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媳妇发表论文

闻一多的性格特征是：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大无畏,视死如归。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 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井底之蛙出来后，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觉得自己不适合生活在这么大的天地，非常有压力，然后又回到了井底，还有一种就是努力学习新知识，让自己适应这个更大的世界

浪漫诗意 富有革命激情

闻一多不仅爱诗喜画，在他风华正茂之时尤热衷於戏剧，入清华学堂后甚至有一个时期「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闻一多是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多面手。他入清华学堂自编自演的第一个新剧是《革命军》，自饰「革命党人」，头角初露，成为清华园内有名的编导和演员。一九一四年，他在《打城隍》一剧中饰差役，翌年在《两仆计》中饰律师，后又在《兰言》中扮演老母亲，戏路甚广。一九一六年十月清华园举行全校汇演，闻一多这个班表演《蓬莱会》，其中他扮演一头驴，那驴「振耳长鸣，众皆失笑」。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他和当时许多诗书传世封建家庭里的孩子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但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比较开放，因此在北京清华学校刚刚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冬，就送13岁的闻一多报考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是美国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专门进行留美前期教育的学校。它的学制为8年，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或三年级。因此，清华学校无论是教学还是课外活动，均实行美国教育制度。清华学校采取淘汰制，大约一半人中途被淘汰，能在清华读满8年就不容易了。而闻一多由于入校时英文跟不上，自动留级一年；1921年毕业时又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这样，他就在这所学校生活了整整十年，这在清华学生中大概只有他一个。1919年，闻一多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起，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被选为全校学生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的成员，分工负责文书工作，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清华在这次运动中的最早实录——《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这年7月，他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的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观点影响，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为此，他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等，联合发起了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生命底艺化”进行社会改良。他的新诗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大部分作品便写于此时。1921年6月，闻一多正要参加毕业放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之际，北京城里爆发的国立八校教师索薪斗争，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北京学联宣布罢课以示声援。清华是学联成员，也宣布举行“同情罢考”。然而，清华当局决定大考如期举行，声称不参加者以自动退学论处。在这次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斗争中，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萨本栋等28人（大约占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拒绝走入考场，结果被取消学籍。后来，董事会中的美国人觉得这对于美国损失太大，才把处分该为留级一年。1922年8月，闻一多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当时，许多清华毕业生都选择了实业，而他却选择了对将来生活不能说确有保障的西洋美术，目的就是实践他那“生命艺化”的抱负。1923年，他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又到了纽约艺术学院。在美国，明显的国力反差加强了他的爱国情绪，赴美之初写下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诗篇，都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题。1924年秋，他还和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梁实秋等清华留美学生发起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其宗旨是“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以谋取中华人民的政治自由发展、经济自由抉择、文化自由演进。闻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中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而且“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在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推动下，他不仅创作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反帝爱国诗歌，还参加了传播中国文化的戏剧编演工作。1924年年底，他和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共同排练的中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正式演出，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登上美国舞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波士顿的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秀等，正是受此启发，才演出了另一出中文古装剧《琵琶记》。这两次演出，在美国掀起了一次传播中国文化的小高潮。受这些成功的鼓舞，闻一多决心投入中国戏剧的振兴事业，于是在他与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实秋、顾毓秀、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之后不久，便于1925年5月抱着从戏剧改革入手改良中华文化的目的，提前两年回国了。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界重要活动家的赵太侔、余上沅。回国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筹备创建，闻一多被聘为教务长，赵太侔、余上沅也被聘为教授。在他们三人的多方奔走努力下，艺专终于增添了戏剧系。中国著名戏剧家洪深说：艺专戏剧系的建立，是中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之第一朝”。不过，闻一多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诗歌。1926年4月，他与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晨报·诗镌》为阵地开展新诗格律化试验。给闻一多带来众多称赞，也带来不少批评的《死水》，就发表在这个副刊上。而他总结的新诗创作“三美”理论，也是这时公开提出来的。1926年，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造成民国以来北京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迁移。这年秋天，闻一多离开北京，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1927年初，他一度到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艺术股股长。