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发表论文

近年来,让老百姓高兴满意的事情接踵而至: 我国第一个绿色GDP核算报告9月7日问世,以价格化的形式计算出环境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尽管这一成果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探索性的,但它必将激励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地处理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关系。它也预示着我们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用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已经摆上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将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之中;深圳已经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会指数”,今年初也已经成功通过测试。 还有,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所有这些,都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涌现出来的新气象、新成果、新举措。它们也正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和伟大实践。 观念更新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重大战略思想,又是重大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观念更新是需要引导的。而健康向上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观念一旦形成,又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建芳认为,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我们党的治国理政观念和全国人民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社会发展观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创新,以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正在带来执政党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我们的社会生机勃发,我们的人民活力四射。 学者们分析,观念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本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高价值理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是第一次。学者们认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官为本位的封建主义残余的根本否定,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此后,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求社会公民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见物不见人、盲目追求GDP的政绩观的否定,是树立正确政绩观、权力观、群众观、人才观的基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观念变革的“总开关”。 公平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第一次分配要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总要求中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指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科学公平观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引发了价值观、发展观、利益观等一系列观念的变革。 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内容。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学者们认为,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道德基石,是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和谐文化观。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同志倡导树立和平、和睦、和谐的观念,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2006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学者们谈到,和谐文化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和谐社会的灵魂、黏合剂。建设和谐文化,着眼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全社会倡导和谐精神,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规范行为,就可以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氛围。 体制创新 奠定坚实发展基础 理论和观念的创新与变革,必然引起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说,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成为产生诸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在200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青连斌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对“十一五”期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划。9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六项要求。这六项要求,既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认识的深化,观念的更新,使各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深入开展,从而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可以说亮点频频。这里只说两点。 其一,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上不断提出新思路。专家们介绍,2004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紧紧抓住四个着力点,“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了这四个着力点,即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党中央的这些重大决策推动着有关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在河南,率先为保障农民工权益立法。7月21日,全国第一部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地方性法规《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农业人口大省的山东省,从2003年起就开始了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湖南省长沙市,正努力打造“全民就业”服务平台。今年8月1日,他们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政策,就业服务从国企下岗失业人员一个重点转向“全面开花”,着重扶持农民、城镇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 其二,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学者们指出,以往,人由单位管,是单位人。随着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同时,户口松动,社会流动人口增加。正是根据这一变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健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并要求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社区建设。 在这方面,各地体制机制创新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北京积极探索社区卫生服务新机制,在全国率先实行收支两条线、药品零差率、人员有进有出。在江苏淮安,通过机制体制创新,2005年与2001年相比,全市进京信访量下降52%,赴省集体上访下降91%,到市集体上访下降79%,越级访市内化解率达99%。在浙江,今年5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心脏地带的越城区,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内蒙古包头市,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国人居署考察团负责人称赞“包头是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陕西省西安市,将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衡量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准。 学者们纷纷指出,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推动的体制机制创新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管理和社会环境,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应看到,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依然不少,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还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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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人所特有的，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所获得全部属性的综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具有的全部规定性（周文霞，1999），或者说是一切人普遍具有的各种属性的总和(周敦耀,2000)。在人类思想史上人性一直是哲学家、管理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自古就有“性善论”、“性恶论”之争，古希腊哲学家也对人性进行广泛讨论，随着历史不断发展，人类对人性研究不断完善和丰富。