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昌祯老师发表的论文

您好，超星尔雅题库 搜完整版 ： 极客校园 信 ：geekxiaoyuan ， 太多只能粘贴部分,感谢您的采纳 公元几世纪以后，新兴的伊斯兰教对西欧罗马天主教社会以及东欧东正教社会形成了钳形攻势，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强大的伊斯兰教钳形攻势的压力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C焦点均衡是： 连续的小林一茶作品的中文译本目前只有一种，它的译者是：（） 周作人对功利主义的两个主要反驳分别是惩罚无辜和以美国奴隶制为例的反证。 正确专业经验优势不包括： 家境“政治统帅一切”指的是根本战略目标和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主控全盘。 正确张元刚申请YBC基金的创业计划书是有关餐饮管理的制度? 错误袁世凯首次出行朝鲜是在： 1882年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的冲突的根源是：（） D谁将东南海之神妈祖林默娘册封为“护国明著天妃”“显祐明著天妃”的是谁？ D宋朝文官政治的负效应是守内虚外、武力积弱、官僚机构 正确与普遍主义相对立的视野或者思想方式是： 特殊主义罗马城是罗马的政治经济中心。 正确唐朝在什么时候打败了东突厥，扩张了领土？ 贞观21年类比高等数学可以得到φ(z)在圆盘|z|≤r这个有界闭集? 错误经过“三大改造”，我国的主要矛盾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正确孔子认为仁者的最高标准是济众，最低标准是什么？ B大跃进造成了中苏的分歧。 错误价值观念的总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名称是区别民族标志之一 正确巫昌祯老师以全优成绩从人民大学毕业 正确

超星大学生安全教育作业考试答案请参考：部分内容：1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黄灯亮时，（ ）。 A、尽快通过路口B、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立即停车C、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D、加强观察通过路口正确答案： C 2行人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 ）通过。 A、加强观察后B、快速C、确认安全后D、就近正确答案： C 3机动车通过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时，（ ）。 A、按所需行进方向行进B、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C、按驾驶员需要行驶D、按驾驶员要求进入导向车道正确答案： B 4非机动车是指 ( ) A、自行车B、残疾人机动轮椅车C、电动自行车D、轻便摩托车正确答案： ABC BC5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 ） A、悬挂机动车号牌B、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C、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D、购车手续正确答案： ABC BC6交通信号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的总称。 正确答案：√ 7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正确答案：√ 8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者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快通过。 正确答案：× 8.5 千里之行慎于足下.道路交通安全之行人篇·上已完成1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发生的特点有瞬时性、重复性、连续性以及（ ）。 A、不可预测性B、可预测性C、广泛性D、充分性正确答案： C 2轻便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行为可以认定为（ ）。 A、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B、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C、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D、不是违法行为正确答案： B 3行人乱穿马路表述错误的选项为（ ）。 A、不走人行横道线B、不走人行过街天桥C、使用地下通道D、跨越隔离栏正确答案： C 4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 ）。 A、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B、立即将车辆移动到路边C、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D、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正确答案： ACD CD5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等设施损毁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机动车可以移动的，应当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事故有关情况通知有关部门。 A、道路B、供电C、通讯D、车辆正确答案： ABC BC6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左转时，应当取最小半径通过路口。 正确答案：× 7交通标志的主要标志可分为警告标志、禁止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道路施工标志等六类。 正确答案：√ 8.6 人生美好且行且珍重.道路交通安全之行人篇·下已完成4以下哪种标志属于交通标志？（ ） A、禁令标志B、指路标志C、旅游区标志D、道路施工安全标志正确答案： ABCD BCD5机动车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使用远光灯示意。 正确答案：× 6对于乘客乘坐两轮摩托车时未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执勤民警依法应当对摩托车驾驶人进行处罚。 正确答案：√ 7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减速让行。 正确答案：× 8.7 不求“飞“的太低.道路交通安全之非机动车篇已完成1下列哪种情形当事人无须保护现场，可以在定位后 先行撤离？ A、造成人员死亡、受伤的；B、发生财产损失事故，当事人对事实或者成因有争议的，以及虽然对事实或者成因无争议，但协商损害赔偿未达成协议的 C、机动车无号牌、无检验合格标志、无保险标志的；D、车能动、人能开，事故仅造成财产损失无人员伤亡，当事人对事故及成因无异议 正确答案： D 2机动车驾驶人在下列哪种情形下不得驾驶机动车？ （ ）A、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B、机动车驾驶证超过有效期C、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D、记分达到12分的正确答案： ABCD BCD3下列哪些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 （ ） A、饮酒、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B、机动车具有被盗抢嫌疑的C、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D、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正确答案： ACD CD4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一律实行右侧通行的原则。 正确答案：× 5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人。 正确答案：√ 8.8 祸起瞬间防患未然.机动车之驾驶陋习已完成1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 ）罚款。 A、10元以上50元以下B、5元以上50元以下C、20元以上100元以下D、5元以上20元以下正确答案： B 2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 ） 。 A、悬挂机动车号牌B、放置检验合格标志C、放置保险标志D、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正确答案： ABCD BCD3有交通标志标明行驶速度的，按照标明的行驶速度行驶。慢速车道内的机动车超越前车时，不能借用快速车道行驶。 正确答案：× 4为防止撤离现场后对事故事实部分产生歧义，当事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用摄、录像或者其他方法固定车辆位置、车辆号牌及事故损失证据。 正确答案：√ 5在校大学生所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可以不用通过交通管理部门上牌登记。 正确答案：× 完整大学生安全教育考试答案请参考超星慕课大学生安全教育答案大全：

2004年，中国民政部门共办理了161.3万件离婚登记手续，平均每天有4000多对夫妻宣告婚姻破裂。这个数字比2003年增加了28.2万对，比1984年增加了115.9万对。 在刚过去的这两年中，中国的离婚率正以相当高的速度迅猛增长。 2004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比前一年增长21.2%，2003年全国办理离婚登记133.1万对，比2002年增加15.4万对。 而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为80万对，到1999年这一数字就上涨到120.1万对，增幅达50%。 中国真的进入离婚的高峰期了？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婚姻半途而废？ 上扬的离婚曲线 离婚率上升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现象。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张敏杰教授是婚姻问题方面的专家，曾著有《中国的离婚态势》一书，他认为，我们的确正处于离婚高峰期中，这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三次离婚高峰，从上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现在。2003、2004年的显著增长只是这根离婚率上扬曲线的最新组成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虽然近两年离婚率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公众仍然不必对此感到惊讶甚至恐慌。 长期从事婚姻问题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就几个离婚人数下降的年份分析了原因。她说，2002年离婚人数下降了7.3万对，这个下降幅度是1978年以来从所未有的。原因可能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关。由于90年代后几年的结婚人数比90年代初显著减少，而离婚群体又以青年为主，所以，离婚率略有下降是很自然的。 所以，在2002年下降的基础上，2003年离婚人数增加也在情理之中。对于2004年高达28.2万对的绝对增长幅度，徐安琪研究员认为，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离婚登记程序，无须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夫妻当天就可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而且，与到法院进行离婚诉讼相比，在民政局办理离婚只需支付10元工本费，既节约了经济成本，也更有利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因此，去年中国离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法规的出台。另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很有可能使一些夫妻推迟了离婚时间，而累积到了2004年。 被考验的婚姻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给婚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各种因素促成了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 徐安琪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家庭凝聚力下降、社会聚合力弱化是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社会流动(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增加，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不少人背负着越来越重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工作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再加上频繁的出差和额外的“充电”学习，这些都使得夫妻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同时，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娱乐场所的开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机会递增。