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智力发表的科学技术论文

相关研究2月14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的Jochen Buck说：“这在男性避孕领域是完全革命性的。临床开发中的大多数男性避孕药只在8至12周后才生效。”康奈尔大学的Melanie Balbach表示，药效大约在24小时后就消失了，意味着服用这种避孕药后能快速恢复生育能力。Buck和Balbach计划改进这种药物，使其在人体试验前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希望到2025年开始临床试验。相关新闻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提升或稳定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而应对“少子老龄化”，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亿，占总人口的14.9%。与此同时，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应做哪些准备？杜鹏表示，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此外，杜鹏认为，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杜鹏表示，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中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长，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0年的哲学系，2003年更名为哲学社会学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社会学、人口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开设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工作三个本科专业。30多年来，学院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服务山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宗旨，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1983年，以张恩慈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团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成为山西省最早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8年，以郭贵春教授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获得科技哲学博士点，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零”的突破；2000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2002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是山西省最早的人文社科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对提升山西大学人文学科总体实力，辐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服务山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以来学院进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阶段，2012年“哲学与现代性”成为山西省协同创新优势重点学科建设平台，2016年获准山西省哲学优势学科攀升计划，哲学专业获省高校优势专业建设项目支持计划，2017年哲学学科入选山西省“1331工程”建设计划，学院抓住“部省合建”和“一流学科”建设契机，大力引进领军人才，新建有分析哲学研究所、欧陆哲学研究所、认知哲学研究所等，实施优才计划、内涵发展战略计划，努力提升学科整体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学院承担各类科研课题200余项，其中国家级课题50余项，争取到科研经费800余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和教材150多部；发表论文8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200余篇；获得各种科研奖励40多项；学院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逐步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先进性、科学性的专业课程体系。学院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教材，支持经典课、双语课、实践课、精品课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逻辑学课程被评为山西省“精品课程”，学院学生的调查研究报告多次荣获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奖励；学生自办刊物《猫头鹰》特色鲜明，质量上乘，为学生提供了科研锻炼的阵地。 在“十三五”和今后相当长时间，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潮和山西大学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发展战略，学院将以哲学、伦理学拔尖创新型人才和社会工作基础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瞄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起点高标准开展研究型学院建设，促进师资队伍、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发展，努力使学院成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哲学研究基地和教学教育中心。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高校 科学技术哲学 学科 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也是迄今为止山西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任中心主任为 郭贵春 教授。中心前身为成立于 1978 年山西大学 自然辩证法 教研室（后更名为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1983 年获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8 年获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开始招收哲学项目博士后， 2000 年1月成为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2002 年科学技术哲学被确定为 国家重点学科 ，2003年9月设立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中心目前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整体水平高的学术队伍，其中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36人，包括45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30人，占总人数的83%以上；拥有高级职称的22人，占总人数的60%以上；博士或在读博士35人，占总人数的97%以上；34人具有半年以上国外学术研究访问经历，占总人数的95%；拥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长江学者、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全国四个一批和文化名家等高端人才18人次。校外专、兼职研究人员28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中心还主办有CSSCI核心期刊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建有学科图书馆，拥有中文藏书2万余册，外文藏书1万余册。 中心长期坚持科学技术哲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目前拥有涵盖全面、特色鲜明的学科结构体系，主要的研究方向有： 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STS、科学思想史 等。自2000年以来，中心共累计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26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7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1项。中心设置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社会科学哲学译丛”等系列文库，出版了200余部科学技术哲学专著和译著，特别是翻译的《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获得了国内学界的一致好评，出版的《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科学表征：从结构解析到语境建构》分别入选了2016年和2017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以来，中心教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2部，在 Philosophy of Science 、 Synthese 等SSCI收录的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篇。此外，中心还向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西省政府等部门提供研究咨询报告23份；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80余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1项，提名1项，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9项。作为国内重要科学技术哲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心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以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输送了大量优秀毕业生，为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心立足本校，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与国内外众多高水平的学术机构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促进学术繁荣，是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酝酿创建、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的成长壮大、9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2000年的重组建设4个发展阶段。     1、酝酿创建阶段（1978-1981）   1978年正式建立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直属教务处领导，专职教师7人，担负起山西大学乃至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创建、普及、教学和科研的重任。