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博士论文发表时间

王国维出身于源远流长的王氏书香家族，自幼家风良好，对其父所擅长的书画、篆刻、诗古文辞等等有所耳濡目染，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热爱。王国维16岁参加海宁的州试就中了秀才，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钻研八股文之上，反而对史学、校勘以及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在一试成名以后，连续七年他再也没有获得功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国内士大夫们掀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浪潮。王国维也借此机会读到了来自西方文化和思想，从而萌发了研习西方学问的强烈愿望。几次想要出国留学，但苦于家庭贫困，只好省下钱来购买了一些外籍书籍和《盛世危言》《时务报》这一类的传播新学的报纸来读，以慰自己。 1898年，因为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的职位，看王国维只是屈就当一位教书先生，便介绍他去报社接替自己。于是，父亲王乃誉亲自送王国维坐船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中做抄写稿子、校对文案这类的工作。在这一段期间，他在上海学习了英文、日文等外语，还拜读了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他必然会成为一位“全盘西化”的人士了。但是冥冥之中一个人的出现，这才造就了他国学上的伟大成就，这个人就是罗振玉。 在《时务报》工作时，王国维经常会去隔壁的东文学社学习，受到了社长罗振玉的特别关注。他们一见如故，罗振玉得知王国维一直向往出国，于是帮他筹措资金，终于在1900年12月王国维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回国后的王国维帮助罗振玉编写了《教育世界》杂志，凭借自己良好的外语功底，他翻译了许多外国文章发表在了这个杂志上，很快他就成为了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当时的王国维，沉迷于西方各派的学说，罗振玉见到这种情况就劝诫他：“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王国维这才恍然大悟，他因此明白了西方文化根植于西方的土壤，很有可能并不适合中国本土的情况。自此，他拾起了已经被他丢掉许久的诸子百家学说和宋明理学，将西方文化和中国理论相互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04年，王国维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1908年，他写下了《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 1923年，王国维担任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国文老师。1925年，受到胡适的邀请，王国维前往清华任教。当时，清华研究院任教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人被称为“五星聚奎”。

1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 1877年12月3日，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户书香门第，随着一声不算响亮的啼哭声，一名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享誉中外、星耀中国文学史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据传，王国维出生时，突降大雨，站在屋外等候儿子出生的王乃誉，仰观天象，心中喜忧参半。喜则：天气骤变，预示着出生之人必不平凡；忧则：不甚嘹亮的哭声，说明婴孩身体羸弱。 王国维字静安，出生之地盐官，是钱塘江著名的观潮胜地，而海宁市自古名人辈出，最著名的要数著有《搜神记》的魔幻小说鼻祖，东晋文学家干宝。 如果你对干宝不熟，这里再举一个晚王国维二十年出生的文学大咖——徐志摩，他也是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出生寒门，三岁丧母，父亲王乃誉是位承传书香的儒雅君子，做过县衙里的师爷，对书画、金石颇有研究。 王乃誉对长子王国维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六岁送他进私塾，不惑之年辞职在家，亲自教儿子题诗对作。有趣的是，放在今天，王乃誉绝对称得上育儿教主，他把儿子成长足迹通通写到了日记里。 例如，他在1891年的日记中,提到督责儿子练字时的情形： “初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足遣。