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每周评论发表论文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自己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较系统、完整的介绍，标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大钊同志，只是完整介绍，并非全面。马著作很多，大钊也只是略懂。独秀当时是《新青年》主编。

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6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

12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从1918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烈士 （1889-1927）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率先在中国讲授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寻求真理的伟大实践中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 ——“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钊所处的时期，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滦州起义。他的恩师白毓昆因滦州起义而被杀。在中国革命的呼唤下，他慷慨悲思投笔写下了《隐忧篇》，指出新共和国“隐忧潜伏，危机万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后，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统治者是打着“共和”招牌的新专制主义者，是新瓶子装旧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败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并深刻地揭露新专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人专制都督。”在揭露军阀愚民的同时，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并提出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苦难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的救国之路。同时主张发展工商业。“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高、惠工”。正是他“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护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展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形象。 ——反日倒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期中，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身处异国他乡的李大钊直接感受到了辱国之耻和败国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然出兵我国山东，又以支持袁世凯复辟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愤起反抗。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立即奔赴各地，组织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公开竖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间，他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反日讨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告诫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幻想，强调侵占山东仅是日本妄想独霸中国的开始。“初揭全书之首页，作强暴要之先声。”“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文章号召国人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战胜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国四万万国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国之责，纵有若何牺牲，皆我国民担之。”抵抗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要救中国“亦惟中国人能之”这些主张，代表了民众的心声，也表达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此同时，他投身于反袁斗争。谁胆敢播专制主义涂烬，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丑类”。 ——为创建“青春中华”而奋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钊留学回国，当时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识分子跃马挥戈，向封建主义进攻，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悲观、厌世绝望，甚至自杀。针对后者，他在担任《晨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中，撰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传科学民主，批判厌世的人生观。同时，着力创造和宣传其青春的宇宙观。青春，是革命，是战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创造“青春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奋斗目标。“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达于真理的精神。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时期，国人在愚昧、迷信、谬误盛行、混浊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国情下，他号召：“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格骨，束缚现在活泼地之我”。要树立“真理之权威”的信念，“吾人生于今日知识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个过程，李大钊悟到了这个真理的辩证法，“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难就要追求，就要奋斗，就要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坠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在黑暗、邪恶和专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着斗争和牺牲。“为其持城而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这就是说，他已明确认识到，坚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势力的“厌绝”，抛弃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势力的“优容”，即使如此，他也宁愿遭到“厌绝”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优容”。他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动政府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他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章，标志着他已找到了真理，并最终达于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践行社会主义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李大钊不但探寻、宣传、坚持真理，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为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使敌人仇恨、胆寒，并置于死地而后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钊被捕，“闻李大钊受训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在死亡的威胁下，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大义，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和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样，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气概，成为我国、我们党最早为社会主义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文人、是学者。作为文人、学者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展现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道德风范。铁肩担道义中的“道义”，既是事物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钊找到真理，成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以后，就承担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任务。在深刻认识十月革命性质和目的的基础，热情宣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从马克思阐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思想、政治变化都以社会革命在世界能取得胜利，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他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i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i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弘扬李大钊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从李大钊逝世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80个春秋，社会主义阵营也经历了兴衰成败的8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从高潮走向低谷。当代全球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从实际影响来看，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被简单地概括“华盛顿共识”。约翰·威廉姆森作为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把“华盛顿共识”定义为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美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其主要内容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最完善的制度，特别强调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发产物，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本职是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盛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其代表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保守主义，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精英政治”。美国的所谓自由制度，其实质是维护和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主要流行世界的一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反对一元化，主张人道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主张第三条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避开两种祸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面对国际思潮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和相互吸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期来。”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新的历史考验。居于“霸主”地位的西方文化，在苏东进行“和平演变”成功之后，以此为契机，极力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从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坚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于此同时，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基础，邓小平以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胸怀和胆量，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复杂的中国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深刻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之中；作为一种主体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已经成为人的政治言论和行动指南，已经成为国家政党发展的精神支撑，已经成为评判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得失的标准。 纪念李大钊就义80周年，继承李大钊精神，就是要担起时代的道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为思想武器，批判西方思想家的“历史经济理论”和“死亡论”，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从李大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历史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百折不挠、英勇不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又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历史已经昭示并将继续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走与自己历史选择相反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除社会主义道路之外的任何道路。 三、弘扬李大钊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为之追求、探索和献身的社会主义国度，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李大钊精神仍然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巨大文化遗产，是蕴涵着丰富精神食粮的宝库。 第一，它给予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心。李大钊从走出家乡求学，直到日本留学；从反袁斗争到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都能让我们寻找我们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正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才支撑他不怕一切，克服艰难险阻，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今天，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党兴旺发达，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李大钊所为之探索、追求、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实现，但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谷，使我们重新面临着社会环境带来的发展困惑、生存压力带来的心理困惑和信仰选择困惑。理想的追求，价值的选择，信念的确立与坚定，再次成为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成长和发展中深层次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任何社会，信念的力量永远是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的根本力量，精神的满足永远是一个人的终极满足。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李大钊精神诠释的恰恰是一种不朽的永恒精神和价值。 第二，它给予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力量。李大钊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后，就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和李大钊一样，前赴后继为理想而奋斗，最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革命先辈而抗争，我们则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二者不分伯仲，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奋斗，要付出代价的。“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印象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是李大钊对死亡的回答。这回答，是宣言书，宣告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和伟大的人格。前辈们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前赴后继，展示的是为追求理想而奋斗，永不言败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们已历史地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理应继承先辈遗志，勇挑重担，不辱使命，为之奋斗。 第三，它给予我们为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断开拓和创新的勇气。在李大钊生活的中国，开放和封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能不能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李大钊勇于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他的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并把信仰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使他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认为：“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是我们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信心、奋斗和创新，李大钊精神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灵魂支撑和力量之源，永恒，不朽。

李大钊（1889-1927）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李大钊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首先公开表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他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李大钊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