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表了凤凰涅盘论文

在我看来，鲁迅思想中最可宝贵的地方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流氓精神的批判，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第三个方面是对奴隶状态的批判。 第一个方面是鲁迅对中国流氓精神的批判。 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两三年内，鲁迅反复使用“流氓”这个词语作演讲和写文章。他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可言呢？无非就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 我在仔细研读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他对历代的农民起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他对这些我们今天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都是正面人物的、代表农民利益的领袖人物，却持一种非常坚决的批判态度。他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中国文化中一种很深刻的、渊源流长的流氓精神。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其实没有几个真正具备了农民的身份，所以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流氓无产者。我们看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一位叫萨孟武的学者发现，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似乎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在这些“流民”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人国民性中最负面的东西，这就是破坏的、暴力的倾向。 鲁迅在几篇文章中，用非常愤怒的笔法谈到了明代末年的起义将领张献忠。张献忠的起义并不是要解放农民阶级，这是后人赋予他的一个宏大理想，其实他起义无非就是推翻一个皇帝，然后自己来当新皇帝。当他发现李自成在北京登基以后，当他发现自己没办法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以后，他便丧心病狂地对他的占领区和他的军队经过的地方的人民进行残酷屠杀，这种屠杀的惨烈程度超过了明朝官兵对人民的屠杀，也超过了满清军队对人民的屠杀。特别是张献忠在四川丧心病狂的屠杀，我是四川人，我这几年看很多四川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记载。张心中的想法是，反正这份家当我不能拥有它，我就要把它毁了，宁可毁了也不能让别人拥有。这种流氓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是流氓们“成王败寇”的历程。 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 我在《铁磨铁》一书中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优孟中国》。大家都知道“优孟”是古代中国对演员的一种称呼，“优孟”也就是“戏子”，这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鲁迅在他的几篇杂文中反复强调，整个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就是一个大戏场，在这个戏场中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双重角色。一方面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坐在下面看表演。表演和看表演的两种身份、两种角色，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时刻发生着转化。每一个人的优孟人生最后便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谎言帝国”，“表演”和“说谎”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 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祝福》，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大都学习过这篇小说，但是语文老师的讲解离小说的本意相差甚远。这不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而是一部解释中国人精神创伤的作品。在《祝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就是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了以后，他就到处向村民讲述这个悲惨的情况，村里的人也纷纷来听她讲故事，一些老太太没有听到，还专门从别的地方过来听她讲。这些人听祥林嫂讲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对祥林嫂的同情、怜悯，他们是跟去看一台社戏、看一台表演同样的心态，他们来寻求一种娱乐、一种刺激。当然在看戏、在听戏的过程之中，人们也会落下眼泪。当眼泪流完以后，大家就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津津有味地来讨论细节。这样，祥林嫂个体的悲惨遭遇就成为人们娱乐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贫穷的乡村里，普通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于是这样一些场景就成为他们最好的娱乐。人们从别人的悲惨故事中获得某些快感，从而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屈辱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痛苦成功地实现了缓解、麻醉和转移。这一点恰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残酷性。 戏子文化的残酷性还体现在鲁迅的另一篇小说《药》中。这篇小说中夏瑜这样一个人物，想用自己正义的、崇高的献身行动来唤醒同胞、唤醒民众。但他们的同胞却把这样一些人看成是演员、看成是戏子。所以，那些白胡子的老头，那些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有刽子手康大叔等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夏瑜将被用什么样的方式处死。他们把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事情戏剧化了。殉道者丧失了尊严感。这就使得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会再有任何真正悲惨的事情，也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严肃的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些民众的行为其实是对夏瑜这样的启蒙先驱的第二次杀戮、第二次谋杀。这种杀戮比满清政府的杀戮更加可怕。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是对中国人奴隶心态的揭露。 最近我在看抗战时期的一些史料。在侵华日本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几个日本兵押着两三千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让这两三千人按照几十个人一排地排好，由后面一排人把前面一排人用绳子捆起来，挖一个坑，把第一排人推到坑里去，再由下一排人对前面的人做同样的处理。就这样在一天的时间里，这几个日本兵没有费一粒子弹就杀害了几千个中国人。每当读到这样的段落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鲁迅思想现实意义。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他的概括是何等的准确！ 鲁迅明确提出了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有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说，这些阔人家里养的叭儿狗，当他们的主人还没有叫他们去咬一个穷人的时候，它就会主动扑上去咬，它对待穷人比主人更加冷酷无情，它知道这样做一般都能获得主人的赏识。在奴隶和奴才这两种生存方式中，奴才更值得谴责、更值得批判。鲁迅说，所谓的奴才可以用四个字来内容，也就是“奴在心者”，就是在内心深处自觉地把自己当做高等奴隶的人，他们还通过种种的努力，使“奴隶”和“主人”的二元格局更加牢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奴隶的生活状态呢？那就是“立人”。旅美作家易大旗在《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而要“立人”，就得把个人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牢笼里释放出来。在恪守民主自由原则的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普遍权利是鼎足而立、不可分割的，这是公平、正义和尊严之所系。人们在饿得直翻白眼，像虫子一般成群死去时，是没有尊严的；人们在被驱策着互相咬噬争斗时，是没有尊严的。如今能吃上一口安稳饭，而政治揭发和告密又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出，确然是时代的进步。但还不够，即使是已经获得的部分做人的权利，也还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做人的尊严绝非权力者御赐的丹书铁券，《动物农场》里造反的猪们，如果真能争取到“人人生而平等”，它们就从猪变成人了；然而它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却把动物分成三六九等，自由的“配给权”掌握在猪族手里，那么它们仍然不是人，只是一群猪而已。孙志刚和李思怡悲惨的死亡，都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实现“立人”之目标何其之远。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救赎的一生。