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绛的小说论文发表

上一节说到，杨绛夫妇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战争结束后选择留在了北平，度过了几年闲适的生活，在养身体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翻译外国文献上。《堂吉诃德》译本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获得了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这也标志着杨绛在翻译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笔耕不辍在后来的时光里，没有了其他的顾虑，于是杨绛便又投入到了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来。香港文学研究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出版 短篇小说集《倒影集》，其中收录《璐璐，不用愁》、《“大笑话”》、《“玉人”》、《鬼》、《事业》五篇短篇小说。这五篇小说的内容全部反映了三四十年代的女性生活，故事里的情节和人物都是旧社会的，而在新时代里，旧的习俗风尚已经陈旧陌生。在以前见怪不怪的事，现在看来也会显得新奇和令人发笑，这几篇故事就像是夕照中落入溪流的几幅倒影，故名为倒影集。期间，又有代表作长篇小说《洗澡》问世，也发表了诸多论文，可谓是高产学者。其理论研究不但涉及小说理论，还有具体的作品分析。在这些文章中，她强调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但又要贴近真实，不能偏离判断。杨绛通过对众多作品的分析，理出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想象力任意飞翔的时候，判断力就加以引导，纳入合情合理的轨道。同时她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看法和技巧，即如何通达流畅。比如她对于人名和地名翻译的处理，通常来说只能音译，但是一个名字往往需要许多无意义的字来拼凑出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滞涩程度，而对文章流畅和保有原意毫无作用，所以她便大胆简化了。但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都会在最初出现的时候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杨绛的这种做法既是创新，又不失严谨。九十年代末期，杨绛还发表了一些纪实散文，如《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钱钟书集代序》等。在这段时间里，她的文字更多的在怀念过往，耄耋之年的她心里也清楚，一切都会消散，只不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死者如生从一九九四年开始，钱钟书的身体一直不好，先是因为发烧而住院，后来查出他膀胱部位有癌变，手术过程中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在成功切除癌变组织的同时，把坏肾也摘除了。住院期间，杨绛五十多天不离身侧，细心照顾，事必躬亲。医生护士和亲人朋友多次劝她回家由别人替换替换，她却一往情深的说：钟书在哪，哪就是我的家。说话时，她疲乏憔悴的脸上呈现出恬静的笑容。她的眼中好像浮现了几十年前，她生产住院时的样子。那时钱钟书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来报告自己在家又惹了什么祸事。要么是把墨水洒在了桌子上，要么把台灯碰掉了。她只是笑着回应道：我会弄。正如现在一样。钱钟书这次病愈不久，又生病住院，一住四年多最终撒手人寰。在这期间，由于药物治疗的副作用，他不能正常说话，也不能正常进食，好在头脑依然清楚。于是杨绛需要每天在家熬了鸡汁或鱼汁送到医院，和营养液合在一起。虽然每天有保姆帮忙，但对一位老人来说，仍然十分疲惫。在这期间，她不但要照顾呵护钱钟书的身体，还要替他操心《围城》的电视改编，并设计了一个详细的修改方案，又谈了许多细节，包括剧中人物说话的语调等。毕竟当时钱钟书创作《围城》时，杨绛不但忙前忙后，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充当了小说的第一个读者。每天钱钟书写完今天的稿子，便要拿来给杨绛读，把自己的构思想法，以及其中深意说给她听。这也是二人独特的甜蜜。所以对杨绛来说，这本书也是意义非凡，她也希望能以最好的面目，让《围城》出现在荧屏上。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命运对老年的杨绛不太公平。一九九六年春，杨绛的女儿钱媛腰疾加剧，一天竟无法起身，被送往医院后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而且不排除癌变可能。进一步检查后确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这一消息对杨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的丈夫钱钟书已经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女儿钱媛又身患重病，命不久矣。杨绛同时照顾两个病人分身乏术，钱媛也体谅母亲不愿让她来看望，怕母亲见了自己的样子会伤心。钱媛的病情发展的很快，一九九七年三月初，她预感自己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于是提出要见母亲杨绛。三月四日下午，钱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但杨绛坚强的挺住了，一年半之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钟书匆匆离去。而在一个月之前的十一月二十日，他刚度过了自己最后一个生日。生命之火这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成就卓越的学者，早就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最简朴的安排。杨绛严格遵守钱钟书最后的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有关部门出于好意，希望能帮助杨绛把钱钟书的丧事办的隆重体面些，杨绛却坚持道：钟书走了，他只有这一点点遗愿，希望大家能够体谅，能予以满足。钱钟书逝世后，杨绛一如既往，闭门谢客潜心读书，但她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也不是不通人情，而是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杨绛夫妇自始至终都是沉迷读书的。对此杨绛说道：读书就好比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找高明与其对峙。可能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着对书纯粹的热爱，才能在文学道路上走得这么高，这么远。在钱钟书患病卧床这段时间，杨绛的主要工作内容都集中在帮他整理文稿，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版《钱钟书散文》，又于新世纪伊始由三联书店隆重推出收录钱钟书全部著述的《钱钟书集》，杨绛为此亲自作序。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决定把他们夫妇的全部稿酬版税，包括刚出版的《钱钟书集》等的稿酬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以此奖励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的学生。之后花了四年时间，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独伴青灯，把他们这个家庭六十多年的风雨点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在书中，她把最痛心的日子，写成了一个万里长梦，也许只有靠结实的情感，和饱经岁月的人才能用这样单纯的笔墨，把握家里最坚定的日常生活。二零零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汇集杨绛先生迄今主要创作和翻译作品的《杨绛文集》，其中在包含原有发表作品的基础上，还收录《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怀念陈衡哲》等新文章，以及大量她亲自为文集选定的珍贵文献和人物图片。其卷尾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是杨绛先生根据回忆和记录亲自撰写和编订的，相当于一部微型的杨绛传记。二零零七年夏天，年近期颐的杨绛推出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本书凝聚了她丰富人生历练的经验，这本书的题目也恰好描述了老人此时的境况，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边缘处回首往事。另一方面也回应了钱钟书当年的《写在人生边上》。杨绛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个才女，也被人评论说，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感动中国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她的字里行间看到一个知识女性的操守和坚持，她的人生不过百年，却留给了我们更加长久的记忆和影响。

