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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同意不过了。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在登临讲坛之前，于丹、康震、郦波、蒙曼等人似乎过于自信，在《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风光与尴尬，其背后所凸显的其实是他们知识结构的缺陷，知识储备的不足。而在这背后潜伏更深的原因，则是我们的文学与教育普遍存在的浮躁，尤其是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浮躁。

黯然下来的“学术明星”于丹，基本作别荧屏，回归高校课堂本位，此后蒙曼、康震、郦波等“学术明星”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闪亮登场。但很快网上就开始议论纷纷。先是吐槽康震等评委诗词水平较差，之后又认为郦波的自创“集句”不入流。有人为康震等辩解，说人家是教授又不是诗人，大会是背诗又不是作诗，何必苛求评委的诗词水平。殊不知历代著名诗论家皆擅诗。不擅诗而研究诗，高谈阔论，终难免隔靴搔痒之讥。

《中国诗词大会》对诗词的普及会起到毋庸置疑的正面引导效果。但令网友不满意的是，节目组邀请的评委康震、郦波等人，却是完全不会写诗词的外行。在节目里，郦波玩的“集句”，康震作的“诗”，均招致内行人的指摘。实话说，现在古典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研究者对于创作是外行，主要是研究诗词文化、很多更是研究“对文化的研究”。郦波和康震都在节目现场作了一首“诗”，郦波集苏轼诗词：

康震的自作诗：

两者都是完全未入流的作品，与其文学教授的身份极不相称。自有格律以来，古往今来的绝句，第一句不是仄声字结尾，都是要押韵的。作为诗词大会的评委，这样的常识没有，令人遗憾,此为其一。其二，二十八个字，除了必须重复的，比如“细细香”，还出现了两个“是”，两个“吾”，两个“此”，哪个诗人词人这么干过？除非是特别有意为之。诗词是一门讲究凝炼的艺术。其三，平仄出了问题。“长恨此身非吾有”的平仄不对。原文是“长恨此身非我有”。吾字是平声，我字是仄声。苏轼的平仄没错，郦波搞错了。其四，“欢”字没押韵。押韵的两个字，一个字是“香”，一个字是“乡”，两个读音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极其死板。其五，这首诗所集的四句，没有关联性。尤其是第二句，在整首诗里完全不知所云。

其实不止康震、郦波、蒙曼等学者，很多教授著作等身，研究对象从李白杜甫到李商隐李清照，再到杨慎和纳兰性德，但写不来一首符合格律的诗词来。尤其是在央视舞台上，面对众多的诗词爱好者与观众，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康震、郦波，多次出错，误导观众。

现在许多高校的教师，知识结构、知识储备是不理想、不到位、不扎实的。做美术学院院长的，只“懂”美术理论，不会绘画，不如现今一个三流画家；当文学博导的，写不来诗歌、小说甚至散文，不如民国时代一名国文中学教师。这些所谓权威、大咖，早在念大学、硕博时，就懂得将发表论文和学位、职称挂钩，于是“旁征博引”“转益多师”，唯独看不见他们的真知灼见，摸不着他们的真心诚意。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所谓学术论文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从而催生出大量“学术垃圾”。看看如今那些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时引文、注释、参阅的资料篇幅比正文还要长，感觉如此才有“学术含量”，才是“无一字无来路”。评论家孟繁华说：

孟繁华所说的学院派，很大部分是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与理论评论的教师。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他们谈起他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可以说得唾沫横飞、头头是道，可是你让他们写一篇文学作品，哪怕是几行小诗、一个微型小说，他们立马黔驴技穷、噤若寒蝉！看看曾为教师的鲁迅、胡适、叶圣陶、沈从文那一拨文化人，哪怕是名不起眼的中小学教师，都能挥毫泼墨，写作各种作品。这决不是厚古薄今，实在情形就是如此。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一直主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诵，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不少教授学者将学术当成了一种牟利的资本，而非传道受业解惑的根本。“学者明星化”与“明星学者化”如果失去道德约束，必然是事与愿违。