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鞲，一纵不可复收。少年宜自惩戒也。” 父亲的谆谆教诲，使王国维唯惜时光，苦读不辍，十六岁考中秀才，跻身海宁四才子之首。这时的王国维常与同伴谈古论史，校勘疑误，已初具学者风范。 他在词中咏道：“跌宕歌词，纵横向书，不与遣年华。” 若你认为王国维只知道啃书本，那就大错特错了。 王国维可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除了与书册为伴，文玩、金石、猜谜、摔跤，课业那叫一个丰富多彩呀！ 不过，从照片上看，大师瘦弱的身板,摔跤应该差了点。 鲁迅曾说王国维老实得像个火腿，胡适也曾直言，读王国维的诗，以为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实则人很丑。 虽然长的难看，但古训有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才华高迈之人，从来不靠脸吃饭。2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少年就名噪乡里的王国维，还只是个穷秀才，离一举登科，还差十万八千里呢。要想做官，得先考中举人。 辛弃疾在《鹧鸪天.送廓之秋试》里写到“待到明年青云去，笑看人间举子忙。”说的就是考中举人后的惬意。时值青春年少的王国维，虽只有秀才功名，却已有此轻松的心态。 因不屑时文八股，他在秋闱考试中交了白卷。 牛X吧！ 貌似老实的王国维，骨子里自有他的桀骜不驯。清王朝的衰落，科举考试的腐败，使王国维向往新学，奈何家贫无钱供他留学。迫于父亲的压力,王国维五年两应乡试，皆名落孙山。 此时的王国维，年过弱冠，奉父命，未立业，先成家。 1898年元宵节刚过，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馆》，顶替朋友担任书记员兼门房，他的老板就是大名顶顶的汪康年。 先敬罗裳后敬人的上海滩，衣着落拓的王国维，犹如土包子进城，难免不遭人欺负。本是顶替朋友入职，本该同工同酬，可发工资时，别人二十块，他只有十二块。 王国维当然不服！找账房理论，得到的答复是：“你就这么多！”言下之意，你爱干不干！气得王国维差点辞职。幸有父亲劝慰，才有之后结交罗振玉，进入东文学社学习的机会。 有时候忍一忍，就会海阔天空。 尽管被老板克扣工资，但在时务报期间，王国维眼界大开，见到了许多维新派人士，受新思潮影响，使他忧心时局，眼见风雨飘摇的清政府，面对外强割据，毫无招架之力。 他在忧愤中写道：“欲从鸿鹄翔，铩羽不能遽。”这一年，王国维21岁，身居斗室，却有魂驰关山的志向。 可惜，王国维的才气并不受汪康年的待见。这只能说汪康年没有眼光，他没想到自己手下的门房，以后会成为中国响当当的国学大师。 好在，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 一天傍晚，同事都下班嗨皮了，王国维就着半包花生米，二两白酒，在工位高声吟诵《两都赋》，声音苍凉凄美，恰好被来报馆谈业务的教育家罗振玉撞见，攀谈间，罗振玉惊叹这个其貌不扬的门房竟是个饱学之士。 罗振玉赏识王国维的才华，请求汪康年减少他的工作量，让他可以有时间到东文学社学习外语。汪康年表面答应，私下不但没减少王国维的工作量，反倒给他增加了许多译文事务。 王国维整日疲于奔命，终于累倒了。 罗振玉得知后，二话不说，帮他离开了时务报，免费让他在东文学社学习，还委任他为学社的事务老师，每月发三十元的工资，比《时务报》增加了一倍多。 这是王国维人生一次重要转折，从此他的人生和罗振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 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 慈禧扑灭戊戌变政，王国维悲伤不已，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学习英、日文上。在东文学社的两年半，他接触到了西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严译了《天演论》、《势力不灭论》等西方著作，并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 一心科学救国的王国维，选择进入东京物理学院。文科生选择理科专业，难免悲剧。四个月后，因为专业不对口，加之脚气病发作，王国维提前归国。 可见选择专业，一定要从兴趣出发。 1901年7月25日，颟顸无能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按着脖子签订了《辛丑条约》。可叹，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屈辱的百年史。民族蒙耻，国J遭难，垂帘听政的慈禧，只知享乐，无力回天。 王国维在家中休养，等待考取“官派”留学的机会，改赴西洋。罗振玉来电极力劝说，王国维放弃留洋计划，1901年9月追随罗振玉进武昌农校任职。 同年，慈禧假借光绪之名，推行辛丑变法，兴学热席卷全国。王国维感叹道：“今天子下兴学之诏，时与势殆将至矣。” 不得不说，王国维极具历史眼光，四年后科举被废，再过六年，亘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随后社会变革，民国开启，这是后话。 