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考古论文发表地点

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1912～1939，良渚遗址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在良渚镇发现黑陶遗址，在良渚棋盘坟、荀山周围、长命桥以及钟家村等地进行三次试掘，发现良渚横圩里、金家弄、茅庵前、朱村兜等十余处遗址，出土大量黑陶与石器。1937年西湖博物馆何天行出版《杭县良渚镇之石器玉黑陶》，认为良渚出土黑陶器皿上的刻纹是中国最早的文字。1938年施昕更编著《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出版，是有关良渚文化的第一份考古报告。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志》第四辑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认为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指出杭州湾区的良渚遗址「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确定的地域差异……异于其它两区」。1955年良渚镇朱村兜村民在长坟挖水塘时发现大量黑陶，浙江省文管会闻讯会同浙江省博进行小规模抢救性发掘，获得大量黑陶等遗物。1957年浙江吴兴邱城遗址500平方米中，发现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和青铜时代吴越文化遗存四迭压层。1959年夏鼐在长江流域规画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61年浙江省将良渚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对安溪苏家村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堆积。同时还调查发现黄泥口、扁担山等遗址。1972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共550平方米，发现马家浜早晚期、崧泽早晚期、良渚早晚期和几何印纹陶遗存四大阶段七个石器的地层迭压关系和丰富遗物，是太湖流域古文化序列中一处最典型的遗址。1973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二次发掘，在良渚文化晚期文化层中发现198号墓，出土大量玉器、陶器，是科学发掘发现的第一座良渚文化玉敛葬大墓。1979年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大量玉器，是一处良渚文化显贵墓地。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持续在良渚地区进行大量考古工作。1981年吴家埠遗址发掘，发掘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崧泽与良渚文化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共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八座，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墓葬20座，出土大量陶器、石器和玉器。是良渚遗址群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且证明遗址群范围内除了良渚文化遗址，还有更早的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遗址存在。1982年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在溧阳发现透闪石软玉矿床，经鉴定确认天目山余脉宜溧山地系良渚文化玉料产地。1983年上海青浦福泉山第二次发掘，发现六座随葬成组玉器、精细陶器的良渚文化大墓，埋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山上。福泉山完整保留了距今6000～7000年历史各时期文化迭压遗存，含有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与战国时代遗存，被誉为「上海的发祥地」。1984年对良渚镇的河口埭、水口头、莫家里、唐家头四处地点进行试掘，均发现良渚文化堆积。朱村斗的西北部和荀山东部都发现新的遗址。1985年太湖流域六市博物馆举办「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联展」，并召集学术讨论会。1986年浙江省考古所对位于良渚长命乡雉山村的反山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在主墩西侧抢救性发掘66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石、陶、象牙、涂朱嵌玉、嵌玉漆器等珍贵文物一千二百余件（组）。出土占随葬品多数的玉器种类丰富，制作精良，雕琢大量神人兽面纹。是浙江首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大墓，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完整的神徽图案。反山墓地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良渚文化显贵者墓地。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浙江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发起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1987年在瑶山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祭坛遗迹，并清理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11座，出土玉器数千件。反山和瑶山的发掘被评为中国「七五」期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同年对莫角山遗址东南部进行发掘，发现大量块状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废弃堆积，以及一座打破堆积的良渚文化小墓，确认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大型建筑遗址，学界认为此处疑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1988年分别发掘浙江省海宁坟桥遗址、郜家岭遗址、荷叶地遗址，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和宁波慈湖遗址。荷叶地遗址9号墓出土石犁为良渚文化墓葬中首次发现。并首次发现圆丘形祭坛形式，此墓地的发掘提出了良渚文化中等级墓地的概念。1989年分别发掘江苏吴江龙南遗址、新沂花厅遗址，浙江余杭庙前遗址、嘉兴大坟遗址，上海松江姚家圈遗址等。姚家圈遗址对研究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具有重要意义。1990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良渚文化展」，文物出版社出版《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座谈会」在上海举行。1991年对瓶窑汇观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1,600多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四座及良渚文化的祭坛一座，墓葬出土陶、玉和石器等文物173件（组）。证明了祭坛应是多重的分级式立体结构。被评为当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馆破土动工。发掘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一批以青少年为「杀殉」牺牲及人殉现象的良渚文化墓葬。其中77号墓主，随葬玉器125件，另有大量陶器、石器，作工极为精巧。此遗址的发现对研究良渚时期的社会现象有重要意义，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993年分别发掘浙江余杭横山村、安溪梅园里遗址，浙江海宁大坟墩遗址。1994年1994年发掘瓶窑花园里遗址，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石构建筑基址。 中国国家文物局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荐为「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良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1995年1995年发掘江苏阜宁陆庄遗址、昆山赵陵山遗址。1996年中国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汇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被评为「八五」期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年以汇观山为试点对良渚开始实施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同时，对汇观山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从而对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的营建过程和规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2000——2001年对浙江余杭瓶窑文家山遗址、杜山遗址及仲家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共计约1,300平方米。在文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大中型墓葬18座；在仲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墓葬四座，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2003——2005年对浙江余杭区家山遗址进行三次发掘，共计揭露面积2,60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66座、大型灰沟二条、木构埠头及码头遗迹一处、灰坑三个、房址一处，出土玉、石、陶、木、骨等各类遗物一千多件，尤其以觚为特色的漆木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存良好。其中椭圆形筒形漆器等为首次发现。2004年对浙江余杭横圩里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1,20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26座、房址二处、大型灰沟二条，出土各类遗物四百多件，其中墓地上部已遭严重破坏。2006——2007年以浙江余杭葡萄畈的考古发掘为契机，发现良渚古城墙。试掘和大面积钻探的结果初步显示，良渚古城墙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周长6,000～7,000米。良渚古城墙的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底部宽度约40～60米。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其高度约4米。如此规模和经营考究的遗址，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十分罕见，证明此处应是良渚文化某个时期或某个区域的中心都城所在。2008年良渚古城考古发现获评2007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10月1日，良渚博物院建成开放。