当时，南下的朋友除了清华校友胡适、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余上沅、张嘉铸等外，还有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刘英士等，他们一起创办在中国文学史和政治史上很有名的“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编辑出版的《新月月刊》在当时就颇有影响，闻一多是该刊最初的三位编辑之一。1927年国民党举行“清党”之后，闻一多看到大批青年受到株连，心情十分压抑。在他的《心跳》、《荒村》等诗中，可以感受到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在《发现》、《一句话》、《口供》、《你指着太阳起誓》等诗中，则表现了他的愤慨。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组成了他爱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也在1927年的秋天，国民政府实行教育改革，模仿法国成立大学区。在首都南京，将一些大学合并，建立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不久改为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闻一多被聘为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夏，武汉大学筹备成立，闻一多受桑梓之情的感召，就任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青岛大学创建，他又被聘为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青岛大学发生学潮，矛头对准闻一多和图书馆长梁实秋，闻一多一气之下离开青岛大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上，对闻一多的定位是：诗人、学者、斗士。这种评价，即可以说是他的三种不同身份，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新月”以前，是他的诗人阶段，那么从武汉大学开始，便进入了学者阶段。在武汉大学，由于教学需要，闻一多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方面。回到清华后，他的研究触角已广涉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周易、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他有旧学功底，又了解西方治学方法，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上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他一方面重视考据，一方面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从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楚辞校补》出版后，第二年就获得了教育部学术二等奖。郭沫若评价闻一多时说，他的一些研究，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闻一多牺牲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大损失”。现在出版的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绝大部分都是学术成果。闻一多曾说，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反映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南迁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仍致力于教学与研究。但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促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1943年春，他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说这部书“公开的向五四挑战”，使自己“无论如何受不了”。这年秋天，他在朱自清那儿看到解放区的诗歌，其中田间的街头诗给他很大震动。于是开学后第一堂课，他就介绍起田间的诗歌，说自己一直非常惭愧地生活在古书堆里，而田间则是“时代的鼓手”。这堂课的声音立刻传遍了联大，人们说“这听鼓的诗人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不久，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华岗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是位学者型的职业革命家，很懂得争取高级知识分子，特地登门拜访了闻一多。在华岗影响下，闻一多参加了由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楚图南、尚钺、冯素陶、闻家驷、吴晗等进步教授组成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始，大家侧重学术交流，后来渐渐转移到分折形势和学习方面；再往后，得到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和《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文献和报刊。于是，有一天闻一多宣布：“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自武汉失守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短短几个月内失地千里，大西南门户大开，形势岌岌可危。一年前，吴晗曾劝闻一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闻一多受“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没有答应。这时，他觉得“火上房了，不管什么人都应该救火”，这才加入了民盟。这时起，他便从一个学者，转变成为斗士。过问政治后的闻一多，仍然不失诗人气质，说起话来非常坦率。这年8月，他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的座谈会上，公开宣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12月的云南纪念护国起义大会上，他高喊“袁世凯没有死”，“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这种无畏性格，很容易与青年人沟通，他很快被誉为“昆明的鲁迅”，被青年人当成导师。1945年10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结束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成为新时期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调动军队，包围西南联大，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害了四位青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面对屠杀，闻一多利用联大教授会议书记身份，力促教授会通过了有利于学生要求的决议。他还与潘光旦、向达、尚钺、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等教授联名发表的罢教宣言，开创了学生运动中前所未有先例。闻一多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还是由于对现实看不下去才拍案而起的，实际上他的愿望仍然是从事学术研究。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对吴晗说，一旦政治走上轨道自己便要回到书房继续学术工作。可是，时局的发展，使他无法回到书斋。这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师生相继复员北上。7月11日，闻一多送走最后一批同学的当天夜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便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死后，社会上盛传黑名单上第二个就是闻一多。那几天，闻一多居住的联大宿舍门口整日都有特务监视，有的还跑进院子打听他穿什么衣服。一个女特务还闯进他家，说闻一多的“多”是两个“夕”字，将“命在旦夕”。当时的形势十分恐怖，但时，作为云南民盟主要负责人，要领导抗议活动，要料理李公朴的后事。同时，他也不相信国民党敢杀害自己，因为自己毕竟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学者，而不是共产党。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上，特务起哄捣乱，闻一多十分气愤，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表示他要像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5点多，他就在家门口被数名特务前后狙击，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当即倒在血泊中。陪同他的长子、西南联大学生闻立鹤，也身中五枪，肺被击中，腿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