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可以投稿的期刊类型

辽宁大学研究民俗学在国内比较著名的。多年来在乌丙安教授的带领下，取得累累硕果。辽宁大学民俗学现有专人任职导师5名，分别是周福岩、江帆、王巍、吉国秀、隋丽。乌丙安，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笔名乌克，1929年11月3日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祖籍喀喇沁，蒙古族人。作为世界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辽宁大学民俗学导师──周福岩教授周福岩，男，1970年5月生，辽宁沈阳人。1995年于辽宁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师从乌丙安教授。1998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民俗学博士学位，师从钟敬文教授。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2008年获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赴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作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的文化比较、口承文艺美学与民众社会意识研究。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民俗学会会员、辽宁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主持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俗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1998年以来主持并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若干。现讲授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史、社会学原理与方法、当代西方社会人类学、当代西方社会哲学、符号学、民俗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等硕士生及本科生课程。2002年起连续评为辽宁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2005年获辽宁大学首批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06年评为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专著《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编著4部；于国家核心学术期刊《民俗研究》、《人文杂志》、《民族文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发表论文20余篇，成果在国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辽宁大学民俗学导师──江帆教授江帆，女，1952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现任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东北区域民族与文化、生态人类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学及传承人研究。其中，对著名民间故事家谭振山长达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近十余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学术著作7部，田野采录作品集2部，参编民间文学教材2部。学术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级奖，1995年被授予“辽宁文艺新星”称号，1999年被辽宁省命名为“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家”。主要著作有：《生态民俗学》、《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山林.人.文化--辽北山区生态民俗与可持续发展》、《民间口承叙事论》、《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合著）、《中国民族村寨调查——沈阳锡伯族新民村》（合著）等。主要获奖有：《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二等奖（2001）；《生态民俗学》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三等奖（2004）；论文《女性的民间信仰与变迁》获辽宁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9）；论文《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获中国文联第五届文艺评论奖理论文章一等奖（2005）。辽宁大学民俗学导师——吉国秀教授吉国秀，辽宁清原人。1993年7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留校。1998年9月考入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2001年7月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先生和万建中教授学习民俗学。2004年6月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任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教师。2012年9月，始任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教授。研究领域：区域民俗学；民俗学方法论反思。著作:1.《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2.《中国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1，第二著者。辽宁大学民俗学导师－－隋丽副教授隋丽，女，汉族，1974年出生，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教师，讲师。1993年考入辽宁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99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99年至2002年在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考入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8年获文艺学博士学位。2005年开始在辽宁大学文学院新闻系任教，2011年调入民俗学教研室。在学术研究方面，前期一直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后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专著1部：《现代性与生态审美》（学林出版社2009年出版），参编著作4部。代表性的论文有《中国现代文学生态主题的演进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生态审美视域中“征服主题”的差异》（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东方意象生态视角的审美特质》（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女性文学女儿化审美心态的对抗与突围》（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

我致力于民俗学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在这方面，当然要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因为我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在日常的独自思考中，或在与同行、学生的谈话中，总不免引起对过去工作得失的反思，或对于后辈值得注意的体会的种种念头。然而，它们平时大都只涌现于自己的心头或口上；偶尔形诸文字也大概是断片的。现在，我想，有必要提出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给予论述，或可作为一个老年学者赠与青年人们的一点精神礼品。先谈反思。一、 从文学切入我国早期致力民俗学的学者，它们原来所从事的专业，基本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搞史学的，有的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有的是搞社会学的。自然，也有人一开始就搞民俗学，但那只是众多学者中的极少数而已。这种情形，也许是一种新学术（特别是从外国引进来的）出现的初期，在还没有形成较多的专家的情况下所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我自己原来是志在文学的。最初，在私塾里上过几年旧学。辛亥革命后，我上了半旧半新的所谓“学校”，在那里开始了对旧文学的学习，甚至于也学做起平平仄仄的旧体诗来了。但是，过了几年，新文化运动起来了，我又转向了新文学，耽读新出版的新杂志、新诗歌、新小说，也兼读翻译的文艺作品著作。光是阅读，还不过瘾，自己也学习协作新诗和散文，兼及文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我正在热衷着新文学的时候，我又爱上了野生的文艺，并同样是那么痴情。