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查明论文发表

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浙大”，出现了很多有关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涉嫌论文造假的帖子，甚至有网友用了很极端的词语：“李连达院士的研究成果=剽窃+造假+一稿多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昨天，记者就此事展开了调查。 浙大校长收到两封信 “李连达院士论文造假”第一封信：李连达署名的三篇论文学术造假11月18日，全欧中医药联合会中药特别专家小组的祝国光教授在芬兰给浙江大学的杨卫校长发去了一封题为《提倡严谨治学，反对学术造假》的信。信中祝国光告诉杨卫：有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署名的三篇论文有学术造假问题。经全欧中医药联合会中药特别专家小组认真研究认为，论文作者不仅一稿多投，而且还存在严重造假。曾经刊登该研究小组论文的德国《NSA药理学杂志》、荷兰《人种药理学杂志》、英国《本草疗法研究》、波兰《药理通报》等先后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是“科学的欺诈行为”，并将这些已发表“学术论文”删除，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目前，国际上深入调查正在进行中。祝国光教授在信中表示，“浙江大学一直以严格治学著称于世，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想不到会发生这论文造假之事，并出于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名下。”第二封信：一稿多投，损害我国中医药在欧洲声誉正当浙江大学对此事展开调查之际，12月6日晚，祝国光教授又给浙大杨卫校长发去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又发现李连达院士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先以英文发表在国外期刊，然后隔数月或年余，又在国内以变换第一作者为李连达院士的名义发表，并且中文的论文没有提及任何该文已经用英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甚至在其参考文献中也未列上。“说明作者是有意避开已经发表的相同文章！”祝国光教授表示，李连达院士研究组的造假论文一案，已经严重损害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在欧洲的声誉，损坏了我们中医药产品在欧洲市场的形象，影响了我们的中医药市场。 论文造假是其所带的博士后所为浙江大学新闻发言人以书面的形式就此事对媒体公布了学校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称“论文造假事件”主要是李连达院士所带的博士后贺海波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文中说，“2008年10月16日，浙江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收到某教授的邮件，投诉他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原浙大博士后、时任浙大副教授贺海波在论文中末经他本人同意使用了他的研究组的数据，属剽窃行为。浙江大学药学院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十分重视，当即开始了调查。贺海波已向学院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向他的博士导师当面作了检讨。“贺海波于2006年6月进入浙江大学药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2008年7月被浙江大学聘为副教授。浙江大学药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查明：贺海波在浙大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其论文存在剽窃、一稿二投、擅署他人名字，擅署基金支持、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文的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11月13日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决定依据《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撤销其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如发现任何与此相关的学术不道德的行为问题，都将一查到底。”浙大方面还表示，国外的这些期刊并没有刊登，只是录用。新闻发言人表示，抵御学术腐败，维护学术道德，是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高等学校的共同责任。浙江大学一贯十分重视学术道德规范建设。学校把此事作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反面教材，加强对博士后和新进教工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的教育，采取进一步措施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调查结果有疑点不过，也有专家对该处理结果不满意。有专家认为：几篇论文中，其科研设计、思路、检测方法及项目，实验选择及搭配都有一定水平、英文水平也很好，不像出自博士后学生一人之手。而且，一个如此多项目的药学试验，并非一个人所能完成。而且，论文立项必须通过层层审批，其他作者不可能不知道，所获科研经费也不可能被某个人所用。而前三篇论文的中心课题，是李院士近几年最核心、最重要的课题，“不知情”有点说不过去。不少专家认为，从学术规范来说，只要论文的作者对用自己的署名没有异议，一旦论文出问题任何人都难逃其责，而非一人承担。 与高校教授考核体系有关事实上，有知情人士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是高校对旗下老师的考核体系造成的，老师发表论文数量直接跟收入、晋升等有关。在浙江某高校的考核体系上看见，申报正教授要求的论文基数是：文科8篇以上，理工科6篇以上，其中权威核心刊物2篇以上。其中，每一类刊物的发表都被分别记分。此外，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省、部级科研课题等也被分别记分。最后的总分将决定该教授在学校里的升迁。因此，国内高校的普遍做法是，学生在一些核心期刊上刊登论文，老师会要求学生带上自己的名字，有时候还是第一作者。“每学年论文数量这么多，教授根本无法仔细查看每篇论文，涉及一些试验数据等更无法短时间内核实真伪。”浙江某高校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说，也正因为如此，国内高校有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论文主要是学生完成的，无论指导教授名字放在什么位置，出了问题均只处理学生不处理教授。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 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 *** 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淫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

知识是财富，诚信也是一种财富，拥有知识能使你变得充实，拥有诚信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些诚信议论文素材名人事例，供参考。

