注，很多人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担忧，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出生率一直是断崖式下降，尤其是突破1%的大关，可以说人口出生率变得越来越低，人口危机将会提前到来。

很多人都在积极地为人口出生率出谋划策，也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调整人口出生率。根据我的观察和发现，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出生率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可能会出现回升的情况，但是这种事情变得比较低。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国家，刚开始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力，才能满足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因此中国当时的人口出生率比较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所处在的历史阶段造成的。

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工业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力关系模式，原来的人力已经慢慢地被机器所取代，所以根本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维持生产力的需要因此人们的出生率也就变得越来越低。

其次和中国的生育政策有极大关系。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计划，目的就是要减少出生人口，以降低国家和社会的压力，这项国策的发布也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项国策是正确的，但是国策实行的时间太长，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独生子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追求高生育率，反而追求个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因此很多年轻人不再喜欢多养育孩子，而是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从这一层面上也导致了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走下坡路。

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重，导致很多普通年轻人在养育一个孩子之后根本无力承担养育第2个孩子的能力，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人在结完婚之后只敢生育一胎没有胆量再去生育，第2胎，如果再去生育第2胎，只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低，金钱压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另外整个社会的房贷车贷以及年轻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这些问题也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年轻人一代的生育率，所以从目前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出生率问题将会成为长期困扰社会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理，才能慢慢把问题解决。

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当下，鼓励生育当然是和女孩形成生产力相违背的，同时基础物质条件不够丰裕男女也很难有生儿育女的成本、时间和精力，而物质贫困还要强生的只会让家庭愈发贫困，使得该地区婴幼儿夭折率升高、失学率升高，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这和小康社会的国家总期战略又是相违背的。生育率的问题在于保持不能多生不能不生，二孩为先，那么怎么样促成这样的生育效果呢？奖励生二孩的，惩罚不生孩子的。参照春秋两汉时期的无节操促生制度，可以做到有效促生，但那是农耕社会，阶层分化简单，只要有土地就能形成生产力，但这种促生方式管杀不管埋，人口爆炸这些人没有受过工业化教育就会沦落为农业人口，这与国家农业方面上的收田集约化耕作战略又是矛盾的。促生的目的是什么？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保持充足的工业人口（维持现有生产力），保持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口，这个目的在工业智能化未实现前很重要（一旦工业智能化实现，不需要熟练工了，那就对劳动力没需求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同时奖惩相间来达成想要的效果，究竟该怎么做呢？①解决养育的成本，尤其是育儿成本、家庭教育成本、义务教育成本，从个税抵扣来让一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的成本接近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譬如双胞胎子女、二胎家庭子女在同一学校上学的课本费、学费、校服费只出一份额，做到“买一赠一”的促销效果，经济适用房优先供给二孩家庭；②增加不生育的生活成本，包括不限于25-35为量化周期，每年会有比例逐年增加的一笔育儿金，不生的话育儿金缴纳比例逐年增高，如果过了三十五还没生育那么这十年的育儿金会合并到集体育儿金里不予退还，35岁之后就放弃督促这部分人生育了任由他去。反之，25-35之间越早生育越有利，这笔育儿金会逐年返还，而且具备国债安全性和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是25-35逐年降低，享有收益直到35岁，譬如25-27生育，理财收益就是年化利率7%，譬如28-30生育就是5.5%，31-32生育就是4.5%，33-35生育就是3.5%，当然本金少了这个收益利率也没意义，所以这个是可以加入一个额外条款的——家庭年合法收入可以放入该育儿金中享受收益红利，这样的话为了赚钱25—27的青年生育率也会变高。因为这种育儿金是双方分别拥有的，也就是存在一种可能让老牛吃嫩草为了享受年轻人的理财收益而不断和新人结婚，所以要添加补偿条款补上漏洞，家庭育儿金会合并以利率最高的一方为准，为了鼓励同龄和近龄人结婚，一旦有一方超过35，育儿金失效双方都不能享有此收益，这样就能避免有些人钻空子。年轻时候生可以薅国家羊毛，过了35再生就是损失，25-35越早生越划算，越早生国家给托底，这样家庭压力和三十岁以后有积蓄的人是一样的。通过这些手段来调控就能有效改善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完成。比如大力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形成全民竞相生育的好氛围（政治手段），国家对多胎家庭实行补贴，免税（经济手段），严禁堕胎（法律手段），对不生育或生育少的家庭予以处罚（行政手段）等等。多管齐下，生育率很快能上来。