在这股强劲的兴学热中，王国维淡然处之，潜心哲学，对于张之洞奢言新政，抱慈禧大腿的行为，嗤之以鼻。 “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他在《杂感》七律中反讽张之洞急功图名，要知道张之洞可是罗振玉的大BOSS。数年后，他又痛批张之洞办学改哲学为读经。 可见王国维是个不折不扣的直男。 1903年4月，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荐，到张謇创办的通江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和国文，他自译洋教材，上课不时夹带英文，让听惯了之乎者也的贡举生们目瞪口呆。 哈哈，我们的国学大师就么fashion！ 王国维敬仰张謇的才学，但对他“废庙立学”并不认同： “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已。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 王国维借这篇《寺庙与学校》提出“生命、财产、名誉、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这在当时简直非主流啊，放今天看来，妈呀，太超前了！4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在通州师范学院的半年间，王国维对叔本华和康德的研究日益精深，写就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哲学辩惑》。1903年8月，又以四言古体写成了《叔本华像赞》和《汗德像赞》，翻译了英国伦理学家西额惟克著的《西洋伦理学史要》，广泛涉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尔文、伏尔泰、卢梭、黑格尔等名家著作。 王国维的闲暇时间几乎都在写作中度过。他在《偶成二首》中写道：“玉女灿然笑，照我读奇书。” 什么？玉女...... 千万别乱想，这里玉女指的是明月。而他读的奇书，除了外国名著，也包括《红楼梦》。 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令他名震中外的《红楼梦评论》，他以叔本华悲观哲学为立脚点，对比歌德的《浮士德》，指于《红楼梦》是超越《浮士德》的宇宙大著作。原因在于：浮士德之苦是天才之苦，而宝玉之苦则是人人所有之苦痛。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群孤雁逆风飞。”每个人的生活都在重重欲念和重压下寻求解脱。 如果曹雪芹看到这篇评论，一定会为二百年后遇到的知音感动的落泪：“还是王静安懂我啊！” 此时的王国维已辞去通州师范学院的教职，主编罗振玉在上海创刊的《教育世界》。他一个人包揽了编、撰、译，每月写七万多字。除此之外，每天坚持读书三四个小时，然后再挤时间著书立说。 牛叉之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雷打不动的自律。 通过《教育世界》的窗口，王国维抨击兴学中的腐败，痛诋“以官奖励学问”。学校应该授之以学，传之以道，而不是轮为做官的唯一“正途”，更不应该“唯学历”去评判一个人。 对于废科举之初，让成年人和年长秀才一律降受小学教育，王国维更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王国维认为，在师资严重缺乏之际，应该在普及小学的同时，兴办大学和专职学校，把年长的才秀召集起来，通过培训扩充师资力量。而不是一股脑把才秀们都撵回小学“回炉”。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回看王国维的这些观点，仍是字字珠玑。 王国维一生颠沛流离，1905年2月，随罗振玉到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7月，又随罗振玉到了北京，出任学部总务司行走，通俗点说，就是图书局的编译，虽算不上什么官，但也算入了宫门。 可惜一直期盼他做官的父亲，已早几个月先逝。 父亲过逝不久，1907年6月，王国维的妻子莫氐也相继离逝。结婚十年，两人感情笃定，育有三子。在王国维到北京赴任前，莫氐再度怀孕，这一胎是双胞胎女婴，王国维十分高兴。 然而，时隔数月再见，妻子因“产褥热”奄奄一息，诞下的两个女婴也已经夭折。王国维聘请名医，守在妻子床前半月之久，也没能留住莫氏的生命。 “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终古。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与爱妻相约来世，可谓字字断肠。 数月后，噩耗再次传来，继母亡故。接二连三的打击使王国维一度颓废。膝下三子无人照顾，王国维在岳母主持下，娶了莫氏表甥女潘氏为妻，举家迁往北京。5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早 如果说《红楼评论》是王国维学术的第一次辉煌，那么在他浩繁的著作中，《人间词话》绝对称得上是第二次辉煌。这本书大部分内容写于1907年秋冬至1908年夏秋，正是他接连痛失三位亲人的时期。在悲痛中，他埋首书帷，独上高楼。 