1.一诺千金

季布，汉朝人，他以真诚守信著称于世。时人谚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季布的一句话，比金子还要贵重。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为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只有诚信待人者，才能被别人诚信相待。

2.李苦禅烧画

李苦禅是我国当代着名画家，他为人爽直，凡答应给人作画，从不食言。有一次，有位老朋友请他作一幅画，李苦禅因有事在身，未能及时完成。不久，当他接到老友病故的讣告后，面有愧色，即趋作画，画了幅“百莲图”，并郑重其事题上老友的名字，盖上印章，随即携至后院，将画烧毁。事后，对儿子说：“今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

3.商鞅变法

商鞅任秦孝公之相，欲为新法。秦孝公有些担心，犹豫不决。商鞅终于说服了秦孝公实行变法，发布了新的政令。为了取信于民，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招募百姓中有能把此木移到北门的，给予10金。百姓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没有敢去移动这块木头的。然后，商鞅又布告国人，能移动者给予50金。有个大胆的终于移动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了他50金，以表明诚信不欺。这一立木取信的事实，终于使百姓确信新法是可信的，从而推行了新法。

4.门德尔松的诚实

一次，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为正在英国访问的门德尔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欢迎这位著名的作曲家的到来。当门德尔松演奏完署有自己名字的《伊塔尔兹》这支曲子时，女王倍加赞赏，说：“单凭这一支曲子，就可证明你是天才。”门德尔松并没有喜形于色，而是安详地对女王说：“不，那是我妹妹的作品。”原来她妹妹芬妮亚也是个极有音乐造诣的作曲家，她写了这首曲子，几位兄弟不赞成署女人之名，一致商定用门德尔松的名字发表。尽管门德尔松誉满国内外，艺术才华出类拔萃，但他并不相夺人之美，贪他人之功为已有，表现出较高的素质和修养。

5.华盛顿砍树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位总统。他是孩子的时候，砍掉他父亲的两棵樱桃树。他父亲回来了，非常生气。他暗自思量，“如果我查明谁砍了我的树，我要狠狠揍他一顿。”他父亲到处询问。当他问儿子时，华盛顿开始哭了起来，然后说：“我砍了你的树!”，华盛顿和盘托出。父亲抱起他的儿子说：“我好聪明的孩子，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也不愿听你说谎。”