著名管理心理学家雪恩（E·H·Schein）于1965年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理论。一、人性假设理论管理人员的人性观，实际是指他们对人为什么要工作，以及应该如何去激励和管理所持的观点和看法。管理人员的人性观是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经济人”假设“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又称实利人或“唯利人”。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的享乐主义思想，再经19世纪合理主义的影响而形成。此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 M. McGregor)在他所著的《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其中，X理论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其基本观点如下：(1)多数人十分懒惰，他们总想方设法逃避工作。(2)多数人没有雄心大志，不愿负任何责任，而甘心情愿受别人指导。(3)多数人的个人目标都是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的，必须用强制、惩罚的方法，才能迫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4)多数人干工作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他们工作。(5)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于上述设想的人；另一类是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的人，这些人应担当管理的责任。基于这种假设所引出的管理方式是，组织应以经济报酬来使人们服从和作出绩效；并应以权力与控制体系来保护组织本身及引导员工，其管理的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完成任务。其管理特征是订立各种严格的工作规范，加强各种法规和管制。为了提高士气则用金钱刺激，同时对消极怠工者严厉惩罚，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著名的泰勒制就是“经济人”假设---X 理论的具体体现。泰勒以“时间--动作”分析为出发点，只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视工人的情感，主张管理者与生产工人严格分开，反对工人参与管理。我国至今仍有不少企业沿用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在加工贸易型的三资企业。（二）“社会人”假设“社会人” (Social man)又译“社交人”。这种理论是管理学家埃尔顿.梅奥1933年在其发表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后不断完善，梅奥于1927-1932年在美国芝加哥郊外的西方电器公司进行了著名“霍桑试验”，主要包括“照明实验”、“福利实验”、“群体实验”、“谈话实验”。霍桑实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否定了传统管理，因而否定了“经济人”的假设。“社会人”假设认为，人是社会人，人们的社会性需要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职工的士气、群体心理等对积极性有重要影响。因而在管理上要实行“参与管理”，要重视满足职工的社会性需要，关心职工，协调好人际关系，实行集体奖励制度等。（三）“自动人”假设“自动人”假设（Self-actualising man）即“自我实现人”假设，这一概念是最早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尔后，麦格戈提出了以“自动人”人性假设为理论基础的管理理论，给予“X理论”相反的“Y理论”，他明确否定“X理论”，而肯定“Y理论”。 “自动人”假设认为，人是自主的，勤奋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只要能满足这一需要，个体积极性就会充分调动起来。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人的潜能得以表现和发展，人才会有最大的满足。因此，管理上应创设良好的环境与工作条件，以促进职工的自我实现，即潜能的发挥，强调通过工作本身的因素，即运用内在激励因素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四）“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Complex man）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雪恩、摩尔斯（J·J·Morse）和洛斯奇（J·W·Lorsch）等。该理论认为，无论是“经纪人”、 “社会人”，或者“自动人”假设，虽然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并不适合于一切人。因为，一个现实的人，其心理与行为是很复杂的，人是有个体差异的。人不但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和潜能，而且就个人而言，其需要与潜能，也随年龄的增长、知识能力的提高、角色与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能把人视为某种单纯的人，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具体的“复杂人”。依据这一理论，便提出了管理上的“超Y理论”，即权变理论。它认为，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应该依据组织的现实情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二、人性假设理论对当今管理工作的启示综上所述，X理论强调管制，在机构上突出监工，在制度上强调重赏重罚，主张集权和控制。Y理论强调协调，重视教育和培训，制度上突出参与，提倡给人创造机会。超Y理论主张二者结合，通达权变，因地制宜，灵活应变。这些人性假设理论为当今的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一）管理者应树立正确的人性观念。人性无法用“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 、“复杂人”等进行简单概括，管理者要依靠人、尊重人、激发人。首先，管理者要做到依靠人。在企业的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不是原材料，也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决定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不是技术和设备，而是掌握了技术、对设备进行操作的员工。这才是企业最为宝贵的财富。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经济行为模式已经由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此时以知识为主要资源的产品是高附加值的，对资源的占有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对知识资源的创造性利用，而人恰恰是知识的最主要的载体。其次，管理者要做到尊重人。“对每个人都要保持不变的尊重”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人本管理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准则。因为尊重是行为规范中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的基石，也是进行管理所要恪守的准则。最后，管理者要学会激发人。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人的解放。企业内部蕴含着极大的能量，如何激发，如何挖掘，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其潜藏的能量，让员工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身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上来，这是管理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二）管理者应有针对性地采取管理措施。管理者需要顺应人性从四个方面入手进行管理：1、尊重人的本性加以引导；2、进行行为塑造，利用习惯进行管理；3、营造企业文化，利用文化规范行为；4、注重人的创造力，利用创新推动发展。总之是要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充分的认识员工优秀或有待改进的一面，了解各层次员工的真实心理需求，此可谓认识与“人”有关的一切规律；之后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哲学，通过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最大化的实现员工价值，最终来保证实现企业的价值，此可谓利用规律。（三）管理者应当把适应和提高结合起来。要建立竞争机制，实施科学的激励。通过引入竞争，实现系统的人才激励，建设出一种使企业中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人才激励要做到先激后励，激励互动。“激”则是引入竞争，激发动力，“励”则是对于员工的能力和贡献给予肯定和奖励。要通过强化培训，建立企业的学习激励机制。建立一个立体的，切实与企业发展相结合的培训机制，通过培训来提高员工自身素质，从而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来帮助员工实现自己的价值，以此起到激励的作用。要通过搭建沟通渠道，引入顺畅的交流激励机制，使员工感觉到被认可，被尊重，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四）管理做到“因人而异”、“适时而变”。企业应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所谓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自动人等人性假设理论并非错误，而是其适用的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为此不同管理方法的运用可按以下内容实行：一是对企业内部不同的工作类型的员工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法，如对于车间一线生产员工、技术开发人员、业务营销人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对于一线生产员工可采用偏重于经济人假设管理方法，这类员工对于物质的欲望比其他员工高一些，主要由于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而对技术开发人员或业务人员可采用偏重于社会人假设管理方法。二是对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如企业刚发展时可能由于员工素质较低，企业偏重于制度约束，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员工的素质不断提高，企业可逐渐从硬管理走向“软管理”。