在1930年以后，我的活动，尽管逐渐向民俗学方面倾斜，但平心而论，我始终没有抛弃我的“老朋友”（文学），不管在杭州时期，在东京时期，还是后来在坪石或香港时期。民俗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虽然有偏重偏轻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只务其一，不问其他的情形。这就使我的民俗学活动，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学的熏染。这种熏染的结果，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并对它进行着深耕细作地操作。这种局部地、比较渗入地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我对一般民间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者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一种学科，特别是那些内容比较广阔的学科，作为它的一个研究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处的不只是一个专门家的位置，而是肩负有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之责的学者，则武艺越多，就越有利于事业的计划和策进。因此，我对于自己学术上的这方面局限，是耿耿于怀的。二、 学斋学者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这当然是大体上的分类，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交叉的。又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这两方面的情况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因此，田野作业是它的比较重要的路径（除了民俗史或民俗学史等史学著作以外），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向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有人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列入这类学者中）。我国初期的一些民俗学者，也很少是亲自到社会群体中去有计划地做过田野作业的（顾颉刚先生虽然到妙峰山搞过调查，后来又曾赴西北考察，也不过情形稍微好些而已）。但就一般的情况是，民俗学这门学问，是跟田野作业不能分开的。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国这种实地调查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只是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以后，我虽然制作了调查表向学生征稿，或草拟过故事类型，向社会广泛征稿，但是，这已经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收集方式了。此后，虽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所用资料的来源和观察的凭借，大多是取自近人的调查记录或历史民俗文献，这样写成的文章，虽然不能一笔抹杀，但从现代民俗学的方法论看，所走的路去不能说是阳关大道。我现在年龄已经高迈，不能随意到各种群体中去考察人们的行为、心态，亲自体委他们的生活意蕴，只有把这种希望寄托于眼前年富力强的研究生们了，这是我这个书斋老学者对后辈的一种恳切期望。三、 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年轻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入安德留.朗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清洁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离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从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思想史来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学坛上露脸的学者们，如周作人、江绍原、茅盾、赵景深和黄石等大都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乃至于实践者。我不过是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罢了。人类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师姐中文化比较落后的民俗的社会制度、风习和心理（特别是信仰心理）等，去解释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所谓“文明民族”）的某些风俗或口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等）。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明社会里寻找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理论的产生，自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根据的。它不是那种逞思辨的学说。在师姐学坛上，它也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学说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局部的、停滞的现象，而它（人类文化进程）的其他方面（甚至于更重要的、积极的方面的现象）却被忽视了。人类学派的理论本来是进化论的派生物，但可惜不能找出人类文化进程的根本法则。我在三十年代中期，多少已经察觉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影响程度较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自己大量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的、民族学的、文化史的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只是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正因为这种缘故，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记得解放初期，我偶然披读了英国某现代艺术学者的而已关于人类艺术的通论著作，在那书的第二部分里，开始一介的标题是“原始艺术”，过了几节，有又“农民艺术”的标题。我当时没有加深思索，只仿佛觉得这种区分是不要的。这点颇能说明我当时对两者的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其实，民间文学艺术与原始文学艺术，两者虽然有相似，仍至于有相同的方面或部分，但是，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我过去对它们在概念上未能自觉加以区分，虽然多少有些客观想象在起作用，但重要问题，还在自己的认识能力上。“四人帮”倒台后，学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对以往的学术精力进行了反省。在这种情况中，我经过认真地反思，弄清了自己过去一些没有弄清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混淆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疆界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例。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我觉得有两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1）对学术问题，一定要从对象的实际出发，尽力摆脱过去的成见；（2）对某些事务的认识，要注意到他们的两面，即相同的方面与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后者；因为它往往是具有质的规定意义的。四、 学习苏联理论我接触马克思注意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年轻时，适逢本世纪初的所谓“大革命时代”，我又恰巧居住在当时为“革命熔炉”的广州。我怀着热血男儿的激情，诵读了一批马列著作，还对《向导》和《人民周刊》等进步期刊爱不释手，又亲眼目睹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工人、农民运动。因此，我的社会观，乃至于部分人生观，急剧地改变了。但我的学术观点彻底向马克思注意靠拢，时间上却要迟些。这是我的社会观、世界观与学术观还不能和谐一致的地方。是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解决了我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茅盾！我感谢闲事女神对我的治学境界和情感的开拓、陶冶，也感谢那些活动在我身边的革命同志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震动了我，启导了我！我的学艺活动就此跟整个民族的步调、呼吸融洽了。它从此牢固地奠定了我一般学术的知道思想和工作态度。1949年5月，正当天朗气和的师姐，我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马上兴奋地投入到革命的文教工作阵营。学习马列注意理论，是当时每个共鸣的任务，特别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当然积极地参与了。