那些因为工作、交际等需要朝夕相处、默契配合，由关系密切到感情发生微妙变化的婚外情也更多发生。 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异地婚姻的数量增加。在异地婚姻中，家庭、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成为幸福婚姻的障碍。徐安琪介绍说，现有的统计表明，在上海的离婚人群中，异地婚姻占四分之一。而实际的数字很可能更多，因为这个统计并没有包括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上海本地户口的新上海人。 现代的家庭组成方式也在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不与父母共同居住，“三代同堂”越来越少见。在传统的与父母同住的家庭里，夫妻发生矛盾时往往有父母从旁相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子女是家庭的凝聚力，生育率高、家庭人口多的地区往往会有较低的离婚率。因此，对于上海这样连续十多年出现生育率负增长的大城市来说，离婚率攀高就很容易理解了。 能不能不离？ 社会转型期的婚姻遇到了诸多挑战，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徐安琪认为，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调适力量的缺乏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以往在婚姻发生问题时，从中进行调解的往往是单位、工会、居委会这些非专业机构，他们往往将婚姻问题当作“思想道德问题”来解决，其效果可想而知。而真正的专业婚姻咨询机构在我国相当缺乏。 在国外，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心理咨询师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学习几十门专业课程，完成几千小时的实习，在我国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咨询师极少。更何况，很多专业的婚姻咨询场所被划分入医院的精神科，难免使寻求咨询的夫妻产生心理抵触。另外，现有的婚姻咨询所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还要收取不菲的费用，难以成为人们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工制度极不发达，仅处于试点阶段而尚未制度化，且其工作内容多涉及犯罪控制领域，婚姻问题尚未成为关注对象。因此，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调适力量，与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相适应，才能挽救许多本不该破裂的婚姻。 从婚姻内部来看，建立起新的婚姻观念，才能构筑起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需要学会相处的艺术，需要宽容和忍耐。 在社会转型期，夫妻双方还需要共同学会解决各式各样新问题的技巧。一些传统的婚姻观念与现代生活已难相适应。很多实际例子显示，中国的夫妻往往要等到矛盾不可调和时，才会去寻求婚姻咨询等专业帮助，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夫妻一方前去咨询，这样的效果极其有限。

努力做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很多可能性，而专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扰于心、不乱于形，遵从内心。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刘心稳教授用三十二年的从教生涯，向他放在心尖珍视的教学工作，献上了不可替代的专注。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校报记者采访了他，于是有了这个访记。他说：“不贪心，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努力作一个爱岗敬业的老师。”倾心于民法教学的他，对法大民法研究所这个团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二十几位同仁一起，让“爱岗、敬业、爱学生”的思想得以传承。——题记走进刘心稳老师的民法课堂，就会被融洽且活泼的气氛感染，他丰富详实的讲解、鞭辟入里的分析、间或穿插的幽默、时不时引发的同学们的欢笑，总是在呼唤着同学们学习民法的兴趣、激发着同学们认识和维护私权的民法思维，锤炼着同学们的法律关系方法论。任教治学，讲究厚积薄发，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得刘心稳能够准确把握同学们的听课状态，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帮助同学们提升学习效率。从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这方三尺讲台见证了他走过的每一步。与学生互动、与民法研究所团队交流学术、进行教学科研，这些都让他乐在其中。他不欣羡名利场上的淘金者和逐权成功者，只求“身心自由”。他选择专心做一个大学教师，即使桃李不言，也终有花香满蹊径。想要做一个很努力的人青年时期的刘心稳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求学历程。因为遭遇文革，1968年，他被迫在初中阶段终止了学业，直到1979年才考进法大。十多年间，他当过农民、农村基层干部、铁路工人、乡镇企业业务员、初中民办教师。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换，不变的是，他从未中断学习。文学、语言、历史、经济、地理、哲学，他求知若渴地认真阅读每一本能够拿到手的书籍。哪怕是在农村辛苦劳作的日子里，他也用白纸自制成巴掌大的小本子，坚持记一些学习笔记、思想心得，并学习用诗词寄寓自己的情怀。别人都是把词典当成工具书，需要用时才翻看，他却把偶然借到的一本简明哲学辞典手抄了十多万字，“一元论”、“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条的内容成为他哲学上开蒙和思考的基础知识。刻苦的学习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法大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当代学子或许很难想象，一位1968年老初一毕业、1979年已经二十多岁，在贫穷困顿的生存环境中啃窝头就咸菜，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日三餐靠白薯度日的青年人，自学几何、三角函数、地理、政治等，连续三年的参加高考，终圆大学梦。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必言明。