追溯中国近现代治文学的教授、学者大都学贯中西，既精通理论，也擅长创作，比如鲁迅、胡适、钱钟书等人，不仅有博大精深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有辉煌骄人的文学创作业绩。相较之下，当代的大学教授学者们，往往急功近利，甚至只为拿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

同时，不少大学里的学者、教授，知识面偏狭，专业分工过细，大抵成了“独臂将军”，这些人往往讲起课来纵横捭阖、引经据典、神采飞扬，但你叫他（她）写一首诗、填一阙词，写一篇小说或者一篇散文，立马束手束脚，找地缝钻之前仍不忘理直气壮地为自家进行“无罪辩护”：“我是搞理论研究的，何必要写作品？”

其实，并非要现在的学者教授都成为鲁迅、胡适、钱钟书那样的文化人，但是作为教古诗词的博导、教授，并被央视邀请来做古典诗词评委的文学翘楚而言，总得会做一首不说多么优秀、但还说得过去的诗词吧？总不能只会纸上谈兵而怯于“现身说法”吧？如此这般，这些“学术明星”又如何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说到“朋克”，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赛博朋克，很久以前大火的电影《黑客帝国》就带着浓厚的赛博朋克元素，去年发售的《赛博朋克2077》尽管口碑不佳，但游戏中所展现出的公司斗争，人性的思考等还是让很多游戏玩家对于赛博朋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虽然赛博朋克最广为人知，不过近几年来兴起的各种朋克风格游戏可谓是多如牛毛，从以蒸汽朋克为代表的《生化奇兵》和《耻辱》。到真空管朋克的《辐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游戏和朋克之间的渊源。朋克（Punk）这一单词最早出现在70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的传统音乐行业正遭受着美国式摇滚的冲击，而摇滚乐正直风格分化时期，部分人认为越来越商业化的摇滚乐已经偏离了其狂放，反传统的精神；于是作为摇滚乐的分支，朋克音乐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不久之后，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所写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所描绘的世界观中，仿生人对其制造者人类的反叛以及科技的过度发展带来的动物灭绝等元素正好和当时背景下人们对未来科技的展望背道而驰，这种反传统的理念恰好与朋克不谋而合。后来，威廉吉布森所写的《神经漫游者》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概念，于是就诞生了“赛博朋克”一词，再之后朋克又分化出了蒸汽朋克，原子朋克等类别，至此，朋克不再局限于某种音乐类型，转而变成了一种被大众熟知的文化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子游戏在青少年中开始兴起，朋克文化的受众也大多偏向年轻群体；在有着相同的受众的前提下，两者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各种赛博朋克风的游戏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如《暗影狂奔》，《电神魔傀》等。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不过给玩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直到1994年《网络奇兵》的出现。由于当时的技术还不算成熟，很多的游戏中人物和环境的互动是及其僵硬的，其里程碑式的游戏性创新就已经足以让它在游戏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剧情方面也十分优秀，在游戏中，主角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人工智能接管了一切的社会，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一个在飞船中被冷冻起来的黑客，由于飞船上的人工智能故障被唤醒从而展开冒险。虽然游戏的格局并不算大，但游戏中大量的文本和富有故事性的场景补全了一些世界观，这在那个游戏还较为简陋的年代相当难得。而这些优点也使得《网络奇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网络奇兵》这款赛博朋克风的游戏已经打开了游戏市场的大门，朋克家族的其他“小弟”自然也开始逐渐出现在了游戏中，先是B社的辐射系列，然后是机械迷城，各种五花八门的朋克都开始出现在了游戏中。尽管这些各种各样的朋克几乎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其世界观往往是来自于对于现实历史的假想，赛博朋克是资本无序扩张，信息科技异常发达的假想，蒸汽朋克是世界停留在了使用蒸汽机来作为能源驱动的假想，真空管朋克则是对人类没有发明出二极管的假想等等。但其艺术表现却是风格迥异，前面曾提到过，朋克音乐最初诞生是因为想要反抗传统，但“传统”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许多原本的小众文化在经过时代变迁后也会汇入主流变成大众认可的事物，而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感，才让朋克能够和其他的各种风格产生其妙的化学反应。如果说朋克文化和游戏是因为受众的重合才相遇，那么朋克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可以说就是两者之间频繁擦出火花的原因了。不过随着朋克文化越来越普及，或许有一天“反传统”也会变成传统的一部分，那时会不会又有一种“反朋克”的“朋克”诞生呢？