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比我国早，在运用马列主义方面是我们的“老大哥”，在民间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我不满足于当时学界这方面的介绍成果，就组织同志，加强译述工作。又在我所知道的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中，请人专门讲授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我自己当然全心学习这种新理论，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应用，当时所写的文章，像《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衣饰》等，从题目上看，就可想见它们的政治化、前苏联理论化了。优势自己也感到写作的不是文艺理论，二十政治思想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分为中，自己的心灵中的一点反省的光芒是很微弱的，它像一些水藻，被淹没在汹涌的浪涛中。我在1976年10月以前所写的文章，多少保存着这个时代思想的烙印。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近十多年来，我跟学界一些同志一样，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断做过反省。现在，我认为，马克思注意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是补课动摇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迅速发展变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不断开拓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学术进步的公理，也是申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具有的精神和实质。它也是今天我们学界一般共有的认识。至于十七年间我们奉为胜景贤传的苏联理论，像我在上面说过的，当时起过一定的启蒙、涤荡作用，这不能一笔勾销。但是，它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和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在学习上缺少灵活的、比较的态度，也应该反省。况且，无论申明时候，那样对待外来的理论学术的态度，都是对学术进行发展不利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既应该理解，也需要情形。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汲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以上四点，是我近来常常在脑海里盘旋的反省。下面，谈谈一些个人在学术上比较深切的体会：一、深入对象之中无论从事哪一种学术，首先都要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研究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事象；研究语言学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现象；我们研究民俗学，那主要的对象，不必说，就是各种民俗事象，这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识。我们研究民俗的目的是要对民俗事象（整个的、或部分的）在性质、范围、结构、公用和历史等方面给以科学阐明。要大道这种目的，不熟悉对象本身有又申明妙法呢？但是，有些性或懵懂的学者，却主张之读有关那对象的理论著作，并加以运用就行了。这样的结果，就不免要陷入从理论到理论的误区。它也许是一种捷径吧，可惜，它只能使你远离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理论是什么呢？理论是学者从对一定对象的观察和思考中抽象出来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是深浅、正误，要取决于学者应具备的种种相关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熟知程度。作为一个民俗学研究者，淡然要阅读有关的理论。在开始研究时，它是一种引导；再往后，它是一种借鉴、参考和强化分析论证力量的助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始终不深入到所研究的学术对象之中去（前人有“寝馈其中”的话，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就不但不能自己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甚至对别人的理论，也是缺乏一般评估和判断的真正能力。因为，他知识个头手缺乏资本和货色的买空卖空的商贩而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人这句名言，对于我们所说的学术研究取得成果的方法，是很适用的。希望选择了民俗学研究而愿意走正路的青年同志牢牢地记住它！二、必备的知识结构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除了学科本身的知识以外，还大都必须具备相关的基础学科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的聚合体，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知识结构”。各种学科自身的性质不同，它所要求的知识种类也不同，数量多少也会有所差别。民俗学这门学科，到了现在，它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到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它所要求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也是相当广阔的。一般地说来，入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工艺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应该知道的。当然由于个人研究的课题不同，所具备的相关知识也应当有所侧重，但总之，这些学科群的知识，对于考察、探索民俗事象，多少是需要的，因而也大都是必须具备的。由于民俗学在我国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须的相应知识，之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就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因此，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例如，大钟寺的传说，本来是人牲型的故事。匠人的女儿投身烈火中，是古代人以人为牺牲献神的信仰和行为的故事化的结果。这是宗教学上的一种常识，但是有的同志由于缺乏这种知识，就用常识性的猜想去理解了――把她去跟革命的女烈士刘胡兰的英勇的、自觉的献身行为比拟，这就不可能真正地解答什么问题了。这类的例子是颇常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缺乏应具备的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民俗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管其他条件怎样具备，也是很难探得真理的骊珠的。充实必备的学科研究相关的知识结构，是年轻的民俗学者应该大力追求的方向。三、要勤奋，不要浮躁无论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或心理现象，它的生长、成熟，大都要遵循一定的过程。果子不成熟，味道就不能香甜；蚕子不经三眠，也就不能作茧。小学生不可能具备大学生的知识。个别的情形虽有出入，但一般的情况总是有规律的。“欲速则不达”、“强扭的瓜不甜”，“水到渠成”，这些传世道德话语，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在称奇的生活经验中，体委到了这是不能违拗的真理。民俗学是一种学问。它的产生、成长，自然有一定的程序。从事这种学问的人，在血液的成长上也要经历一定的解体。勤奋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就无从前进。但它只能加速进程，却不能由此跃过应该遵循的程序，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经验的结果。如果我在六七十时去世了，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有些青年同志，聪明力学，折合将成大器的可贵基础。但是，它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须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诫它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中国民族美术杂志是核心期刊吗《中国民族》是部级期刊，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民族团结杂志社主办的社会类优秀期刊。在选择刊物之前，需要确定刊物的级别，毕竟要和自己的条件相匹配，避免因不符合期刊的要求直接被拒。期刊是一般是期刊中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刊物，是进行刊物评价的指标。作者如果要查询刊物级别，可以通过杂志的官网还有万方、知网这些权威网站查询，这样搜出来的结果也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