进入法大后，刘心稳酣畅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他从不觉得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枯燥的，各种娱乐活动对他丝毫不构成诱惑，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兴趣不在。对他而言，专心读书治学，就是最大的乐趣。刘心稳为人热心真诚，大学期间八个学期，他七个多学期都坚持为七九级全年级同学义务领取和分发报纸和信件。七个多学期的每个上午和下午，他日复一日地每天两次奔走于教学楼一楼收发室和四楼十二个班的教室之间，将本应由各班同学分别轮流完成的工作一肩挑起，让同学们能够更及时的收到报纸和信件。若从当今的视角来看，刘心稳不仅热心，还是个真正的“学霸”，大学期间三十几门课，他有一大半的成绩是优秀。四年中，他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1983年毕业季，他和全班同学共同努力，所在的七九级一班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班集体”，集体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尽管如此，他对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有许多事“应当做好而没做好是一种遗憾”。刘心稳评价自己“也就算中等智商和学力吧”。就他的经历客观地看，他有一种坚守的韧劲，有一种认准了道路就努力的劲头，“让自己做一个很努力的人”他自己这样说。大学读书期间他喜欢民法，课堂之外的阅读，最初是国内最早的民法教材“苏维埃民法”、文革前的民法论文，此外，十分幸运的是，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等组织七九级少量喜欢民法的同学成立“民法学习小组”，他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学习、讨论，受到这些老师在民法专业方面的栽培和抬举。1983年，他撰写的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毕业后留校，他在法大本科生院劳资科工作一年，1984年进入当时的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张佩霖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民法教学工作。1985年，他撰写了民法学术论文“试论个体户所有权”，以“华夫”的笔名发表在《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在教学方面，起初作为助教，是带小班案例研讨课，1985年为82级的同学大班讲授所有权理论，1987年被破格聘任为讲师。同年，法大昌平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他被任命为87级新生的年级办公室主任，在昌平校区最艰苦的岁月里从事了一年的年级管理工作，1988年，他辞去副处级待遇的年级主任工作回到了民法教研室，此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至今。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先是精读了竖排版的史尚宽的《民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总论》，后来则是王泽鉴的“天龙八部”，以及大量的民商法专业论文，以民商法学理论和法律为核心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喜欢教书，也喜欢民法专业，行政级别和职务不是我的选择，在民法教学岗位上工作才是我的第一选择”，他如是坦陈心声。民法教学是刘心稳的真心喜好、兴趣所在、职业理想的重中之重，“一上讲台开讲民法我就兴奋，就开心”，“看着同学们专心听课的那种神态，我内心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他这样述说。他对这个喜好的职业，用了三十多年的平静、专一、坚守，诠释了“热爱”二字。因为热爱民法教学，刘心稳能够将教学中的心得融入到著书立言之中。他参与合著的《民法学原理》曾创造了“一本书获得四个大奖”的佳绩（两个国家级二等奖、两个市、部级一等奖），个人撰写的《票据法》先是司法部部级规划教材、荣获“部级优秀教材”，后来经过修订，又和他撰写的《债权法总论》成为国家级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这种一人独立撰写两本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现象，在我校并不多见。早在1988年，他就获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多年来多次获得院级先进教师荣誉，2011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特别奖”。他始终坚持“需要做的事情就去好好做”，不过分看重名誉。他坚信，为人师者，对自己的教职首要的是爱岗、敬业，同时，作为法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要独立思考，“思想盛开，清风自来”。工作在一个爱岗、敬业、和谐、努力上进的学术团队中刘心稳说，“民法研究所是一个爱岗、敬业、和谐、上进的学术团队”，形容词可以有许多，他最终用这样的描述来勾勒自己心中的民法研究所。他还说，“我有幸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快乐”。得一位同道中人，悦哉；得一队同道中人，幸哉。对于刘心稳而言，民法研究所这个向上的团队是他心中的珍宝。民法研究所的前身是我校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在法大2002年6月进行院系调整改革之前，江平老师、张佩霖老师、田建华老师、杨振山老师等专业能力强、师德高尚的学者带领着民法教研室的各位教师潜心钻研教学，认真合力育人。民法研究所成立之后，继承了前辈教师“爱岗、敬业、爱学生”的传统，为今日团队内的优良风气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及诸位民法教研室的前辈，刘心稳说，“一个团队的风气是上升的还是下沉的，与前人有很大关系。在向上的背景下，后来人进入团队的人就会顺着轨道自然而然随之上升。”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记忆中，杨振山老师除了爱岗、敬业、爱学生，还对法大有着极深的感情。江平老师讲课充满着个人魅力，声音洪亮、普通话清晰标准，将对国家和法治的热爱融入每一节课堂。张佩霖老师的课堂在那个时代则充满着创造性色彩，在案例教学并未形成体系的八十年代，他的每节课必定是以精心筛选的案例进行导入，鲜活生动，让学生学以致用。江平曾评价张佩霖“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田建华老师和李慧君老师的课程讲授正规而系统，逻辑推演的体系严谨、完备，板书设计清晰，能完整反映授课思路，讲课时重点突出、顾及全面，让人听后心里很舒展。而为人低调、献身中国婚姻法学几十年的巫昌祯老师，“在中国民法学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学家群体中，无愧为一个旗手！”刘心稳这样赞美巫老师。