而他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则在于“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这在他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鲁迅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没有人权的主权是虚幻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强大，每一个人都得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只有先立人，这个国家才能立起来。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想做奴隶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生活不断地交替。同时中国人不是被外国的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的奴隶者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而鲁迅先生本人则从良知和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他执意要揭穿专制的本质，鲁迅用他充满血泪的文字来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盘”。 鲁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此后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峙。鲁迅矢志不渝地拒绝各种“主义”和各类政权的招安及戕害。鲁迅是他那个时代的黑暗的最尖锐的控诉者，也是对中国的历史及未来的明察秋毫的批判者。他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假如鲁迅活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会怎样？”这是一个很长一段时期内鲁迅研究界不敢面对的问题。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的《红旗》杂志曾经发表社论说：“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在早年曾有过‘彷徨’，但是，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鲁迅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不顾托洛茨基匪帮的造谣中伤，不顾周扬们的欺攻击，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对鲁迅最粗暴、最可耻的歪曲和阉割。不过，鲁迅生前早就知道，死后会有苍蝇蚊子围绕着自己的尸体嗡嗡叫。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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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是 郭沫若的 诗歌 拜托 呃去查 郭沫若的 诗歌 《凤凰涅磐》凤凰涅磐·郭沫若序曲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著哀哀的歌声飞去，衔著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烈的冰天。天色昏黄了，香木集高了，凤已飞倦了，凰已飞倦了，他们的死期将近了。凤啄香木，一星星的火点迸飞。凰扇火星，一缕缕的香烟上腾。凤又啄，凰又扇，山上的香烟弥散，山上的火光弥满。夜色已深了，香木已燃了，凤已啄倦了，凰已扇倦了，他们的死期已近了！啊啊！哀哀的凤凰！凤起舞，低昂！凰唱歌，悲壮！凤又舞，凰又唱，一群的凡鸟自天外飞来观葬。凤歌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即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宇宙呀，宇宙，你为什麽存在？你自从那儿来？你坐在那儿在？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著你的空间他从那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甚麽存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著的空间他从那儿来？你的当中为甚麽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昂头我问天，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低头我问地，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伸头我问海，海正扬声而呜 。啊啊！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宾刀也会生锈。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著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著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著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著的地狱呀！你到底为甚麽存在？我们飞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场。我们飞向东方，东方同是一座囚牢。我们飞向南方，南方同意一座坟墓。我们飞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狱。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著海洋哀哭。凤歌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沐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到底要向那儿安宿？啊啊！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左也是漶漫，右也是漶漫，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帆已破，墙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啊啊！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好像这黑夜里的酣梦。前也是睡眠，后也是睡眠，来得如飘风，去得如轻烟。来如风，去如烟，眠在后，睡在前，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一杀那的风烟。啊啊！有甚麽意思？有甚麽意思？痴！痴！痴！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环绕著我们活动著的死尸，贯串著我们活动著的死尸，啊啊！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那儿去了？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那儿去了？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那儿去了？我们年青时候的欢爱那儿去了？去了！去了！去了！一切都已去了，一切要要去了。我们也要去了，你们也要去了，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啊啊！火光熊熊了。香气蓬蓬了。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群鸟歌岩 鹰哈哈，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你们死了麽？你们死了麽？从今后该我为空间的霸王！孔雀凤凰，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你们死了麽？你们死了麽？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鸱枭哈哈，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你们死了麽？你们死了麽？哦！是那儿来的鼠肉馨香？家鸽哈哈，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你们死了麽？你们死了麽？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鹦鹉哈哈，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你们死了麽？你们死了麽？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的徜徉！鸡鸣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凤凰和鸣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凤。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光明，我们新鲜，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热诚，我们挚爱，我们欢乐，我们和谐。一切的一，和谐。一的一切，和谐。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一切的一，常在欢唱。一的一切，常在欢唱。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欢唱在歌唱！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诗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著作论文】 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 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莹》； 回忆录《洪波曲》，评论集《雄鸡集》； 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凤凰涅槃》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历史地位。

比较优秀的一篇诗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