我国从2014年开始连续实施了放开生育的政策，2014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2015年底又进一步提出全面两孩政策，并于2016年正式出台。全面两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人口自身向均衡发展方向努力。尽管如此，生育率还是年年降低。对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对生育水平高低的学术争论，其实质是对中国人口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律的认识，既涉及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问题，也涉及未来的人口总量和分布问题，还涉及人口变化的速度和水平，如老龄化的速度和水平。

一、初婚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离婚率不断上升

影响人口负惯性大小的是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出生人口与基准出生规模之间的差距。当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条件下，出生规模不断下降必然促进人口负惯性增强。由于中国育龄妇女非婚生育比例极低，婚内生育占绝对优势。因此，从0->1孩递进生育率的高低受育龄妇女初婚状况影响很大。初婚比例和初婚人数的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数变动。

二、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加，促进生育水平和未来生育预期下降

长期以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具有明显不同的生育水平，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无论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发生变化，但这个“梯度”差距一直明显存在。从育龄妇女受教育状况的变动规律和变化趋势来看，由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必然不断提高。由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是一个单向不可逆过程，加之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梯度”的存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因受教育水平提升而持续下降的趋势将不可避免。

三、年轻人口的大城市化和房价快速上涨成为当前抑制生育的关键

生育状况调查已经反复证实目前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为经济负担。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城乡差异也是直接影响高生育意愿人群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年轻人口城市化速度远高于其他人口，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年轻育龄人口的结婚、生育等平均综合成本的快速上升。

一、据调查显示，中国人口高龄少子化趋势继续加深。202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至7.52，创1949年以来新低。而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升至14.2%，为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生育率年年下降的局面呢？

二、主要原因：

1.经济条件及受教育程度提高：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21世纪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在近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率却是下降的。而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有数据显示，生活水平低的国家生育率要高得多，而相对生活水平高的国家则生育率偏低，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者的关系，但事实却很明显。也就是说，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2.生活成本提高：

看起来，生活成本与生育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深刻体会到了，只要想生育，一穷二白照样能养很多孩子，甚至每家养五六个孩子也是正常的。所以，生活成本高似乎不是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不要忘了我们早已经不再生活在建国初期了，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是新时期的教育理念，所以我们对生育的认识也不是过去那么简单了，总的来说，一穷二白还要养多个孩子的时代已经过去。

你想，在现如今这个社会，如果一个家庭连衣食住行用都紧巴巴的，你觉得他能有多少生育欲望呢？二十几岁毕业的大学生投身社会，打拼了几年依旧在底层挣扎，其实这时正值结婚生育的最好年龄，你说他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呢？增加一个人可不仅仅是吃住问题发生改变那么简单，而是你的整个工作环境、生存环境都将发生巨大改变！

生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了，如果我们想要孩子，首先要想到能不能养得起孩子和养得起自己，如果都很困难的话，确实没人敢随意就生孩子。

3.物质条件因素：

现如今生育成本很高，并且生育所带来的养育、工作问题，也成为了青年父母头疼的事情。所以，真正让青年父母崩溃的是孩子所带来的“后遗症”。当今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大企业来说，员工素质已经不仅体现在学识方面了，年龄、精力也是他们衡量的一种。一名员工能否坚持996，往往是决定他能否继续干下去的关键，一个有孩子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这一切就都必须重估了，坚持不了996，孩子的照料需要时间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宁愿另寻新人，也不愿承担相应后果。而且，就算是一个中年男性，过了35岁也极有可能会被新的年轻人代替。而35岁的男性又是维持一个家庭的主力。

所以，生育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说，很可能意味着失业！生孩子是需要考虑好自己以后发展方向和目发展标的。

以上就是我认为目前生育率年年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