这些老一辈教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无不热情帮助。刘心稳回忆，1982年他大三时创作民法学术论文“试论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课题前沿、资料稀缺、难度很大，先后求教于张佩霖、杨振山、江平三位老师，均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江平老师主动把他手头的翻译稿借给自己参考，杨振山老师把他参加民法立法会议的信息讲给自己听，张佩霖老师则手把手地指导自己写作。有个沈姓的本科生，经常不事先联系就去张佩霖老师家里求教，张老师从不拒绝。江平老师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刘心稳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的一天中午，他到江老师家，江老师正围着围裙作午饭，一看他来了，关掉煤气就和他说话，说话之间，有个学生来家请江老师写个推荐信，江老师写完后还对那个学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刘心稳说，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自己也要努力做到：凡是学生学业上的求教和求助，都要无条件地给予帮助。多年来，他也这样做了，学生求教的、求助写出国推荐信的、参加学生活动的，只要他做得来，都给予帮助；法大BBS上时常有同学提出民法上的问题，即使提问者没有艾特他，他看到后也会也主动予以解答。在谈论民法前辈老师时，刘心稳感叹不止的是，他初上讲台时，张佩霖老师亲自听他讲课，课后耳提面命：讲课时要注意内容充实还要防止课堂沉闷；要抬头面对同学讲不要低头念稿，要时常用眼神和学生交流；板书时因为背对学生就不能同时讲话，板书要注意条理、不能随意书写；不要孤立地讲法条和法理，必须和案例结合；教学一定要有课内课外的结合，等等。这些贴心的传教，已经成为刘心稳教学生涯中的珍宝、顺利进行教学工作的法宝，而且也是他坚守的信条。“传，帮，带”三个字，在民法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活动中，有着真真切切的体现。在老一辈教师的言传身教下，民法研究所继受好经验、传承好作风，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如鄢一美老师继受了李慧君老师的授课风格，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费安玲老师师承江平老先生，以饱满、高亢的授课状态获得同学们的欢迎；李显冬老师或多或少受到了张佩霖老师案例教学的影响；朱庆育老师将杨振山老师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格加以继承，写出的学术论文可读性很高，经得起琢磨和推敲；李永军、刘家安、易军、于飞等老师的课细致、严谨、逻辑性强、信息量适当，都有大量的“粉丝”。谈及自身，刘心稳说，自己的课，缺点是进度慢一些，有时散发的太开，如果说特点，就是内容上注意了细致性和系统性，方法上注意了课堂气氛避免沉闷，适当的课外练习和课堂讲授结合。此外，学习了江平、张佩霖等老师的作法，在2010级同学中组织了11位同学成立了民法学习小组，每两个星期集中一次，进行民法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交流。这些同学中不少人已经从民法一到民法三都听他的课，民法三结课之后又有三个学期的民法学习小组的活动，对民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心得和研讨收获。民法研究所的团结向上还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密切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长期以来，民法研究所在李永军、刘家安、刘智慧等负责人的组织下，每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学术探讨活动，事先安排一两位老师做准备，集中活动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同事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在学术见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对不同见解进行深入研讨，力争做到在教学中阐明通说、包容非主流观点。通过多年的坚持，民法研究所已经超越一般教学基层单位的定位，成为团结、向上的学术团队。为达到优质的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民法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识和志向，民法研究所不乏爱岗敬业的典范。法大民法教学的任务量极其庞大，每学期要面对“两个1800人”：1800名新生的民法总论课程和1800名学生的民法二、民法三课程，还有案例研修课、民法实务课等多门名为选修、实为学生抢课的所谓选修课，超工作量带课是多年来的一种常态。难能可贵的是，所内的老师往往以团队的专业工作为优先，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完成教学工作，敬业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刘智慧老师长期担任教学副所长，需要管理大量的教学事务，同时兼任本科生学术班主任。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中，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常一人身兼两三门课程，更会在所里同事突发疾病的情况下站出来代课。陈冬青老师曾有一段时间因病短暂休假，而她在身体状况稍有起色时，便第一时间回归讲台。李韵秋老师甚至会每学期带专业主干课200节左右，极大地缓解了民法研究所承担的课时压力。除了保证法大民法学科的正常授课，民法研究所还在江平奖学金评定和学术十星论文大赛评审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天道酬勤，全所上下的耕耘之工有目共睹，在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评选中，民法研究所都会占据二到三个席位。刘心稳说，对于学生而言，我们当老师的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常怀谦和之心，民法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大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饱含期望的师者，努力不止的学人书山取径，学海泛舟，每位法科学子都应找到适合自己的民法学习方法。刘心稳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向同学们由衷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个方面，是希望大家能牢牢把握书本知识。“把教科书看明白、把课上好，掌握民法学习最基本的‘三基’：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知识，三是基本原理。”