总之，企业管理只有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做到以正确的目标引导人，以科学的流程管理人，以完善的机制激励人，以战略的眼光培养人，以优秀的文化武装人，最终建立起一个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管理机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增强企业凝聚力，才能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有限发展；科学发展观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有限的规定，这种有限的规定既不是对人类发展意义与价值的贬低，也不意味着以消极和终结的态度来看待和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科学发展观是对强调无限发展及盲目发展行为的理智警醒，是解决科学发展道路上困惑与难题的现实路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党的十七大报告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与精神要义予以了丰富和拓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的，它是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着有限的规定 从伽利略以来社会发展的哲理依据和核心观念本质是一种无限发展观：世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进化的系统。自然界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人类凭借科学技术这一有效的手段可以实现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无限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及其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既是这种无限发展观的胜利，同时这种胜利又不断地证实和完备了这种无限发展观，最终酿成当代社会各种带有全球性的人类危机。这种发展观存在的前提是“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哲学信条，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不是“为了什么发展”和“应该怎样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命题。这可溯源于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完满性的承诺这一历史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沿袭了西方的发展道路。然而，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全球性危机甚至人类对自身的生存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这种发展的“天然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一种有约束、有规范的发展即科学发展便被提上了中国发展的议事日程。 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要义是与可持续发展一致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自然不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既不能创造、更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运用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取自身的持续发展。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限论。尽管该论点引起了人们的惊慌及种种争议，但它毕竟针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病态的“增长无限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因而，这种“有限增长论”比那种盲目的乐观对人类更有价值。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把一些条件的限制作为发展的内在参数来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在现实中，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际能力总是有限的。理性主义的“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乐观态度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因此，与那种仅仅在可能性上寄希望于人类技术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相比，还是立足于人类能力在现实性上的有限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可靠一些。这种有限意识的确立，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 第一论文网 就其实质而言，可持续发展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它以现代生态学革命为契机，倡导“没有破坏的发展”。它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应干扰和削弱自然界多样性存在的发展能力，人类的发展必须考虑自然成本。人类在与自然界的各种变换关系中，必须把自己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网络中，在自身的发展中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界的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它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复杂系统的整体推进、不断优化的过程；强调人类在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时候，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与自己的机会平等。因此，可持续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在于人的未来。这种世代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要求当代人自觉担当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开发利用数额的伦理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发展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贬低人类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意味着以消极和终结的态度来看待、阐述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它只是从本来意义上的人的在世状态出发，现实地说明了人的发展的真实境况，提醒人们注意人的发展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以免在人类无限发展的梦想中迷失自己而毁灭自身。这就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人更自觉地面对大自然的无限和人的有限这宿命式的必然，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自由的境界。人能做的，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做的。因此，人的行为不仅要有法律的约束，而且要有伦理的规范。由于人的实践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毁灭整个人类自身的程度，所以对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及其发展进行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之所以造成了当今世界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发展模式只追求物质利益的无限欲望和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而很少做出自我反省、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它只关心“如何”更快地发展，而不关心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即“应当”怎样发展。 二、科学发展的困惑与难题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的20年间，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自然引起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反思。何中华先生指出，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市场逻辑所内蕴的“零和博弈”关系即“增加这个人的份额(或者称之为生活水平)往往牵连到减少另一个人的份额”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与“损人”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利己”恰恰是由于“损人”，反之亦然。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市场化进程中的日益尖锐，正是这种状况的表现。同时，市场经济的博弈性对责任主体的遮蔽和责任本身的消解，也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一情形的存在，实际上也就鼓励了人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而不必为此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付出必要的代价。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要求我们去预测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以避免它们的出现，而不是造成破坏后才去补救。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发展机会的排他性，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可持续发展遇到了棘手的道德困境。一方面，自然资源和发展机会的有限性与发展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使得一部分人对稀缺资源和有限机会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占有机会的被剥夺。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放弃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操作上也面临着重重障碍。因为在资源有限和稀缺的前提下，前代人和后代人的“所得”与“所失”相抵为零且互为因果。如果考虑后代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让渡”部分当代人的利益；而若考虑当代人的利益，我们又不能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机会。这就把我们抛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 [来源:第一论文网 www.1lun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