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是在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基础上于1979年1月成立，并挂靠在山西大学至今。事实上，山西大学从此成为山西省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中心。1979年9月山西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开办了为期一年的自然辩证法师资培训班，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32名中青年教师参加了学习，除了本校教师外，还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和东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这个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省内外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阶段在山西大学本科生中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科学学科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等课程。科学研究主要在自然辩证法原著、自然辩证法理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学家思想评价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1981年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内部交流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与探讨》，促进了山西大学和山西省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2、成长壮大阶段（1982-1990）   首先，建制更趋完善。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1982年改名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1984年成为系处级建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并建立起专业图书资料室。    第二，人才培养迈上一个新台阶。1983年开始招收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在80年代，共有天津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河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校将近40名研究生申请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并通过答辩。山西大学自己培养的硕士生也开始考入其他博士点深造学习。同时，全校本科生和其他专业研究生的科学技术哲学类课程进一步获得拓展和加强，并接收在职人员进修研究生课程。    第三，科学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关于辩证大自然观、化学哲学、化学史、数学史、科技通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和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始步入全国先进行列。《化学哲学基础》、《化学史教程》、《中国数学简史》、《世界数学简史》等一批论著代表了国内当时各自领域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    第四，刊物建设走向规范。随着系处级建制的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成立，其主办的刊物《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探讨》于同年更名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而正式创刊，面向全国发行。本刊本着科学、民主、公正、严谨，鼓励创新、扶植新人的原则，不拘一格发表新作，广开门路容纳新观点，勇于拓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在全体编审的共同努力之下，使得本刊在短短的五年中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大批学术界新人在她的真诚呵护下成长起来。    3、繁荣发展阶段（1991-1999）   首先，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的学术队伍。90年代末期有研究人员22名，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6名、讲师5名、助教2名、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9名。1993年6月，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改名为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1995年7月，以本所研究人员为核心，组建了山西大学杨振宁研究中心。    第二，科学研究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积累和不懈努力之后，在90年代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人类认识的反思》、《自然辩证法基础》、《自然辩证法教程》等论著代表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前沿；《当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论科学实在》等论著是国内这些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研究学派》、《中国古建筑探微》、《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跨越界线－哲人科学家海森堡》、《把希望托给明天－诺贝尔的启迪》等论著反映了在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科学学导论》、《化学教育史》、《数学与文化》、《数学大观》等论著是这个时期STS研究的代表性成就。同时，还承担了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既有理论性很强的基础研究，也有面向实际的应用研究，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第三，全面参与和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 走出去，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重要学术会议和活动；另一方面，主动创造条件举办各种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这样既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也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刊物水平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2年开始向国外发行，1993年被认定为全国哲学类核心期刊，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大学术期刊之一。正是通过她学术面广、信息量大、品位高，具有广泛的学术代表性而发挥着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进步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五，学科建设走向辉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1995年被评审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地方高校中唯一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1999年开始招收项目博士后。累计招收硕士研究生68名，博士研究生6名，博士后2名。到9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既注重点也注重面，既有单兵作战也有集体合作， 理论与应用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 以老带新，以强带弱，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持续发展的多元化学术发展特点，在全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4、重组建设阶段（2000年至今）   2000年1月，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重新改组，成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9月被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1月科学技术哲学被评审为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9月获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成为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12月又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这是一个具有独立的系处级编制的科研机构，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开放性，面向国内外招聘优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和流动制。全新的观念和机制使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无论是学术队伍与人才结构，还是图书资料和科研设施，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和规模，居于全国同类学科的领先地位。   “十五”期间，中心从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学术梯队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总使用面积达到950余平方米，其中图书馆面积228.75平方米；获得了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学术研究团队被评为“山西省优秀创新团队”。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以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以科学技术史和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以及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支撑的哲学与科学技术史学科群，走出了一条地方高校创建学科群的特色之路。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45.2%，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10.7%。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26.0%，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