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志伟发表的期刊论文

一

大约是1985年的4月份，厂宣传科干事李东平办了一个团刊《色织青年》。与李东平同住单身楼401的段毅斌跑到我们407，操着长治口音，喋喋不休地跟我说了这个团刊的大致情况，并顺带捎了一句话，说李东平托他向我约稿。

其时我们二百来号新工进入色织厂刚满一年。平时我喜欢写划些小文字，这个我们行政科以及全厂的人都知道。这大概就是有人向我约稿的缘由吧。当时和我一起进食堂工作的几个年龄相仿的青年都有点喜好文学的苗头，其中贾文华、智泽平的文学底子都不错，韩晓明看过不少经典文学名著，张波则写得一笔好字，故此我们班上班下断不了相互谈及文学方面的话题。从当年我记的日记可知，4月26日下午班后，贾文华、智泽平先后来到我们宿舍，伙同另外几个朋友，针对《色织青年》的创刊畅所欲言，谈笑间，就有人说了“要不咱也办个报吧”的意思。大伙儿觉得事情挺好，但办报毕竟不是闹着玩儿的小事情，当晚不了了之。

到了第二天，即27号上午，利用班上的闲暇时间，贾文华、智泽平、张向琦、张波、韩晓明、张志宏、赵少勇和我，八个人对办报办刊一事进行了颇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厂团委办报，咱办刊。商定成立食堂青年文学小组，在文学小组的名义下办一个文学刊物，并很快敲定了刊名，就叫《小荷》，取“小荷初露尖尖角”之意。于是，紧张有序的工作开展起来。28日，进一步明确了宗旨，做了人员分工，打出相关报告，并分配写稿。29日上午，报告送交食堂领导张瑞祥师傅，由他转呈行政科领导批示。30日上午班前，报告打到厂团委。当日中午开饭时候，得到行政科领导赞许和鼓励。随后得到厂团委批准，文学小组成立，油印出版文学刊物《小荷》。我们初步决定，赶在5月5日出刊，向青年节献礼。

接下来的几天，便进入急速的紧张状态，五一节放假也没顾上回家。那时候办刊物纯粹没经验，因为张波写一手好字，就由他刻蜡板；智泽平擅长跑外联，就由他跟厂文印室交涉油印事宜；我比较细心，就专门负责组稿，改稿，校稿，协助张波把文章刻上蜡板；贾文华全盘负责，查缺补遗；其他几位也积极进入状态，动员作者，组稿，自己完成稿件……

现在想起来，那一期张波可算是下了大辛苦了，那三天里，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余下的时间都用来刻蜡板，每个字都得由他一笔一划刻下来，何况之前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时间还那么紧迫。5月4号，我们几个一直忙到深夜两点多，才全部刻完。瞅着自己右手食指上留下的深深笔痕，张波大呼：这营生可不叫个人做的。

第二天，我们在厂文印室印出了创刊号，共五十余份。当年还是手工滚筒印刷，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这东西，不熟练，印出来颜色不是太深就是太浅，反复多次，终于掌握了点儿窍门儿，印出来的内容能清晰地阅读了。

当我们把散发着油墨香的《小荷》第一期分发到厂里各部门科室及车间时，心里的欢喜和激动难以言表。厂领导和科里领导以及一线工友们，都向我们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这就让人十分满足了，感觉付出再多，也值得。

翻开该期目录可知，除了“发刊词”、“刊首寄语”和团委的“贺词”以及“编后语”，尚有文学论坛、散文、诗歌、小说、断想几则和讽刺幽默等栏目，另外还选发了“文学基础知识”和“现代文学试题”，并在刊物末页刊登了“征稿启事”、“法律咨询小启”，尽管只有短短的9个页面，但我们尽量囊括了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形式，让读者在第一眼就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以方便她更好地走进读者心里，有益于发展壮大。这便是我们拟设栏目的初衷。

该期“发刊词”是这样写的：

《小荷》问世了。

她诞生在《色织青年》创刊不久，适值我厂改革不断推进之际。设若她能为广大青年朋友所欢迎，我们将不胜欣喜。

她力求活跃我厂青工文化生活，引导青年积极向上，为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提供创作园地；她努力以新颖、独特争得自己的一寸方地。

她最大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抵制一切非文学作品，诸如荒诞离奇的武打、传奇故事、小说及庸俗不堪的儿女风流韵事；她将坚决和“街头文学”争夺阵地。

她，作为一朵小荷，真所谓“初露尖尖角”，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来关心、栽培，使之绽开鲜艳的花朵。

