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发表个过的论文

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 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以严谨、勤奋的学风著称。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那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占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正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占代文物，把著名占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191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病逝于北京。

原名是《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是《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7日刊登的，网上没有全文，估计得报社找了，呵呵。现摘录两个片段你参考：“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折断的脊梁——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纪略“我回到祖国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一个建筑系。我当时还颇自豪，认为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比起美国大学的建筑系并无逊色，且青出于蓝。纺织学也是当时的新兴学科，我国除江苏南通有纺织学校外，只有东北大学设有纺织系。”

梁思成，男，广东省新会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 梁思成，为梁启超之长子，是李夫人所生，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解放后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旗帜性人物。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梁思成“开玩笑说”，“他的生日，4月20日，和希特勒是同一天。”[1]梁思成建筑奖是为了激励我国建筑师的创新精神、繁荣建筑设计创作、提高我国设计水平而设立的，是授予我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并被定位为中国建筑师的终生成就奖。经国务院批准，原建设部于2000年设立了梁思成建筑奖，由中国建筑学会承办，以表彰和奖励在设计创作中作出重大成绩和突出贡献的杰出建筑师[2]。兄弟姐妹：梁思顺 梁思永 梁思忠 梁思庄 梁思达 梁思懿 梁思宁 梁思礼母亲：李蕙仙梁思成．《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3． 梁思成全集2梁思成．《蓟县独乐寺山门考》．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3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4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4．5梁思成．《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6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7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1934．3．8梁思成．《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4．9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与刘敦桢、鲍鼎合写）．营造学社四卷，1934．10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单行本）．1934．11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三期，1935．3．12梁思成．《治故宫文渊阁实测图说》（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13梁思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蔡方荫、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14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一期，1935．9．15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叙述》．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二期，1935．12．16梁思成．《建筑设参考图集简说及（一）台基，（一）台栏杆．（三）店面．（四）斗棋（汉一宋）．（五）斗拱（元明清）》．营造学社特刊．1935．12．1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单行本）．1945．18梁思成．《中国建筑和艺术》（英文稿）．为美国百科全书作．1946．19梁思成．《城市计划大纲序》（单行本）．1951．梁思成照片集(10张)20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文物二卷五期，1952．2121梁思成．《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文物，1953．（10）．22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建筑学报，1954．（1）．23梁思成．《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林徽因、莫宗汇合写）．建筑学报．1954．（2）．24梁思成．《东亚城市建设与改造》．在国际建筑协会会议上的报告，1958．25梁思成．《建筑创造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1．（7）．重复与变化26梁思成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2011.4成就荣誉培养人才在梁思成的一生中， 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 梁思成建筑画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建筑理论在梁思成的一生中，虽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但始终不忘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创造出新的建筑。 华罗庚 老舍 梁思成 梅兰芳梁思成早在青年时期就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参观过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筑。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也多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人类进入20世纪，物质文明大大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新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问题长久地在他脑海中思考着。早在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但是，在旧中国，他的这种向往和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向往已久的新建设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人民政府给予梁思成以极大的信任，委任他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开始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日夜操劳。他四处写信，邀集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以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他参加制定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提出不要只着眼于个别工程的兴建而必须着手制定一个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体规划。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1年，他又组织教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担任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在他主持下确定了碑形的式样。梁思成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热情，以一个技术专家的极大责任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他自己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在繁忙的工作中， 梁思成始终没有忘掉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终没有停止对建筑创作理论的探索。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的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可以说，在建筑创作这样复杂的学术问题上，几十年来，梁思成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这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他们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学者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证书，表彰梁思成教授和他所领导的集体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9]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简单的说,林徽因是徐志摩的挚爱,后与梁思成结婚,是位优秀的女性.

You can't trust what he said at that special time which was not from his heart.An architect is only an architect, how come be a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It was the result of 强势、高压的改造倾向和边缘化意识.He was forced to say so like many other famous scholars did.

