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期刊投稿

并不是，不能以偏概全。明星的走红，是因为他的作品得到大众粉丝的认可，喜爱。然而，喜爱的人里也会存在偏激执拗三观不正的人，这样的人通常称为脑残粉，私生饭，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偏离了正常喜欢崇拜明星的偶像的范畴，更不能等同于真正的粉丝后援行为，所以不能用小部分人去定义全部人。

可以通过电子邮箱和投寄复印件方式

粉丝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随后迅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新热点。三十年来，粉丝文化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并且呈现出两种研究偏向：将粉丝视为非理性的病态人群，或是赞扬粉丝通过主动性和创造力抵抗主流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普及和大众媒介文化的高度发达为粉丝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变化，粉丝群体规模空前扩大的同时，其活动也更为频繁，更具有组织性和目的性。针对这些新发展，学者将粉丝视为网络社区成员、狂热消费者或免费劳工，从不同路径更为深入地探究粉丝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香港“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歌星红透大江南北，也随即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追星狂潮，“追星族”这个以学生为主的群体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火爆荧屏，缔造了中国电视史上的许多奇迹，“粉丝”这一词汇逐渐开始为人所知。其后，伴随着媒体产业的发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普及，粉丝群体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高调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商家看中粉丝的消费能力，制作者看重粉丝的意义，学者则关注粉丝的产生及他们的活动这一传播现象。粉丝是fans的音译，是一种比较通俗的称谓，有学者更倾向于将fans意译为迷。在西方，关于粉丝和粉丝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中，1992年美国文化学者詹金斯发表了著作《文本的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对《星际迷航》系列科幻剧的粉丝进行了深入研究，被认为是粉丝研究的经典奠基之作。但这一研究领域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中国内地最早的粉丝研究成果是在2006年才出现在新闻传播学类的学术期刊上；至2009年，才出版了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国外粉丝研究理论的论文译集，即由陶东风教授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此研究旨在回顾粉丝研究三十余年简要历史的基础上，梳理当下国内外粉丝研究的主要趋势。一、粉丝的界定“每个人都知道粉丝是什么，但是在涉及粉丝文化和涵盖狂热崇拜媒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读者可能仍然期望一个理论化的粉丝的定义”。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理论角度对粉丝进行了深入研究，粉丝研究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但究竟什么是粉丝，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发展，更使得界定粉丝成为难题，因为可能存在非正式的粉丝以及专注的粉丝，前者表现得更像消费者，他们阅读文章及搜索图像；后者则更进一步，他们创作文章及创造图像。尽管如此，还是能从一些学者给出的定义中勾勒出粉丝的形象。牛津词典将粉丝定义为“对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强烈的兴趣或赞赏的人”。桑德沃斯认为粉丝是“所有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和用户”，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寇帕则指出，狂热电视节目“发展了大量的、专注的追随者，他们即使在这些文化文本不再播出之后也继续参与，并且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源文本”。从这几个定义中不难看出，“规律的”“持续的”“情绪”和“情感”投入文本是粉丝的一个重要表现。詹金斯认为，仅仅“迷恋、仰慕或崇拜”还不足以指明粉丝的特征，粉丝不仅是特定节目的固定观众，还会将这种收视行为转译为一些类型的文化活动，他们和朋友分享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与感受，甚至加入讨论共同话题的社区。这种界定强调了粉丝的主动性与分享性。此外，“过度性”也是界定粉丝的一个关键词。台湾学者简妙如认为，“过度”正是粉丝的特质，在某段时间内，当阅听人为特定文本所吸引，并对该文本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与涉入时，就有可能成为粉丝。尽管学界曾将粉丝的这种“过度”表现视作病态的和危险的；但费斯克明确指出：粉丝和其他不太过分的大众读者的差别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别。诚如英国学者希尔斯所说，粉丝并非一个可以简单予以分析的事物，它总是具有表演性，它是人们所宣称（或否认）的认同，同时它也表现文化活动。二、粉丝文化研究简史1.粉丝文化研究的三次浪潮根据格雷、桑德沃斯和哈林顿的观点，粉丝研究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种：“粉丝是美好的”、“粉丝文化与社会阶层”以及“粉都与现代性”。这也分别代表了粉丝研究兴起以来所经历的三个研究浪潮。在第一次粉丝文化研究浪潮中，学者们从德赛都关于“策略”和“战略”的区分中得到灵感，将大众媒体的消费视作权力斗争的场所，重点关注了粉丝的主动性。他们欣喜地发现粉丝能通过解读文本、转化文本和批判文本来颠覆社会不平等地体制关系，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总的来说，在这一研究阶段，粉丝被认为是具有“抵抗性”和“颠覆性”的“积极受众”。然而，有学者批评了这一阶段的研究过度吹捧了粉丝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粉丝文化研究进入第二次浪潮。学者们对于粉丝的乐观看法逐渐消退，他们不再简单地把粉都视作赋权的工具，而是让粉丝回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一个更综合的角度去考察粉丝活动，从而强调粉丝和亚文化对社会、文化等级的复制，“粉丝对象的选择和粉丝消费的实践，是通过作为我们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反映和进一步表现的惯习来结构的”。然而，尽管这一阶段的研究有效地证明了粉都不是文化自主和抵抗的先锋空间，却极少关注粉丝作为个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动机和愉悦。因此，在粉丝文化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中，学者们开始回答粉丝的动机以及粉丝活动中的快感等问题。他们不仅将粉丝视作研究对象，更将粉丝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粉丝消费的微观层面，研究探索了粉丝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对粉丝的研究认为粉丝的阅读、品味和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相关联，但将概念上的重点从霸权和阶级问题扩展到了我们时代全面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转型，包括全球与地方之间的辩证法上”。