从第二期开始，除了常规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结合厂里实际情况，我们陆续重点推出了一些报告文学，对厂里诸如文学创作突出人物侯存鹤、准备车间工段长杨粉恋、幼儿园园长刘慧英等各个层面上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进行了及时有效和激情洋溢的报道宣传，得到了厂里的肯定和有力支持。

为了减轻张波的负担，在后来的几期刊物刻版时，有意识地找了赵凤谊、王福柱、郭春荣、吉志荣、郭永红几位工友，大家都是利用班余时间义务帮忙的，起五更，熬半夜，付出了常人所不知道的辛苦。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与他们朝夕相伴、埋头苦干的情景。其实，每一期刊物背后，都有不少人默默地付出和支持。像给封面题字的县文化局局长邢仁让、县文联主席曾中令、厂检验车间主任张敬安，热心封面设计以及内文题字题图插图的刘太生、梁志勇、翟雨林、石小平、张志伟、陈大铭，等等……正是有这无数人的真诚奉献，才成就了一期期刊物的如期面世，才深受广大员工以及厂外人士的肯定和赞扬。

二

当年大气候很好，文学的氛围遍布定襄这个小城。拥有两千余人的色织厂，有《色织青年》和《小荷》这两个油印刊物；县文化馆有纸刊《定襄文艺》、街头版《牧马河》和油印刊物《摇篮》；县广播站有《广播新声》；加上县文联的《花蕾》，整个定襄的文学艺术氛围呈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年头，由县文联、文化馆牵头的各种文学讲学活动也多，像省里省外的作家就来了不少，我们有机会就到会，厂里科里也给了我们很优裕的条件，准许请假参加活动。正是在那一波接一波的活动里，我们得以结识了省内外的各级作家诗人编辑，获得了有益的文学滋养。像浩然、刘绍棠、李英儒、张石山、韩石山、李锐、燕治国、周宗奇、柯云路，以及市里的杨茂林、李文田、郝存楼、张玉良、彭图，等等。此外，还聘请了包括县里的曾中令、邢仁让、高爱辰、张建新、李木子、温侯、潘建立等几位老师和厂里侯存鹤、翟雨林等老师作为文学顾问，在刊物上对前面几期的作品做点评，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几年里的接触互动交流中，我们不仅仅走出去，积极主动参加各种活动，还请进来，邀请了县文联、文化馆、广播站的老师来厂莅临参加我们的文学社活动，予以指导教诲，极大地调动了文学社成员的创作积极性，对大家的文学作品水准的提升，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文学社成员贾文华、赵秀莲、段毅斌、赵志峰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幽默笑话等，分别在文联杂志《花蕾》、文化馆《定襄文艺》、《摇篮》及街头《牧马河》墙报、广播站报纸《广播新声》发表，并在文化馆举办的“春的使者”等文学大赛中获奖，如此，一方面，使得《小荷》来稿源源不断，质量稳步上升；再方面，对全体成员也形成了良性的促进鞭策效应。

三

1985年的11月中旬，我们针对厂里改革形势，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文学征文大赛，最终，新进厂的两位青工斩获了一、二等奖，分别是崔中伟的《第一次撒谎》和郭光明的《李老汉的失眠》这两篇小说。新人亮相，却出手不凡，令人瞩目。我们在征得上级部门经费支持情况下，购买了相关文学书籍和辞典，进行了奖励。并在1986年第一期《小荷》重点推出，引起读者关注好评。

1986年夏天，我们收到了已经进入军营的宋国印写来的诗歌《望乡曲》，感动于该作者对色织厂、对《小荷》的拳拳之心，我们在这年的第二期予以刊发。虽然人与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但那份情愫是真挚的，感动人心的。我们相信读者读后，也会得到共鸣。

1988年元月份，我们推出了总第九期《小荷》，是为1987年合订本。其中，刊发了时任定襄县县长的裴金龙先生的评论，《<选择>中作者如何塑造素华这一人物形象?》同样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

正是出于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才成就了立社办刊这桩事。我进厂时，压根儿不会想到进厂一年头上，会有这样一件事进入我们的生活，并且影响到全厂以至县里。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热血青年，想事情比较简单，做事情比较干脆，加上大气候的影响，使得我们的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并且取得了厂里和社会上的一致好评。

为了保证刊物质量，出了五期后，我们从一开始的一月一期改为三月一期、五月一期。也就是说，总第六期和第七期分别是在1985年12月初和1986年2月底面世的。然后到1986年的7月底出了总第八期。

