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的医成果特别多,在他从医之后,先后就取得国家和省市各级的科研成果有20多项,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在部省级科技进步各获得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了70多篇论文。
终南山院士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在非典期间,他是冲在最前线的,不顾个人安危,现在的疫情也是的,研究出了很多有用的
甲型H1N1病毒片段中有9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猪型H1N1的影子病毒密码它在显微镜下,像个穿着盔甲的小刺猬,它的核心是一个八片段组成的RNA,一层基质蛋白就像骨架,紧紧包围着内核,外面穿着一身磷脂双分子层膜,层膜上插满刺突,就像一把把小尖刀。500把尖刀是被称为H1的血凝素刺突,还有100把尖刀是被称为N 1的神经氨酸酶刺突,它们控制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也控制病毒的亚型。它的直径只有70纳米,1000个它重叠在一起,才能被人看到。但它却令世界感到恐慌。它就是今年新流行的甲型H 1N 1病毒,科学家称它“看似陌生,却似曾相识”。据媒体报道,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13日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变异后比艾滋病更可怕,而他们已经观察到了病毒变异的迹象。“从4月24日世卫组织确诊新型H1N1以来,病毒确实发生了变异”,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告诉南都记者,但目前观察到的差异还比较小。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将把2009年蔓延全球的新流感带向何方。病毒似曾相识新流感病毒分离出来的八个片段,最老的已经90岁了,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猪病毒管轶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医疗英雄”,他是全球首先分离出冠状病毒的专家之一,他在中国青海等地长期追踪禽鸟病毒,5年时间里采集了10万份禽类病毒样本,对250多个H 5N 1毒株进行过排序,基本追溯清楚了亚洲候鸟迁徙和病毒传播变异过程,被称为“禽流感猎人”。“人类的知识对病毒的认知相当有限”,管轶承认,下一次流感大暴发的威胁究竟在何方,我们可能会猜错。管轶说,他在美国田纳西州读博士时,攻读的学位正好是猪流感病毒,当时也绝不会想到,猪流感病毒在若干年后,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流感病毒。猪是“病毒混合器”的概念,是两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其中一位是管轶的导师。科学家们认为,由于猪比人更容易传染禽流感病毒,同时猪亦能传染人流感病毒,病毒在猪身体里重组的机会大,所以猪在病毒的进化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充当“混合器”的角色。新流感病毒正是在猪身体里长期进化不断变异的结果,其中大部分为北美猪病毒。管轶说,分离出来的八个片段,最年轻的在猪身体里生活了10年,最老的生活了90年。第一个是1998年的北美鸟样病毒,第二个是1997年的人样病毒,还有1978年欧洲鸟类身上发现的病毒,其中最早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猪病毒。世卫组织曾公布,新流感病毒含有猪流感、人流感、禽流感病毒基因。“虽然有猪的、有人的、有禽的,但说是禽的、人的还是猪的病毒,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最年轻的也在猪身上待了10年”,管轶说,这个病毒里大部分都是美洲猪里面的病毒,但也有美洲病毒、有欧洲病毒、有亚洲病毒。这是一种新型H 1N 1,它的八个片段被包装成这样广泛传播,还是第一次出现。“看似陌生,却似曾相识”,管轶说,“我们知道每一个片段来自何方,但却不清楚它们在什么时间、地点重组。现在最缺乏的是美洲的调查数据,这种病毒在北美发生重组的可能性大,因为那里最先发现死亡者”。这种重组有可能发生在美国,也有可能发生在墨西哥,不可能说这种病毒来自中国。入侵人体实例1991年,广东一个两岁男童身上分离出甲型H1N1病毒,这是1977年俄罗斯病毒后少见的病毒实例这并不是甲型H 1N 1第一次入侵人体。原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疾控中心研究员郭元吉曾在两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一次中国南方的甲型H 1N 1感染事件。1991年6月,从一个广东2岁10个月的男童身上分离出甲型H 1N 1病毒。这是1977年俄罗斯流感后少见的人感染甲型H 1N 1病毒实例。经核苷酸全序列测定表明,这个被命名为广91-6毒株的H 1N 1病毒,并非来自实验室污染。在关于这个病毒的第二篇文章中,郭元吉提醒人们应该重视甲型H 1N 1病毒,如果发生基因突变,可能引起大流行。而此次大流行,是一种更新的H 1N 1毒株,它具有比广东H 1N 1病毒更强的传播性和更广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抗议下,世卫组织已经把这次新流感从“猪流感”更名为“A型H 1N 1流感”,但一些学者认为,新名字容易和之前发现的人感染H 1N 1病毒混淆。比如郭元吉就曾向媒体表示,这次新流感可以命名为“北美病毒”。管轶亦称,新流感可以命名为新型H 1N 1,以区分此次大暴发和以前的甲型H 1N 1。在1918年大入侵之后,甲型H 1N 1病毒于1946年后逐渐在人群中消失。