不是的，这样的毒瘤粉丝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大部分还是正常的。

这本书是传播学媒介分析经典著作，2012年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20周年纪念版。这本书反对将粉丝看做愚昧、盲目的“文化白痴”，而是将电视粉丝看作是在节目方式上的主动的消费者、熟练的参与者，是从借来的材料中建构自己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是勇于争夺文化权力的斗士。电视粉丝热衷于对媒介文本进行各种自主性的符号阐释，并且从大众文化资源中盗取零散的片段，进行拼贴重组。本书从一个知情人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从电视粉丝中收集的生动事例，具体分析了《布莱克斯七号》《异型国度》《美女与野兽》《双峰》等电视节目，对粉丝群体进行了一次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主的叙述和考察，重点关注其社会机制、文化实践以及与大众媒体和资本主义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过去的学者对粉丝群体既无直接知识也无社群内的感情投入，却将他们心目中对大众文化危险的恐惧、不安和幻想投射在粉丝圈之上。”学术距离只能方便他们居高临下地做出道德评判和训诫，而不能使学者更好地和粉丝群体对话，因为这一过程需要更大的亲密度，并需要放弃一定知识分子的矜持和体制上的特权。 通过分析20世纪60-90年代美国大热电视剧《夺宝奇兵》《星际迷航》引发的狂热粉丝行为，分析亚文化在美国的发展和带来的变化。尽管21世纪东亚与美国的粉丝文化、亚文化有一定的不同，但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到20世纪中后期粉丝文化的发展，也能通过此窥探到东亚粉丝文化的雏形。不得不说，粉丝文化无论在哪一个国度、哪一种文化里都有惊人的相似。作者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和结论，某一些放在如今的粉丝文化分析中仍能适用，也能引发研究者的思考。 全书共有八章，可分为两部分：前四章介绍了参与式文化的基本信息，包括粉丝的社会和文化身份、粉丝接受模式的特点、粉丝社群的批评和阐释行为以及粉丝在反馈中起的作用；后四章介绍了粉丝群体的文化产品，包括同人写作、同人视频和音乐在内的文化产品的发展与流传现状。 在书中，作者提到当时的粉丝背负着极大的社会污名，粉丝圈被视为过度、狂热、幼稚的男性气质和过火的女性感情。而且粉丝与文本的关系薄弱，掌握着知识产权的媒体公司会对他们的混剪和二次创作提出法律诉讼。 但作者认为粉丝应被看作媒体内容的积极消费者与参与者。对粉丝的美学快感来说，重读起着核心作用，粉丝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确保了粉丝可与喜爱的文本不断重复接触。与之相关的是，重播是电影电视工业经济结构中的核心，而广播业最有利可图的并不是新节目的首播，而是不停地重播旧剧以及授权播映。 詹金斯写作《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时，正逢纸质印刷同人志走向没落而电子信息网络兴起之时，因此这本书可看作捕捉粉丝圈转型期某个特定时间点的时空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