相比之下， 蒙曼比于丹水平要高得多。于丹的专业是现代传媒 ， 而蒙曼是文史学科的科班出身。于丹没有扎实的文科根底，但在语言的‘’游走‘’上下过一番功夫。细听她的讲解，大部分是废话和赘话，对于没有文化基础的人，可能会觉得于丹讲得字正腔圆、阴阳顿挫，那架势、那风范，能把一般讲师，盖过几条街。但不了多少有点文学根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正儿八经、华丽的胡说八道！

反观蒙曼老师的讲课 ，清新自然亲切可信，给人感觉有一种亲和力， 绝对没有卖弄、哗众取宠的意味。而且论述的幽默风趣，其旁征博引 、引经据典，不用多讲， 大家都会觉得蒙曼是一位学富五车，充满书卷气的学者。听她的课，如沐春风，让人心情愉悦。看看于丹的拿腔拿调，就能体会到蒙曼的学风可贵。

蒙曼是老师倒是真的，是做学问的人。前一段看蒙曼的职称是副教授，更加感觉她是一个有真学问，不沽名钓誉的人。为人师表不需要浓妆艳抹，不需要名饰名包，传道授业解惑即是良师。

于丹相比较而言更像个演员，胸有点墨就忘乎所以，拿耍大牌当个性，恰似被一群弱智观众惯坏了的蹩脚演员。于丹又像一个厨师，收来食材加工一下卖给大众。类似的厨师很多，智商高的做西餐，像高晓松；有真知灼见的做佛跳墙，如梁宏达。而于丹充其量会做个汉堡，绝对到不了披萨的水平。

蒙曼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诗词大会，表现不俗。赢得多数观众的喝彩！蒙曼尽管学富五车，但很谦逊低调。余以为评价一位学者，首先看他的讲话是不是有根有据，是不是见解独到，且能指导别人，能代领人走出某团迷雾，其它的都是表象。