直到1977年,它重新显身,被命名为俄罗斯病毒,在全球儿童中广泛传播。之后,H 1N 1在全球呈散发状态,逐渐消失,直到2009年,它在重新组装后,东山再起。病毒进化树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猪型H1N1保留至今并不断演化,终于成为2009年的美洲新流感而此次席卷全球36个国家(统计至5月16日)的新流感病毒,正好也是西班牙病毒的后裔。西班牙流感中的甲型H 1N 1病毒经过90年的发展,繁衍出一棵枝繁叶茂的病毒进化树,就像一个庞大的家族。管轶这样描述新流感病毒在这棵进化树中的位置:1918年流感大流行,出现两个分支,人型H 1N 1和猪型H 1N 1。人型H 1N 1引发了当年的流感大流行。而古老的猪型H 1N 1保留至今,并且不断演化,终于成为2009年的美洲新流感。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和H 1N 1有或亲或疏的关系。1918年西班牙暴发流感时,人们还无法描述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人类是1934年才第一次了解到H 1N 1流感病毒,直到1997年,从尸体中提取出甲型H 1N 1病毒,才弄清这场导致全球2200万人丧命的疾病的元凶。第二次流感大流行,暴发在1957年,从中国蔓延至南半球,再到美国,也有H 1N 1的身影。这种导致100万人死亡的毒株,由3个源于野鸭的H 2N 2亚型和5个其时流行的人H 1N 1亚型毒株经基因重组而成。第三次流感大流行,和第二次流感大流行中的H 2N 2有关。1968年的“香港流感”,由2个禽H 3N 2和6个人H 2N 2毒株重组形成。病死率的担忧目前的致死率还不至于引发恐慌,但一个坏经验是:大流感的第二波或第三波,破坏会超过第一波2009年的新流感是新世纪后引起人类流感大流行的第一种病毒,目前它正在逐步扩大它的版图。不断有新的国家报告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数据,每24小时,这种新型病毒就会入侵1000个人身体。虽然病毒随着人口迁徙传播,但它的病死率似乎在逐渐降低。最早报告疫情的墨西哥,死亡人数约占肺病人数的7%。在随后的病毒全球传播过程中,它导致的死亡率明显下降,记者初步统计,目前猪流感导致的死亡率,占确诊人数的0.8%。一周前(11日),世界卫生组织流行评估小组在《Science》杂志发表H 1N 1研究的早期成果报告文章,称新型的H 1N 1流感病毒是继1957年流感大流行后的具有危险性的病毒毒株,但是目前新流感的死亡率比1918年流感低很多。参与这项研究的伦敦皇家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N eilFerguson表示,“它的毒力还不至于引发人们的恐慌”。通常情况是,病毒刚开始传播的致死率会比较高。管轶说,但后期病毒会逐步适应人体。如果不发生新的变异,在逐步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新病毒的致病性会逐步降低。但这并不代表这次新流感病毒毒性一定会变得更弱。一个坏经验是:大流感会有两到三个波峰,第一波的病死率比较低,第二波或者第三波会超过第一波。比如西班牙流感,就先后出现过三波疫情。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春末,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发病率高而病死率低,很快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同年秋天,第二波疫情汹涌而来,大部分感染者是青壮年,除了发烧,还有咳血症状,第三波疫情发生在1919年冬季,疫情较第二波有所减轻。危险在何方?学者们在担心,新流感病毒会和高致命性H5N1禽流感病毒重组,增加H5N1传人可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实验室里观察新流感病毒的变异,包括英国科学院医学研究所。一位病毒学家表示,目前的基因图谱没有显示毒力会变强,但也没有显示它不会变强。学者们的普遍担心是,新流感病毒会和高致命性H 5N 1禽流感病毒重组,形成同时具有高致命性和高传染性的毒株。这种几率比较小,但担心是有道理的,管轶说,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发现了H 5N 1,而且,在一些国家长期存在,比如东南亚、埃及、中国,还有一些中亚国家。H 5N 1是流行于禽类特别是水禽中的一种病毒,已有的科学调查表明,水禽包括鸭子,已经成为H 5N 1的健康带毒体。偶尔H 5N 1病毒会传播给人,病死率超过SA R S,今年一月,北京、山东、山西、湖南、贵州各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一半以上感染者死亡。今年1月19日,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感染H 5N 1禽流感的散发病例在我国还有可能发生,但目前尚无大面积暴发的迹象。而新流感的暴发,会增加H 5N 1病毒重组形成高传染性病毒的几率。管轶说,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只有10%的感染率,而新流感病毒的感染率可能达到人口总数的三成。大流感的暴发会增加H 5N 1重组的可能,但我们不知道,这种重组是否一定会发生。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所长李德新也向记者表达了这种担忧,但他认为,新流感病毒不一定会和H 5N 1混合,流感家族非常庞大,也有可能和H 3N 2、H 2N 2混合。疫情的演变可能比人们所能预想的复杂,猪传人还没有确证,人传猪却已经得到了证实。5月2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首次发表声明,证实该国一家养猪场220头猪感染新流感病毒,该病毒很可能由该国一名从墨西哥回国的男子带回。