原名徽音，福建省闽侯人。l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并回福州探亲。在福州期间，曾为乌石山第一中学演讲《建筑与文学》，为仓前山英华中学演讲《园林建筑艺术》，1929年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讲授《雕塑史》和专业英语。是年，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1930年因患肺病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疗养。1931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从1931年到1946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西、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地。1946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等专题课。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1951年调查研究景泰蓝生产工艺并设计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新图案，还亲自参与测试。1950年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工程师，1953年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设计的工程有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清华大学教师住宅。中南海怀仁堂装修工程等。她发表的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徽因诗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林徽因是20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女。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当时，一批文坛名流巨子，包括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等，常聚集在这里，一杯清茶，些微点心，谈文学，说艺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厅”里，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读诗，辩论，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优秀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欣赏和激励。作家萧乾就是在“太太客厅”里认识林徽因的。那是在1930年，萧乾正与美国的安澜一同编辑期刊《中国简报》，经他的老师杨振声的介绍，萧乾访问了沈从文。在这次见面后，他即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写了一篇专访刊登在《中国简报》上。1933年秋天，萧乾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在萧乾的稿子上作一些修改后发表了，这使萧乾得益匪浅。萧乾的这篇手稿现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天，还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萧乾穿了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与沈从文一起来到“太太客厅”。萧乾早就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很厉害，想象中她应是一脸病容；谁知当他看到林徽因时，不禁呆了。只见她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美丽动人，像个运动员。原来她时常和朋友到外国人办的俱乐部去骑马。林徽因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话给了萧乾很大的鼓励。沈从文是常常到林徽因家去的，他从小在湘西长大，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底子。林徽因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沈从文碰到一些事，也会跑到林徽因家去寻求安慰。有一天，沈从文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林徽因家，说他的妻子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理解。林徽因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应有喜怒哀乐。林徽因在她的客厅里认识了沈从文和萧乾，但这对师生在她去世后竟相互反目，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厅”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费正清曾和他们谈起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由于费慰梅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因此与林徽因夫妇更有共同的语言了。考察发现唐代建筑梁思成撰写的《清式营造则例》于1932年3月脱稿后，直到1934年才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林徽因除为这本书写《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的数次增删修改，以及照片的摄制及选择等，都花去了她大量的精力。梁思成在序言里写道：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林徽因是一位古建筑学家，但她将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在这门科学上造诣很深。那时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所以后来梁思成常常对人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林徽因“点”上去的。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对山东曲阜的孔庙进行修缮和养护。梁思成到曲阜勘察孔庙，并作修葺计划。就在这时，林徽因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林徽因只答应休息六个月。每天，林徽因除了睡觉外，就进行写作。2月，她的诗《忆》被选入杨晋豪编的《中国文艺年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6月1日，她的诗《吊玮德》发表在《文艺月刊》第7卷第6期上。她的小说《钟绿》、《吉公》，诗《城楼上》，散文《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等，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另外她还写了诗《灵感》，生前没有发表，后收入1985年出版的《林徽因诗集》。1936年5月，林徽因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便和梁思成到达洛阳，会同刘敦桢和陈明达等，一起考察龙门石窟。接着又去考察了位于洛南市南郊的关羽墓，并到开封考察了宋代的繁塔，去泰安考察了泰山脚下的岱庙——这是历代帝王祭祀的地方。日本人曾经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他们到图书馆去翻阅了很多材料，结果有重大的发现。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有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标明了每座寺的名字。梁思成又在北平图书馆见到一本《清凉山(山西五台山)志》，里面有佛光寺的记载。梁思成和林徽因估计这个地方由于交通不便，进香的人也不多，比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起乘火车到太原。之后坐汽车，到了半路改骑驮骡，往五台山进军。在险峻的山路上迂回前进，有时连牲口也不肯向前，他们只好拉着毛驴步行。这样走了两天，才到达位于五台县城东北60华里的佛光寺。只见那里的唐代木构、泥塑、石刻、壁画、墨迹，以及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荟萃一处，相互依衬。这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梁思成在《寻找古建筑》一文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佛光寺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们第二天就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无论是单个或总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他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其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这使他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他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大家的影响犹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当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番努力，林徽因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而在外面台阶前的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他们回北平后，林徽因见到朱自清和萧乾，还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描述考察时的情景。林徽因和同伴们发现的佛光寺大殿，是当时国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林徽因与林洙1948年秋天，林徽因家里来了一位叫林洙的姑娘。她身材不高，鹅蛋形的脸上，长着端正的五官。1955年林徽因去世，林洙于1962年嫁给了梁思成。林洙1948年中学毕业后，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经程应铨介绍，林洙慕名去拜访林徽因。她一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林徽因问林洙考大学的事，林洙说自己没能考上，觉得数学、化学、语文还可以，最难的是英语。林徽因一听笑了，说：“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他们都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她告诉林洙，英语并不可怕，接着林徽因就谈起了北京的历史，并谈到了颐和园。她说：“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由于清华大学不办先修班，林洙只得自己进行复习，有时还去听梁思成讲的西方建筑史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课。林徽因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自己来教林洙的英语，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林徽因上课很严厉，这使林洙进步很快。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到了，房里得有暖气，因此梁思成每天给林徽因烧暖气。那是很累的活，要往大炉子里添煤，要倒炉渣，还要掌握好温度，梁思成不敢把这活交给别人去干。另外，他每天定时给林徽因打针，有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梁思成都会。为了让林徽因坐得舒服一些，梁思成给她放了各种各样的靠垫和垫圈。林洙看到这些，心想，他真是个好丈夫呵！林洙的第一次婚姻是林徽因替她操办的。当时林洙收到父母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让她和程应铨尽快完婚。为准备婚事，林洙准备卖掉自己的首饰。这事不知怎么让林徽因知道了，就对她说：“营造学社有一笔用来赞助青年学生的专款，你可以先用这笔钱，以后再还。”说着就把存折给了林洙。第二天，林洙到银行里去取钱时，发现上面写着梁思成的名字。以后林洙每次要还钱时，林徽因总是把话题岔开。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林洙才搞清楚，林徽因给她钱的时候，营造学社早就停办了，这其实就是林徽因自己的钱啊！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入京郊清华园，进逼北平城。一天深夜，老朋友张奚若带着两位军人来到林徽因的家，原来他们是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负责人。来人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万分。梁思成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解放军干部，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讲解。