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出狱了发表论文

他在服刑的过程中获得了大专文凭，使得自己服刑的生活变得有趣，不再枯燥乏味，并且通过了本科论文答辩。

数学奇才——伽罗华---------------------------------------------------------1832年5月30日晨，在巴黎的葛拉塞尔湖附近躺着一个昏迷的年轻人，过路的农民从枪伤判断他是决斗后受了重伤，就把这个不知名的青年抬到医院。第二天早晨十点钟，他就离开了人世。数学史上最年轻、最有创造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人们说，他的死使数学发展推迟了好几十年。这个青年就是死时不满21岁的伽罗华。伽罗华(1811—1832)生于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小城镇，父亲是学校校长，还当过多年市长。家庭的影响使伽罗华一向勇往直前，无所畏惧。1823年，12岁的伽罗华离开双亲到巴黎求学，他不满足呆板的课堂灌输，自己去找最难的数学原著研究，一些老师也给他很大帮助。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只宜在数学的尖端领域里工作”。 1828年，17岁的伽罗华开始研究方程论，创造了“置换群”的概念和方法，解决了几百年来使人头痛的方程来解决问题。伽罗华最重要的成就，是提出了“群”的概念，用群论改变了整个数学的面貌。1829年5月，伽罗华把他的成果写成论文，递交法国科学院，但伴随着这篇杰作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和不幸。先是父亲因不堪忍受教士诽谤而自杀，接着因他的答辩既简捷又深奥令考官们不满而未能进入著名的巴黎综合技术学校。至于他的论文，先是被认为新概念太多又过于简略而要求重写；第二份推导详尽的稿子又因审稿人病逝而下落不明；1831年1月提交的第三份论文又因评阅人不能全部看懂而被否定。青年伽罗华一方面追求数学的真知，另一方面又献身于追求社会正义的事业。在1831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中，作为高等师范学校新生，伽罗华率领群众走上街头，抗议国王的专制统治，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染上了霍乱。即使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伽罗华仍然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并且写成了论文，准备出狱后发表。出狱不久，因为卷入一场无聊的“爱情”纠葛而决斗身亡。伽罗华去世后16年，他留存下来的60页手稿才得以发表，科学界才传遍了他的名字。

这件事情具体就是这个罪犯在坐监狱的时候，去努力地学习了一些本科的知识，而且在他快要出狱的时候想要去提交本科的论文答辩，想要提升自己的学历。

薛暮桥（1904—2005），原名薛与龄，江苏无锡人，著名经济学家。

1933年初，一位衣着简朴、囊中羞涩的年轻人，从上海来到桂林雁山园，向广西省立师专学校校长杨东莼递上一份北京大学毕业的履历表，应聘教师岗位。校长杨东莼带着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这位年轻人，许久不语。他让人找来了教务长朱克靖，一番耳语后，朱克靖也带着猜疑的眼光，上下打量这位年轻人。

朱克靖询问年轻人：“你是北大毕业的？”

年轻人答道：“是的。”

朱克靖指着杨东莼问：“你认识他吗？”

年轻人心里一阵紧张，许久才答道：“他是杨校长。”

朱克靖更为疑惑问道：“按照你的文凭和履历，你和杨校长是北大的同班同学，你们怎会不认识？”

一时不知所措的年轻人支支吾吾道：“是吗？印象不深。”

年轻人随后迅速离开，赶到邮局给自己的老师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并焦急等待老师的回电。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出狱不久的薛暮桥。

因家庭变故，薛暮桥初中未毕业便当了一名铁路职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近四年的牢狱生活，被晚年的薛暮桥称为“牢狱大学”。在狱中薛暮桥开始了自学生活，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著作，自学英语和世界语。1931年，薛暮桥获释，他与孙治方、钱俊瑞等人在共产国际党员、历史学教授陈翰笙的指导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据薛暮桥夫人罗琼女士的回忆，薛暮桥刚出狱不久，处境艰难，陈翰笙便推荐他到广西省立师专任职讲授经济学。薛暮桥对老师陈翰笙说：“我连中学都没毕业，怎能到大学去教书？”陈翰笙说：“没关系，我帮你假造一份假文凭和履历”，并对薛暮桥说：“末路穷途，有桥可渡。”于是薛与龄改名薛暮桥，带上陈翰笙为他假造的北大文凭和履历来到了广西桂林雁山园。当他向校长杨东莼递上陈翰笙帮他造的假文凭履历时，出现了前文叙述的尴尬局面。

据《薛暮桥回忆录》中的自述，他发给老师陈翰笙的电文是：“不好，如果按照履历上的介绍，我和这里的校长就是同班同学了，要穿帮。”陈翰笙回电：“没关系，你和校长说是我推荐的就行了。”就这样“牢狱大学”毕业的薛暮桥开始在正规大学任教并当上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一任经管科主任，走上了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之路。

薛暮桥在师专任教，主讲“农村经济”课程，他指导师专的学生到雁山周边的六塘村、良丰农场等地从事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经验，其经济学思想日趋成熟。不久，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月刊主编，在《中国农村》发表了大量论文，证明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薛暮桥编写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政治经济学》两本教科书后来经过补录重编，成了新四军抗大学员的教材，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李克穆曾说：“如今很多老同志都说自己是薛老的学生，因为他们读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出自薛老之手。”

在师专任教时，针对学校流传的“教育救国”“读书救国”的论调，薛暮桥在一次对同学讲话中说，单纯靠教育是救不了国的。江浙一带的教育比广西发达很多，但是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农村经济破产，城乡人民失业。单纯靠教育，既不能救国，也不能发展生产。这些话在当时对同学们有很大启发。

薛暮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