浙江杭州老虎洞窑址于2001年发掘后，曾经引起全国考古界的轰动，日前有关该窑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证明老虎洞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同时又是传世哥窑的产地之一。这一研究结论，是在杭州参加“2002年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对老虎洞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对出土瓷器、窑具的研究考证后得出的。据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研究员朱伯谦介绍，老虎洞窑址自1996年9月在杭州市凤凰山西北万松岭附近发现以来，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该古窑址坐落在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山岙平地，已清理出龙窑窑炉3座、素烧炉4座、作坊1处、釉料缸2个、瓷片堆积坑24个，以及生活用的灶、住房等一大批遗迹，整个瓷窑工程非帝王官府不能为，老虎洞窑为南宋修内司官窑已确定无疑。朱伯谦说，关于修内司官窑的千古之谜，从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大量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的瓷器和窑具也可得到证实。瓷器中不仅有高质量的生活用具，还有许多造型仿青铜器的用于宫庭祭祀的大型礼器，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明显与北宋汝官窑有承继关系，其特征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这些可为揭开修内司官窑之谜提供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据考古发掘，老虎洞窑址的下层为南宋遗存，上层为元代早期和晚期遗存。元代遗存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时代的断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瓷十分相似，经测定其化学成份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因此，老虎洞窑址很可能也是传世哥窑的产地之一，这一研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进展。朱伯谦说，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是杭州市考古工作者的重大突破。像这样系统反映制瓷过程各个工序的遗迹的完整显现，在以往的陶瓷考古工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对系统研究制瓷工艺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老虎洞窑址重大发现为中国古陶瓷研究解开了两大悬案，即南宋修内司官窑千古之谜和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杭州于公元1127年被南宋定为都城。据史料记载，南宋在杭州建造了两座规模较大的官府瓷窑。其中一座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掘，并在此遗址上建造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另一座一直没有找到，成为千古之谜。

有的。全名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79年，时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其前身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 组，1962年与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合署办公。1986年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并于1994年组建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全所事业编制60人，下设办公室、财务科、保卫科、考古研究一室、考古研究二室、科技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信息资料中心8个科(室)，主要负责浙江省境内的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文物维修等业务与研究工作。多年来。本所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紧密围绕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坚定信心谋发展，凝聚力量鼓干劲，群策群力促和谐。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文物事业发展的新思路，指导、协调和服务好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浙江省文物工作拥有位居全国前列的可喜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30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围绕考古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古建筑维修三大中心业务，始终坚持“出人才、出成果”的宗旨。在全体职工勤奋工作，勇于创新的努力下，取得了成果丰硕。建所以来，有7个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2个考古发掘项目获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5个获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8项获奖，其中2项获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及文物保护规划奖，1项获建设部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5项获浙江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和浙江省建筑工程钱江杯奖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三等奖。先后出版考古报告l 9部，另出版所刊9辑，其他专著、论文集、考古图录l 6部。其中《河姆渡》报告获中国社科院第4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瑶山》报告获浙江省第1 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甲骨文校释总集》获200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浙江申报世界遗产研究》课题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对策类一等奖；《瑶山》《跨湖桥》《雷峰塔遗址》报告分别入选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这些成果的取得为我所今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