后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在了毛泽东指挥所的墙壁上。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与梁思成等一起参加了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那时，文工团经常到大学里去演出。林洙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表现农民的秧歌剧，觉得很新鲜，就讲给林徽因听。林徽因很感兴趣，有一次清华大学里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林徽因得知后，执意要去。林洙只得为她留一个位子，但林徽因从家里出来只走了几步路，就咳嗽喘息不止，只好回家躺下。50年代初，北京市委领导决定大批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人们都记得梁思成曾为此作了痛苦的抗争，其实林徽因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到1954年，林徽因已经病得很重，她仍然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当时的市委领导辩论。她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历史证明，她说的都是对的。林徽因是1955年4月1日病逝的，年仅51岁。30年代以来，林徽因在诗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她的才貌双全和爱情传奇又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而家喻户晓。学者亲友对该剧远离史实的非议更引发海内外读者探究的兴趣。《窗子内外忆徽因》是国内第一部多人回忆林徽因的专集，收著名作家、建筑家及亲友学生文章近三十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超凡脱俗的亲密友谊和她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不约而同，几乎到过林家的人都特别赞赏她那著名的“客厅”。这位女主人的茶会对当年的文学青年萧乾“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为保留住这样健康的生动，刘小沁在《中国文艺家》2000年第6期上，特意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时间对“客厅”的忆叙类聚成篇引读者“走进徽因的客厅”。你会发觉，当“真实”并非特意为不真实而记录时，往事不言自明了。下文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人物的广泛性在抗战前10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有茶会。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家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不是闲言碎语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聚会的中心人物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徽因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时，经常把我们也带去。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这对“老外”在场。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师，而我们的中文也流利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星期六下午，老金家的聚会时常挪到一家中国餐馆碰面。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客厅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些事情发生，尤其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拿主意。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徽因去想办法。徽因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说，梁家高围墙西沿住的那位邻居，屋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项。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任房客的祖先在两百年前的乾隆年间就租下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户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按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生动而详细地叙述，最后以徽因捐给房东一笔修缮屋顶的款项，而结束了这个故事。我们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讲明了过去的北京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译注：林徽因的才气过人，徐志摩曾说她是“中国的曼殊斐儿”。)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梁家的茶会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语言锋利，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常到梁家来喝茶的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同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几位年轻教师也是常客。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o)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着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口罗(原来她是云南人口罗)。”逗得我们都笑了。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又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这时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云南楚雄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真叫人哭笑不得。”记得在梁家的茶会上，林徽因有一天和客人们谈起天府之国的文化。林徽因说梁思成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上，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已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梁思成说，在旅途中很少听到抬滑竿的轿夫们用普通的语言对话，他们几乎都是出口成章。两人抬滑竿，后面的人看不见路，所以前后两人要很好地配合。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立刻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用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活动了，不小心会踩滑摔跤，或把石缝中的泥浆溅到身上，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立刻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jǒu)”，诸如此类的对话不胜枚举。有时高兴了前后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山歌，词汇丰富语言优美。梁思成说：“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的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林徽因接上来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大家都笑了。林徽因又说：“四川的谚语和民谣真是美呀！只要略加整理就能成为很好的诗歌与民谣，可以把它编一本《滑竿曲》。”可惜生命之神没有给林徽因时间去完成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始终没有见到这个笔记本。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他们的老朋

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梁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出生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返国。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3-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1934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营建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还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教授、普林斯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以他身体和学术的最强壮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 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站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古建筑文物领导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竭尽了全力。他还多次为文化部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讲课，培训专业人才。名徽音，福建省闽侯人。l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1929年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讲授《雕塑史》和专业英语。是年，张学良出奖金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1931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 从1931年到1946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西、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地。 1946年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等专题课。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1951年调查研究景泰蓝生产工艺并设计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景泰蓝新图案，还亲自参与测试。 1950年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工程师，1953年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参与设计的工程有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清华大学教师住宅。中南海怀仁堂装修工程等。 她发表的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徽因诗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 林徽因是20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女。梁思成（一九O一—一九七二）如果活著，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九五七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一九五七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著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著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著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一九三四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著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梁思成，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