将近1986年底，我们一起走进食堂的八位青年相约离开了食堂，或进车间，或离厂另谋生计，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随着时间推移，文学社成员流动性很大，各方面发生了变化，我自己也在1987年3月遭受了伤手事故，所以文学社活动无以为继，《小荷》也无法继续出版。直到1987年年终，才在大家的合力协助下，组稿，于1988年1月1号推出了总第九期，即1987年合订本。这个也是我们《小荷》的最后一期。从该期之后，小荷文学社等于说是不复存在，人员流失，活动不再，刊物停办。当我送去这期合订本，顺便把这个消息报告县里的每一位一直关心呵护着《小荷》的'老师们后，他们摩挲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无不叹息诘讶唏嘘，有的甚至双拳一击道：可惜啊可惜！

五

历时两年多、一共九期《小荷》的组稿，一般是由大家配合完成，而诸如具体的编辑校对、再盯着把作品内容刻上蜡版，则从始至终是由我负责完成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无形中便让我熟悉了做刊物的基本流程，锻炼了我做刊物的基本素质和水准。我的认真刻板不容情，也多次让刻版人员叫苦不迭。也正是因此，当厂子不景气，2002年春，我来到忻州这家广告公司负责做报纸时，尽管佛教旅游性报纸跟油印文学刊物不是一回事，也觉得挺亲切，颇有些轻车熟路的感觉。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妙。你在若干年前做那件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若干年后会享受到其实实在在的“铺桥搭路”之实惠。事物之间若无若有的有机关联，真的让人感慨良多。你在不经意中便会学到一些东西；一些东西在不经意中便会帮助你顺利地踏上人生的某一段旅程。无论是什么时候，积累一定的经验，都是有用的。

六

20xx年夏天和20xx年春天，当有幸与三十年前朝夕相处的几位《小荷》同仁相聚一起时，大家不约而同就回忆起了那激情燃烧的年轻岁月。我们端详着彼此，笑语连声，在感叹生活给人增添了无限的沧桑之时，情不自禁在对方的脸上找到了那曾经格外熟悉的模样。尽管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每个人还是原来那样活生生的亲切，亲近。岁月的更迭并没有让这些人产生心理距离。在我们如数家珍的叙谈中，那些如火如荼的年轻岁月，常思常新，历久弥香。