他在《人间词话》里写道：“古今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关于这本书的成就，无需赘言，现今爱好国学的人，几乎人手一本。或许他早料到这本书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在《三十自序》中的写道：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 果然，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自信！ 与《人间词话》同时问世的还有《戏曲考原》，之后，王国维转攻戏曲，亦是硕果累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GM爆发，王国维和好友罗振玉为躲避战乱，迁居日本京都。次年，王国维仅用三个月就写成了堪称他三大著作之一的《宋元戏曲考》。 通过考据，他大胆揭示，关汉卿的《窦娥冤》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比，毫不逊色。《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把被世人冷落的中国戏曲，请进了文学的殿堂。 在京都生活的四年多，是王国维人生最为平静的时光，没有外事分扰，平均每月就写成一二本著作，什么《简牍检署考》、《明堂庙寝通考》、《流沙坠简》、《宋代金文著录表》、《古礼器略说》等等。 甭管什么学术领域，他要么不学，学就学成专家。 鲁迅曾夸赞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王国维先生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这时的王国维名满天下，生活依旧清贫。 家中九口人，主要靠他的稿费、和帮罗振玉整理书目的工资度日。有一次，妻子和他商量柴米之事，王国维仍手不释卷，妻子一气之下，差点把他的书烧了。 1916年2月，王国维归国。 清朝已亡，民国开启。这时上海滩首富是“哈同夫妇”，哈同花园是名流政要的聚会之所。夫妻俩附庸风雅，欺世盗名，在园内开办仓圣大学，哈夫人的男妾更是以“仓颉造字”为由，信口胡诌“仓学”。 为了能请到王国维主编杂志，他们提出把花园内的两幢豪宅留给王国维及其家人居住。王国维一身傲骨，当然不受。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写道：“盖我辈如能委蛇取容，则辛亥以前早可得意。” 以他的学识，若贪图名利，早赚得盆满钵满。可是王国维还是受聘了。 小伙伴们别急，王国维不是奔钱去的，而是奔着园中收藏的甲骨文拓本去的，这些对王国维来说，都是可供研究的宝贝呀！ 王国维婉拒园方提供的别墅，要求一手包办杂志内容，什么鬼话“仓学”坚决不刊发。 就这样，他巧借哈同花园的资源，编撰了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巜续考》，解开了甲骨文三千多年的历史。并在此期间著成了令梁启超、郭沫若等名人都赞叹不已的《观堂集林》。6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1923年清明之际，王国维突然接到溥仪小朝廷的“上谕”封他为南书房行走，官至五品，相当于现在副厅级干部，具体工作就是侍奉皇上读书。 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已经和王国维结成儿女亲家的罗振玉，他的三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正是这一层关系成了两人日后决裂的导火索。 王国维被罗振玉推进了南书房，可笑的是，溥仪当面下旨让他每日侍奉其读书，可实际王国维很少见到溥仪，根本无事可做，更谈不上师生情谊。 简直浪费学者的学术生命。 1924年1月7日，溥仪心血来潮赐王国维“紫禁城骑马”，简单讲就是可以骑马进出紫禁城。这件事着实让王国维受宠若惊，不难理解，自古受此恩赐者象征拥有某种特权。 但是......这时的紫禁城皇上出门都坐小汽车了，皇后、皇妃都在学自行车，骑马又算得上什么呢？！ 1925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王国维也在随从之列，他深感受辱。加之亲家公罗振玉在小朝廷争宠夺利，使王国维无法避免的陷入政Z漩涡。 这些都使他内心极度痛苦。 1925年2月，清华大学一纸聘书给王国维带来了转机。 胡适牵线，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亲自登门，恳请国学泰斗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的数年间，日本的京都大学，南昌的东南大学、还有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都曾向王国维抛出橄榄枝，王国维均没有接受。 如今背负溥仪老师的尴尬虚名，王国维对公开授学更是顾虑重重，最后清华大学三顾茅庐，以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手持聘书、登门行三鞠躬之礼，才请得王国维出山。 王国维感动得无以复加，1925年，4月18日举家迁入清华园。