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论文发表

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其中有《曾巩诗杂谈》、《明末清初小说理论中的道德观》、《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王猷定及其〈四照堂集〉》、《〈金瓶梅〉与本文与接受》、《明清私家书目著录的小说戏曲》、《“三言二拍”对〈夷坚志〉的继承与改造》、《三言署名诗词述考》、《明清小说家的寒儒本色与才子心态》、《作为当代精神文化现象的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在民间的影响》、《掘藏：从民俗到小说》、《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的新发展》、《〈燕行录〉与中国学研究》、《一种小说观与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西湖小说之源流与背景》、《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明代话本小说地域色彩的凸显》、《醋葫芦：自虐的戏谑与说教》、《标点本：作为明清白话小说的一种文本样式》、《志怪传统与白话神怪小说之关系――以〈西游记〉为中心》、《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文学没有“史”――中国文学史研究谈片》、《小说史的叙述架构、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小说史叙述的文本策略》及《鲁迅笔下的地狱意象》、《吴组缃小说的艺术个性》等。另外，曾在《文史知识》上开辟《小说丛谈》的专栏，刊发了十余篇有关话本小说名篇的赏析文章，如《衣冠暂解人间累――谈〈薛录事鱼服证仙〉》、《话本小说情节艺术的范本——谈〈计押番金鳗产祸〉》、《心上人――谈〈心坚金石传〉及其流变》、《从才子佳人到风尘知己——谈〈七松园弄假成真〉》、《情感与道德的张力——谈〈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戏梦人生——谈〈谭楚玉戏里传情〉》、《一队夷齐下首阳——谈〈首阳山叔齐变节〉》、《虚拟的历史公共空间――谈〈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等。

明清小说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