看周祖德周济们是如何沆瀣一气炮制论文300篇，分配成果，包装和冲刺院士的 作者：张洪 周祖德和他的学生抄袭剽窃的事暴露后，他的学生竟牛气地发严正声明，他本人说“完全不知情”，感到“很受伤”。他甚至不屑地说，不值得去参加“二级学会”办的会议和在其刊物上发表他们的大作，试图说明他水平高，很高尚，很清高。果真如此吗？还是看看他的所作所为的纪录吧。他们为何这样牛？周祖德是周济的合作者，还为包装周济当院士立下汗马功劳，对周济的猫腻都一清二楚，有周济这个同伙和后台还在台上，周祖德当然有恃无恐。 网上早就说教育部已介入调查周祖德谢鸣抄袭剽窃案，但至今未见下文。个中原因，教育部长周济高调讲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之时，怀里就揣着对他本人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要不是工程院对学术不端的零处理，早就自身难保。拔出萝卜带出泥，周济要处理周祖德，火就要烧到自己。所以，一直把头缩在那里，零处理。 周祖德和周济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 周济当华中校长时，周祖德是副校长。作为华中的领导层，他们共同决定和执行了包装院士、“发动向院士冲刺的攻势”的工程。官大一级压死人，作为副校长的周祖德没有杨叔子当年那样的好运气，遇到高风格的好老师好领导，让他先评上正教授有包装成院士，只能先花大力气在1999年把正校长周济包装冲刺成了院士。周济当上院士当上教育部长以后，用他手中的权力，让教育报大肆鼓吹他们发动向院士冲刺的攻势的错误经验，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一片冲刺声：江西省要冲刺出五个院士，空军要冲刺出十个院士等等，不一而足。周济还用手中的权力，给为包装自己冲刺院士立下汗马功劳的周祖德外放武汉理工大学当上正校长，可以放手利用资源包装自己，向院士冲刺，为周祖德在华中科技大学长期挂牌招研究生，为周祖德在教育部内安排委员会职务，在贵州国家重点实验室安排专家职务。可惜，十年后刚成为院士候选人，就遭遇抄袭剽窃暴露而告吹，周济却不出来保自己，怎能不伤心？ 周济和周祖德二人都信奉和实践杨叔子所宣扬的炮制论文300篇、成果获奖若干项能当院士的经验，不遗余力地合伙拼命炮制论文和成果。周济在1999年冲刺院士时，提前虚报已发表论文300余篇，当上院士以后不得不缩水为200余篇，在英文版简历里不得不承认其中只有40篇被EI收录，而这些EI中又有多篇被举报伪造假背景取发表，弄得极为狼狈。现在，周祖德为包装冲刺院士也宣称自己已发表了论文300余篇，其中也只有50篇被EI等收录。高校教师提副教授，论文都要求SCI\EI，周济周祖德作为院士、院士候选人却偏要吹300篇，何其相似乃尔！而且不难看出，在这些论文和成果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不少是重叠的。 在被吹上了天的曲面直接插补一个题目来说，就是周济周祖德合伙制造的大，请看事实： l 1993年，华中学报刊出直接插补的论文，作者依次为周云飞、周艳红、周济、周祖德。文中明确承认直接插补是外国人先提出先搞的。 l 1994年7月2日，他们不顾外国人先提出先搞的事实，硬要申请直接插补“发明”专利，申请号94106759.9，申请者名单如下：周云飞、周济、周祖德、李国其、曾祥林、周艳红、刘延巍。 l 1995年5月21日，他们申请的专利得到公开，公开号1102890。他们迫不及待宣传他们的数控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志在华夏展宏图 ——记留美博士、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周济，计算机世界报，1995，n16，记者： 孙玉山） l 1996年，自动化学报，n5刊出论文CNC系统中曲面交线加工刀具轨迹直接插补。作者依次为周艳红、周云飞、周济、周祖德。 （值得指出的是，1）这几篇文章中都承认直接插补是外国人先搞的，却要去申请发明专利；2）都承认直接插补只能用于三坐标球头刀加工；3）这里都把学生周云飞或周艳红放在第一作者；4）周祖德排名最后，按一般的习惯，把关的老师放最后，说明在课题组内部，周祖德在周济之前；5）该文在收入周济周艳红的《数控加工技术》一书的参考文献时，隐去了周祖德） l 1997年，上海机床，王水来、阮雪榆（1994院士）周济合写的文章承认“8)国外一些研究机构于80年代初期就开展了曲面插补的研究和探讨，日法瑞加美等国家还实现了样机或仿真系统。” l 1998年，高技术通讯，n11刊出论文自由曲面的CNC直接插补加工技术，作者依次为周济、周艳红、周云飞。 （值得指出的是，这时周济要包装冲刺院士了，出炉了这篇周济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但意味深长的是，还标明周艳红是通讯作者，而周祖德则隐去了）。 l 2000年华中1型数控系统申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者排名：周济、黄树槐、周云飞、朱志红、陈吉红、周祖德、熊清平、李小华、熊晓红、陆云祥。 (值得指出的是，1) 必须查明并向全国人民公布，在申请和评审该奖的过程中和结论里，1999年已被视撤的直接插补发明专利问题，周济周祖德们有没有如实报告？评审组专家们和上级机关是被欺蒙蔽了还是被收买了？2）在当时，周济是在任的校长，而且是被包装刚上的院士，黄树槐是专业为热加工的前任校长，周祖德是副校长。申请发明专利时的第一发明人周云飞成了第三名，无怪乎周云飞在数控名师周云飞教授的网页上要反复强调直接插补是他周云飞提出的，获奖项目他周云飞是负责人第一完成人；前面多篇文章榜上有名、还有一次第一作者的周艳红却被完全排除在外，无怪乎数控加工技术一书要拉周艳红合著，算是一点安慰和摆平吧) l 2002年，周济周艳红的《数控加工技术》里白纸黑字承认直接插补是外国人先搞的，承认由于干涉检查计算量大，离线搞都难于圆满解决，因而直接插补根本没有实用化。 l 周济在院士简历里吹嘘自己提出并实现了直接插补的算法理论。 l 2007年，周济们忽悠欺全国中央媒体，多次大掀狂潮，宣传他们的直接插补，欺去视察的多位中央领导，在全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国庆60周年前夕，去国家知识产权局查询该发明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和档案资料时看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档案记载：授权日、受权公告日、优先权项均为空白，审批历史项：视撤日 1999年6月21日。说明他们的申请从来没有得到批准授权，而且于1999年6月宣布视撤（见照片）。 （值得指出的是，1）尽管周济周祖德们一稿多投连篇累牍发了十余篇文章，包括以周济为第一作者发的98年的那一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员还是没有被他们的谎言所欺和蒙蔽，实际上驳回了他们的发明申请。2）周济周祖德们的申请在网上大肆宣扬，刚被公告就欺媒体记者吹牛造假宣传为数控技术世界领先，而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视撤以后却秘而不宣，还继续反复招摇撞、大掀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