刘心稳提到的这“三基”正是民法学习者构建自己学识上层建筑的必要奠基。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好基础，他在自己每学期的课堂上都会督促大家看书，撰写心得、案例分析、论文和读书笔记。十八周的课程内容是有限的，他试图通过以这些课外训练作为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民法学习的方法。“头脑不是单纯的复印机”，打好基础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对相关课程的知识结构，他经常希望同学们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他举例说，要像《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向张三丰学习太极剑，张三丰将剑法演示完毕后，问张无忌是否已经记住，张无忌答到“都忘了”，事实上却是化有形剑法为己所用，看似“都忘了”，实为已经完全吸收。刘心稳希望同学们对民法的学习也能做到这样，不是单单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在理解运用的基础上能有自己的见解。第二个方面，是希望同学们能适当得法地进行练习。这里的练习不是指备战司考时做的大量题，而是针对所学内容体验性的运用。既可以在练习题中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与同学的讨论研习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人的一生很长，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学四年却很短，读书要有选择性。刘心稳认为，在大学学习阶段不要盲目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看重“质”的提升。针对每门课程，真正看好一本教科书、看懂一本专业著作，已经足矣。然而，有选择地读书不代表过早将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固定与局限，他不赞成当代青年人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事实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都有诸多可能，艺多不压身。“该学的要多学一点，分数不是最重要的，营养吸收了迟早帮得上忙，年轻时不要太实用主义”，他认为生命沿途或许会有无心插柳的机遇。1997年，在刘心稳从事票据法教学的第十一个年头，他收到了来自法大出版社的约稿邀请，希望他能撰写票据法教材。实际上，一向严肃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的刘心稳早已为票据法积累下大量的手写讲稿。他接受了邀稿，于当年暑假在研究生院窄小的筒子楼房间里开始了整理撰写工作。连续40多天，他不舍昼夜，笔耕不辍。小屋里每天“西晒”时会特别热，他在破风扇旁准备着一盆凉水，热得受不了时就用凉水洗脸，以保持清醒。在整理了三遍之后，他终于向出版社交上了定稿的票据法教材。这部教材，先是被评为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三等奖，数年间多次再版，后来又成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是他教学研究道路上的成就之一。这个小小的成就，也时刻提醒着他，生命不息，钻研不止。在迎来生命的第六十个年头，刘心稳回顾自己站在讲台上的三十余载，有幸福、有欣慰，也有遗憾、有期待。他热爱教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人生价值；他热爱法大，从25岁开始，他在这里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他热爱学生，坚守师者应有的原则，他说，最近几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老师在教师节等节日接受学生的礼物很不合适，因此，他近些年对自己的研究生“哪怕是教师节的一朵鲜花也不会收，因为求学阶段的同学自身没有经济来源，礼物的开销都要从生活费中出。”他还希望高校中能形成一种师生间用学术来交流心意的高尚风气，避免师生关系被“送礼”的风气裹挟。他也期待着高校能从领导层和各部门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管理机构应当消除“权力意识”和“行使权力的作风”，真正从方便师生、服务同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增强人性化管理。作为一名教师，他用粉笔书写青春，坚守岗位，不懈耕耘；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以名利为风向标，踏实治学，专心致志。他在教学工作中实践人生理想，在民法研究所里找到归属感。退休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休止符，而是另一个起点。在法大学子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和蔼风趣、师德高尚的“稳爷”。怀揣感恩之心，让我们由衷祝愿：心稳老师，退休快乐，我们爱您。（刘心稳）

专家解析中国内地离婚率上升现象 日期：2004-6-28 12:47:07 新闻来源：本站 作者： 新闻阅读次数： 如何看待离婚率上升现象，怎样认定离婚标准，是社会较为关注的话题。在最近由中国婚姻法学研究会举办的「婚姻法修改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据有关方面统计，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离婚率直线上升。一九八零年中国内地结婚七百十六万六千对，离婚为三十四万一千对，离婚率百分之零点七。至一九九五年，结婚为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对，离婚则达到一百零五万五千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十五年间，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一九九七年，中国内地离、结婚比率为十三比一百左右，而一九八零年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四点七五。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离婚案件数量来看，一九九零年是八十一万多件，一九九一年是八十六万多件，一九九四年上升到一百零三万多件，一九九七年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件，一九九八年略有下降。