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症有可能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一对一的至少半小时。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诊断和治疗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研究的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收治了一位从广东河源转来的危重肺炎病人。由于呼研所一直研究呼吸类疾病,一开始没那么紧张。该病人一直发烧不退,病情渐渐恶化,给他做机械通气,只能小容量通气,做多了肺会破。当周周三钟南山查房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位病人。之后他得知,收治该病人两天后,河源救治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钟南山警觉到这是一例值得关注的特殊病例。
1月中旬到2月中旬,用于控制非典的物资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段。非典研究不足,珠三角一带病人越来越多,第一批收治的医院,大批医护人员也被感染,病情渐渐控制不住。钟南山急于弄清疾病来源,联络了香港大学的管轶和郑伯健教授,取下病人身上病毒样本,交给他们到香港检测,并签订协议:一方发现病原体,须共同协商,征得国家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钟南山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就被专车接到广东迎宾馆开会。有消息称管轶会在第二天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为了解情况,钟南山凌晨3点赶去香港,与管轶确认后,将他和郑带回广州解释情况。
38小时未合眼的钟南山发烧了,左上肺有肺炎,全身乏力,但据他对非典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大量观察体会,他认为自己不是非典。为不影响士气,他选择在家治疗,由于没地方挂吊瓶,他在走廊门框上钉了一根钉子,至今没拔掉。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休息了3天,他回到医院。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士,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
2月11日,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钟南山受命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他以院士声誉担保,称“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做医生是愿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解放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道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受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的一个热爱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6岁了。
到医院不久,他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处理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致敬钟南山
甲型H1N1病毒片段中有9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猪型H1N1的影子病毒密码它在显微镜下,像个穿着盔甲的小刺猬,它的核心是一个八片段组成的RNA,一层基质蛋白就像骨架,紧紧包围着内核,外面穿着一身磷脂双分子层膜,层膜上插满刺突,就像一把把小尖刀。500把尖刀是被称为H1的血凝素刺突,还有100把尖刀是被称为N 1的神经氨酸酶刺突,它们控制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也控制病毒的亚型。它的直径只有70纳米,1000个它重叠在一起,才能被人看到。但它却令世界感到恐慌。它就是今年新流行的甲型H 1N 1病毒,科学家称它“看似陌生,却似曾相识”。据媒体报道,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13日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变异后比艾滋病更可怕,而他们已经观察到了病毒变异的迹象。“从4月24日世卫组织确诊新型H1N1以来,病毒确实发生了变异”,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告诉南都记者,但目前观察到的差异还比较小。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将把2009年蔓延全球的新流感带向何方。病毒似曾相识新流感病毒分离出来的八个片段,最老的已经90岁了,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猪病毒管轶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医疗英雄”,他是全球首先分离出冠状病毒的专家之一,他在中国青海等地长期追踪禽鸟病毒,5年时间里采集了10万份禽类病毒样本,对250多个H 5N 1毒株进行过排序,基本追溯清楚了亚洲候鸟迁徙和病毒传播变异过程,被称为“禽流感猎人”。“人类的知识对病毒的认知相当有限”,管轶承认,下一次流感大暴发的威胁究竟在何方,我们可能会猜错。