杨绛（1911－ ），女，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 1970年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可德》等。 杨绛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以不动声色的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家庭、事业中的境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描写知识分子和政治运动的小说，出版后很受学界的重视。 “文革”中苦难的积累是新时期杨绛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是近年来公认对“文革”描写角度独到的文集。在这部文集中，作者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干校奇景”，将动乱年代各种不合常情的甚至是令人辛酸的故事以一种“正常”的口吻平静道来，虽然记述的都是日常小事，但却从另一种角度凸现了“文革”的荒唐和极大的悲哀。比如：当第一批下放人员整队而出时，“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何其芳用自己的大漱口杯去食堂买了一份鱼，“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 然而，作者没有在这些描写上过多停留，其浓墨重彩所描绘的则是这一群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本人与其丈夫钱钟书先生对这一环境的认同，以及在认同了之后渐趋“正常”的日常生活画面：钱钟书先生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到村上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杨绛的专职是看守菜园，防止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偷窃“干校”的劳动果实。他们默默地、无怨无悔地、尽心尽力地从事着“班长”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仿佛他们所干的一切，他们现在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劳动学习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的。因此，当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最初所感受的，仿佛仍是某种正常的生活情状。然而，当意识到作家所描绘的这些生活情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极其荒唐而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上时，文本所蕴涵的那种无可言说的悲哀，或作家所流露的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所包孕的异常丰厚的、复杂的意味也就破空而来。 杨绛的散文浸透着浓郁的悲喜剧因素。具体地说，是充满了一种力图以喜剧精神压倒悲剧精神的努力。她尽量用喜剧语言冲淡残酷的岁月记忆，减弱沉重的精神压力。她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 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还包括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对话情态、闲趣琐状，充分表现了一个家庭的和乐风范，而对生活中存在的悲剧，却只是用淡淡的语调平实地叙来，丝毫看不到抱怨和泄愤的企图。杨绛不希望读者随受她的痛苦，而读者却恰恰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无需言喻的生活体验。 从整体的美学效果上来看，杨绛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多数“老年作家”一样，呈现出一种活淡、平和、睿智的风格。在艺术上，语言表达简洁、凝练、幽默，结构安排比较机智，开合自如，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昕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总是在冷静的叙述中，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

杨绛的散文风格写实、笔触平实淡雅，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

杨绛的散文创作谈或“夫子自道”。杨绛散文很少涉及自己生活范围外的事，即便写生活范围之内，也极少涉及如“海外游踪”等本来可写的内容。《艺术是克服困难》等文艺杂谈也屈指可数。钱钟书曾把《干校六记》和他并不喜欢的《浮生六记》类比。

杨绛散文也关注浮生琐事，写自己的亲历、亲感、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这些家事、小事、身边事，却迥异于当下流行的“杯水风波”，表现的是大智慧、大境界、大胸襟，还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的浩然之气。杨绛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更烤着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生命之火，到《我们仨》，又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人们常说蘸着血和泪写作弥足珍贵，杨绛以生命之火烤出来的散文极品，自然有不同寻常的审美意义。

扩展资料：

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

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杨绛散文选

百度百科-杨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