另外，还有多数人是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离婚呈上升趋势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的：一是广大妇女反对封建婚姻的束缚，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要求离婚，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这点来看，离婚率升高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二是少数的暴发户喜新厌旧，或喜新不厌旧，利用金钱玩弄异性，这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所以，离婚率上升不能单纯地说是好事或坏事，应该具体分析。总体来说，社会进步了，人们的自由度更大了，更愿意追求幸福的婚姻。中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是自由的，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以判决其离婚。我们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反对轻率离婚。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离婚率仅为百分之三，而现在是百分之十三左右，从纵向看，中国离婚率上升比较快，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尚属低离婚率的国家之一，所以说中国是婚姻家庭关系比较稳定的国家。 杨大文教授认为，近十多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除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外，最主要的是现代人对婚姻品质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里，离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只要婚姻还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尽力挽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婚问题会有逐步完善的解决途径。 对于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婚姻法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将现行婚姻法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修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并辅之以列举性事由，从而解决现行婚姻法离婚标准难以掌握，司法实践中判案结果宽严不一的问题。 巫昌祯教授认为，现行婚姻法认定离婚的标准是「感情确已破裂」太笼统，不好掌握。因为感情问题所反映的是人的主观世界，而婚姻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关系，法律应当调整后把「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再在法律条款中列举若干具体情形作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尺度，使离婚的法定理由更加具体化，使它具有可操作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于学军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

美学者为中国老龄化问题敲警钟 指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人口网 2004-06-09 15:49:53--------------------------------------------------------------------------------“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正把中国引入一场深刻的人口转变。”据本周的《华盛顿观察》报道，美国2004年4月19日公布的一份相关报告提到，“三十五年前，中国年轻人是老年人口的六倍，从现在起的三十五年后，折椅关系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年轻人口的两倍。” 这份名为《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人口报告，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出版。它阐述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并警示中国，如果不准备充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叶面临一场危机。 报告的两位作者之一，CSIS全球老龄化问题主任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道：“中国政府已经朝向正确地改革方向前进，但要成功实现改革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到2040年，中国将有3亿9700万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其增长速度令人惊讶！”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银发中国》报告建议，中国应将将老龄化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考虑。为了说明问题的紧迫性，报告将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工作人口会因老龄化问题下降。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作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一个顶峰，随后下降。到21世纪中叶时，中国将失去18%～35%劳动力大军。 其次，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会加快。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的35年中，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中国的人口转型正在急剧变化。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会比美国人大。 最后，老龄保障体系不完善。总体来说，四分之三的中国工人根本没有正式退休金。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进行改革，那么未来将有成百上千万的老人因贫困而缺乏退休金、医疗保险和家人的照料。 在杰克逊看来，老龄化对中国改革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中国能成功克服挑战，未来将更加繁荣，而整个世界都与中国的成功攸关。就像报告中预测的那样，如果中国成功完成转型，“整个世界都能从这一前景获益”。(李燕)中国人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