是的，《小荷》已成为历史；《小荷》永远鲜活在我们的心里。

一、著作[1]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2]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 二、期刊论文 [1]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学术界》，2010年第1期。 [2]尹伟琴：《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杜正贞、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 [4]吴铮强、杜正贞、张凯：《龙泉司法档案晚清诉状格式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5]杜正贞：《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杜正贞、吴铮强：《地方诉讼中的契约应用与契约观念：从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看国家与民间的契约规则》，《文史》，2012年第1期。 [7]陈明华：《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概况》，《浙江档案》，2013年第1期。 [8]吴铮强：《“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领契据案”研究》，《浙江档案》，2013年第2期。 [9]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族产纠纷》，《浙江档案》，2013年第3期。 [10]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1]张健：《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12]张健：《试析龙泉司法档案中的贫困与犯罪》，《档案》，2013年第3期。 [13]张健：《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民国时期的检察文书》，《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4]张凯：《民初龙泉县学警纠纷与司法裁断》，《浙江档案》，2013年第5期。 [15]陈明华：《龙泉司法档案展现的民间寺庙产权》，《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 [16]孙业凯、吴铮强：《1912-1927年浙江省龙泉县审判机构的变迁》，《浙江档案》，2013年第7期。 [17]张凯、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档案》，2013年第8期。 [18]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杜正贞：《近代龙泉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和契约诉讼》，《浙江档案》，2013年第9期。 [20]张健：《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陈明华：《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夜宿”叙事》，《浙江档案》，2013年第11期。 [22]毛剑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原生态历史》，《档案春秋》，2013年第12期。 [23]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24]傅俊：《民国龙泉山产诉讼中的“履勘”》，《浙江档案》，2013年第12期。 [25]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7]李爽：《〈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整理与出版》，《书品》，2014年第2期。 [28]傅俊：《立足原卷 别开新境：〈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编后》，《书品》，2014年第3期。 [29]陈明华：《从私契到国法：民间寺庙产权习惯及其制度化(1722—1927)》，《明清史》，2014年第9期。 [30]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31]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文史哲》，2014年第3期。 [32]杜正贞、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33]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34]包伟民：《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晚清龙泉县〈光绪三十三年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163页. [35]李洋：《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人权保障”》，《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6]张健：《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7]张志伟、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概述》，《浙江档案》，2015年第5期。 [38]韩德强主编：《环境刑事诉讼》，《环境司法审判区域性理论与实践探索》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2-99页。 [39]张健：《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 [40]张健：《国家治理的嬗变: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江汉学术》，2016年第5期。 [41]高元武：《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中的民教诉讼案》，《浙江档案》，2016年第10期。 [42]杜正贞：《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3]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4]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5]潘超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庭调解：制度与实践——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考察》，《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46]杜正贞：《习惯（俗）的确认与生成：从诉讼档案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7]吴铮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文史》，2019年第1期。 [48]吴铮强：《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裁断文书的制作》，《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9年第1辑。 [49]赵彦昌，刘依梦：《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整理及研究述评》，《档案》，2019年第9期。 [50]李爽：《浅谈大型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控制和流程管理——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为例》，《中国编辑》，2020年第Z1期。 [51]杜正贞：《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52]于帅：《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历史档案》，2020年第2期。 [53]吴铮强：《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4]赵彦昌、王晓晓：《清代诉状探微》，《档案》2020年第7期。 [55]谢超：《礼法纠缠：民初异姓继承的交易逻辑与裁判考量》，《原道》，2020年第1期。 [56]李贵连，刘陈皓：《民法物权变动理论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7]吴铮强：《过渡与互嵌：近代民事诉讼庭审记录的演变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8]林珊，吴跃珍：《史海遗珠 百年穿越——龙泉司法档案讲述的民国司法》，《人民司法》，2020年第30期。 [59]吴铮强：《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 [60]封安波：《论民国时期不起诉处分的“刑事和解”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35—1949)的考察》，《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三、学位论文 [1]徐蓓蕾：《童养媳婚姻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王云婷：《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招赘婚诉讼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应玉倩：《民国时期地方刑事和解的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以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范本》，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刘德召：《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我国民国时期刑事诉讼制度》，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谢超：《民初立继纠纷的化解模式探析——以龙泉司法档案寡妻立继纠纷为例》，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6]王雅云：《“新秩序”与“旧风俗”：民国时期龙泉县招赘婚诉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7]王崇：《晚清时期“无讼”法律思想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考察对象》，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于帅：《清代地方民事诉讼运作中的文书格式、介案群体与实践——以清中期浙南两宗讼案为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9]华杰：《民国初期地方司法中的疑罪处理——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材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0]张芹芹：《晚清民国前期诉讼中的查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11]李明月：《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转变历程——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四、报纸 [1]鲍丰彩、叶辉：《龙泉发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光明日报》，2011年4月18日，第09 版。 [2]包伟民：《晚清民国：从“大老爷”到“大法官”——“龙泉档案”见证中国基层司法百年》，《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3]吴铮强、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个案举例》，《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4]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中国档案报》，2013年7月11日，第3版。 [5]杜正贞：《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6]吴高庆：《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的法律价值和程序特色》，《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7]陈明华：《诉讼文书中的虚构：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食宿”叙事》，《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14日，第9版。 [8]张凯：《官治与自治：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学警纠纷》，《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第10版。 [9]徐浩萌、张志伟：《近代民间司法实践的“活化石”》，《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3日，第004版。 [10]张文波：《近年来新见法律文献史料及其价值》，《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3日，第07版。 [11]曾福泉：《万卷卷宗，还原历史现场》，《浙江日报》，2018年11月27日，第9版。 [12]吴铮强：《从龙泉司法档案看近代中国职权主义民诉规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3日，第4版。 [13]赵世瑜：《透过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现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14日，第15版。 [14]傅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选”与“编”》，《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第010版。 [15]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与出版的“龙泉经验”》，《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第15版。 五、网络文章 [1]包伟民：《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总序，2018年10月23日，，2020年7月6日。 [2]吴铮强，李杨：《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晚清民国的地方司法及社会转型》，2018年12月7日，，2020年7月6日。 [3]夫马进撰，凌鹏译：《〈龙泉司法档案〉及其价值》，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4]夫马进撰，凌鹏译：《“民告官”案件的背后——民国乡镇中的近代风波》，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5]吴铮强、章军、曾晓祺：《民国初年地方警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冲突——记夫马进教授领读龙泉司法档案研读坊》，2019年9月5日，，2020年7月1日。 [6]古逸英华：《丢布又丢人？我带你穿越至民国审案子》，2020年3月3日， ，2020年7月6日。 豆瓣持续更新：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