之后清华又请到了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坐阵清华研究院，这就是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 正是秉承“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使清华后来者居上，很快成为了学术重镇。 清华给了王国维很优厚的待遇，不但提供住房，每月放发四百元薪水，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金领了。 这一年，王国维48岁，身居幽静的水木清华，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的六子二女，有三子已经学业有成，拥有高薪职业。奔波半生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专心治学了。 可命运偏偏不从。 安稳的生活只维持了一年，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最爱的长子因病早逝，年仅27岁。 犹如五雷轰顶，使王国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人变得呆郁郁的，精神几近崩溃。就在他最需要朋友安慰时，亲家公罗振玉不但没有给王国维安慰，反而因为一点误会，就把女儿带了回家，也就是王国维的长媳。 罗振玉心疼女儿守寡可以理解，可这样做未免太绝情。 可怜王国维一片苦心，他把长子的抚恤金三千元全数寄了过去。罗振玉不但不收，还以富人不受贫，侮辱王国维的人格。随后又寄来了绝交信。 气得王国维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 相交三十年的挚友就此决裂。 平心而论，王国维虽受过罗振玉恩惠，但两人是相辅相成，互为成全的关系。罗振玉办教育、编书刊，王国维付出了无数心力。 由此可见，再好的朋友也不要结亲家。7 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 1927年春末夏初，北伐军逼近北京，清华园内气氛凝重，梁启超听闻蒋介S在上海发动“清D”运动，作了“不能不亡命”的准备。天性忧郁的王国维，在痛失爱子的打击下，变得越发沉郁。 时J动荡成了他悲观厌世的催化剂。 1927年6月2日上午8时，王国维一如往常上班打卡，和同事交待完学生考试成绩，又商量了下学期招生事宜。上午九时，他和同事借了五块钱，雇黄包车至颐和园。信步入园，在鱼藻轩前点燃了卷烟，世间纷杂，如乱云飞度在脑海中渐行渐远。 11时，留下一地烟蒂的他，纵身一跃，坠入昆明湖。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陨落。 其实湖水并不深，王国维是以必死之心，把头扎入淤泥中，窒息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正应了杨万里的那句诗，“自古诗人多薄命”，王国维死时只有五十岁，正值壮年。假如他的生命再加十年，在学术上定会有更多伟奇的发明和造就。 王国维的死，震惊了海内外，也震惊了在天津的罗振玉。他怀着愧疚之情自编自导了王国维“殉清”的戏码。 什么“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这言仰祈圣鉴事......”他让其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伪造了一份《遗折》给王国维带上了殉清的高帽。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死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王国维真正的死因！后来坊间流传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逼债而死，纯属罗振玉的政敌郑孝胥胡诌。 1927年6月3日，按照王国维遗愿，清华研究院为其举行了简朴的丧礼。陈寅恪扶在灵前，以三跪九叩之礼疼别挚友，吴宓亦随其后，行跪拜大礼。 很多同学深受感动，纷纷跪别大师。 1929年6月，王国维逝世两周年，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在清华园内落成。转眼九十多年过去，如今漫步清华园，在第一教室楼北端后山麓，仍可见此碑。 我常想，先生千古，假若生在当代，他身上的悲剧色彩会不会少一点？ 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亦是如此，那个拖着一条长辫子，一辈子没穿过皮鞋，喜欢吃红烧肉的王国维，也只属于他的时代......2019年8月31日，家中落笔完稿。 参考书目：《独上高楼王国维传》——陈鸿祥 《王国维年谱》——陈鸿祥 《三十自序》——王国维 《人间词话》——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 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br>参考资料：

基本上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