对于艺术，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面对一件艺术作品，都有一种情结或直觉的判断，就是它有什么艺术价值；或作为一件艺术家表现的对象、艺术行为、艺术事件、艺术观念，它的艺术价值何在。即使当代艺术如此杂多，如此宽容，人们还是会用艺术的概念、眼光去问这是艺术吗、它的艺术性在哪里。对于一般人的反应是这样，就是对于艺术家、对于从事艺术史研究与批评的人来讲，也是一样，无非后者的理解更多元、更多了理论框架的铺陈。但艺术性的问题与当代艺术无法回避，甚至也是人们攻讦当代艺术的一个着力点：当代艺术太简单、没有艺术性、谁都会玩等等。 岳敏君 1996年作 无题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艺术的艺术性就发生了语义的转换，进入到艺术性为艺术目的和意图服务的境地中，而不是传统的形式艺术性或技法的艺术性，这通常也是人们直觉判断是否具有艺术性的一个出发点。这时候的艺术性的判断，是它是否贴切地满足了艺术家的追求、是否融合了他/她作为艺术家的感知能力、是否它传递了艺术家的经验反应和艺术历程的理解。当代艺术的艺术性由于其语境的特殊，已经溶入到艺术表现的多元汇合中，我们无法用一种方法或形式去指涉艺术性是一种形式关注，它恰恰是超越于形式的心理形式、观念形式、情感形式，是由于艺术历史文化的建构和积淀，艺术已经被赋予的形式含义灌注到了艺术家的作品表现中。这一点是许多艺术家追求自我、突出其艺术身份时不能忽略的。由于我们面前有了一个强大的艺术历史参照物，对艺术概观和心理契合的把握，成为艺术家能否提升出自己的艺术性表现的关键。这时的艺术性事实上已转换为文化性，也就是艺术性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关照，谈当代艺术的艺术性，不谈当代艺术的文化性和艺术家身份含义，是无法凸现他的艺术性的。 袁振西;当代水墨,2009作 《当代艺术》杂志：是国内全新理念的前沿当代艺术期刊，由年轻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戴卓群发起创办，由国内数十位著名批评家、策展人和学者担任学术顾问。《当代艺术》独立关注当代艺术的专门性、浓重的学术指向性和最具前沿的实践交流与理论探讨，同时亦为广大艺术群体、画廊业、当代艺术团体机构建立沟通共进机制，推进中国当代艺术体制的建设。我们本着以当代艺术为主，触角旁及各类前沿艺术领域，做主流当代，不搞偏锋，不板面孔，以务实的角度进行深度调查与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关注当代艺术进程中出现的一切有尊严、有价值、有深度的增长性艺术成就，并力争成为最具专业精神的当代艺术前沿媒体。《当代艺术》杂志是最新锐的先锋艺术媒体，也是国内高品质的艺术精英生活期刊，引导主流，领航前沿。杂志以关注当代艺术行业进程为主旨，以敏锐姿态反映新艺术、新观念、新潮流，以鲜明立场评论新热点、新话题、新事件。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具有很高名气的文化偶像有很多，但能够真正内敛自己的本性，做到自己的本职的文化偶像少之又少。说起文化偶像，大家应该第一个想起的是高晓松。于丹于1965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己的父亲也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也许是在自己父亲的熏陶下，于丹对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于丹在自己高考结束以后，成功的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继续探索国学的奥秘。一年又一年，时间来到了于丹30岁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她起步比别的小孩更早。于丹在30岁如此年轻的情况下，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讲师。

曾几何时，于丹借助于《百家讲坛》平台，完美地实现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变现的可能。试想过去的学术象牙塔就是冷板凳，又有多少人愿意问津。电视和网络的双重平台，把她从之前的默默无闻，直接推上了前台。

然而成也平台，败也平台。一旦被推上万人瞩目之处，身处聚光灯下，不但自己的一言一行被全部看到，还会因为镁光灯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于丹本身就因为聚光灯的效应，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最终，也彻底败在了真实面前。

作为曾风光无限的一名国学大师，于丹却慢慢的背负着众多的质疑，甚至在2012年受邀参加北大的昆曲讲座之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她竟然被一众北大学子轰下了台！这样的事情发生，无疑是给于丹的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北大学子为何会将国学大师轰下台呢？其实，这跟于丹之前的行为有关。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于丹是一位谦和有礼、满腹经纶的才女，是为读书人所敬仰的对象。然而在2009年之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伦敦事件，却在一时间将于丹推上了风口浪尖，让人们心中对她的形象完全颠覆了。

文化讲究传承，但是几千年来，传播平台的限制，使得文化以及真理，始终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文化对于大众和草根相当遥远，即便生活处处都蕴含着文化的真理，可惜诠释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有文化的人手里。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平台扩展之后，才有了一股解读文化的热潮。

所谓解读文化本身，就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广远传播的趋势。于丹最初的走红，就是从解读《论语》开始的。因为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这种隔阂和断代，导致大多人对于传统经典的认知是一片空白，而一个"解读人"的存在，正好起到了桥梁的连接作用。

在演讲的过程中，北大的学子发现，于丹其实对于《论语》的理解真的非常的浅。而整个讲座的中心并不是她这本书，讲的更多的是一些鸡汤故事，这让许多北大学子非常的不满意。

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位国学大师在打自己的脸。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愤怒，更让人感觉到的是可惜。明明都是红极一时的国学大师，为何会搞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名利让他们红了眼，让他们无法更加专注于国学本身，变得浮躁起来。这是导致许多问题的原因，但他们却浑然不知。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