管轶说,他在美国田纳西州读博士时,攻读的学位正好是猪流感病毒,当时也绝不会想到,猪流感病毒在若干年后,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流感病毒。猪是“病毒混合器”的概念,是两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其中一位是管轶的导师。科学家们认为,由于猪比人更容易传染禽流感病毒,同时猪亦能传染人流感病毒,病毒在猪身体里重组的机会大,所以猪在病毒的进化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充当“混合器”的角色。新流感病毒正是在猪身体里长期进化不断变异的结果,其中大部分为北美猪病毒。管轶说,分离出来的八个片段,最年轻的在猪身体里生活了10年,最老的生活了90年。第一个是1998年的北美鸟样病毒,第二个是1997年的人样病毒,还有1978年欧洲鸟类身上发现的病毒,其中最早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猪病毒。世卫组织曾公布,新流感病毒含有猪流感、人流感、禽流感病毒基因。“虽然有猪的、有人的、有禽的,但说是禽的、人的还是猪的病毒,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最年轻的也在猪身上待了10年”,管轶说,这个病毒里大部分都是美洲猪里面的病毒,但也有美洲病毒、有欧洲病毒、有亚洲病毒。这是一种新型H 1N 1,它的八个片段被包装成这样广泛传播,还是第一次出现。“看似陌生,却似曾相识”,管轶说,“我们知道每一个片段来自何方,但却不清楚它们在什么时间、地点重组。现在最缺乏的是美洲的调查数据,这种病毒在北美发生重组的可能性大,因为那里最先发现死亡者”。这种重组有可能发生在美国,也有可能发生在墨西哥,不可能说这种病毒来自中国。入侵人体实例1991年,广东一个两岁男童身上分离出甲型H1N1病毒,这是1977年俄罗斯病毒后少见的病毒实例这并不是甲型H 1N 1第一次入侵人体。原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疾控中心研究员郭元吉曾在两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一次中国南方的甲型H 1N 1感染事件。1991年6月,从一个广东2岁10个月的男童身上分离出甲型H 1N 1病毒。这是1977年俄罗斯流感后少见的人感染甲型H 1N 1病毒实例。经核苷酸全序列测定表明,这个被命名为广91-6毒株的H 1N 1病毒,并非来自实验室污染。在关于这个病毒的第二篇文章中,郭元吉提醒人们应该重视甲型H 1N 1病毒,如果发生基因突变,可能引起大流行。而此次大流行,是一种更新的H 1N 1毒株,它具有比广东H 1N 1病毒更强的传播性和更广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抗议下,世卫组织已经把这次新流感从“猪流感”更名为“A型H 1N 1流感”,但一些学者认为,新名字容易和之前发现的人感染H 1N 1病毒混淆。比如郭元吉就曾向媒体表示,这次新流感可以命名为“北美病毒”。管轶亦称,新流感可以命名为新型H 1N 1,以区分此次大暴发和以前的甲型H 1N 1。在1918年大入侵之后,甲型H 1N 1病毒于1946年后逐渐在人群中消失。直到1977年,它重新显身,被命名为俄罗斯病毒,在全球儿童中广泛传播。之后,H 1N 1在全球呈散发状态,逐渐消失,直到2009年,它在重新组装后,东山再起。病毒进化树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猪型H1N1保留至今并不断演化,终于成为2009年的美洲新流感而此次席卷全球36个国家(统计至5月16日)的新流感病毒,正好也是西班牙病毒的后裔。西班牙流感中的甲型H 1N 1病毒经过90年的发展,繁衍出一棵枝繁叶茂的病毒进化树,就像一个庞大的家族。管轶这样描述新流感病毒在这棵进化树中的位置:1918年流感大流行,出现两个分支,人型H 1N 1和猪型H 1N 1。人型H 1N 1引发了当年的流感大流行。而古老的猪型H 1N 1保留至今,并且不断演化,终于成为2009年的美洲新流感。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和H 1N 1有或亲或疏的关系。1918年西班牙暴发流感时,人们还无法描述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人类是1934年才第一次了解到H 1N 1流感病毒,直到1997年,从尸体中提取出甲型H 1N 1病毒,才弄清这场导致全球2200万人丧命的疾病的元凶。第二次流感大流行,暴发在1957年,从中国蔓延至南半球,再到美国,也有H 1N 1的身影。这种导致100万人死亡的毒株,由3个源于野鸭的H 2N 2亚型和5个其时流行的人H 1N 1亚型毒株经基因重组而成。第三次流感大流行,和第二次流感大流行中的H 2N 2有关。1968年的“香港流感”,由2个禽H 3N 2和6个人H 2N 2毒株重组形成。病死率的担忧目前的致死率还不至于引发恐慌,但一个坏经验是:大流感的第二波或第三波,破坏会超过第一波2009年的新流感是新世纪后引起人类流感大流行的第一种病毒,目前它正在逐步扩大它的版图。不断有新的国家报告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数据,每24小时,这种新型病毒就会入侵1000个人身体。虽然病毒随着人口迁徙传播,但它的病死率似乎在逐渐降低。最早报告疫情的墨西哥,死亡人数约占肺病人数的7%。在随后的病毒全球传播过程中,它导致的死亡率明显下降,记者初步统计,目前猪流感导致的死亡率,占确诊人数的0.8%。一周前(11日),世界卫生组织流行评估小组在《Science》杂志发表H 1N 1研究的早期成果报告文章,称新型的H 1N 1流感病毒是继1957年流感大流行后的具有危险性的病毒毒株,但是目前新流感的死亡率比1918年流感低很多。参与这项研究的伦敦皇家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N eilFerguson表示,“它的毒力还不至于引发人们的恐慌”。通常情况是,病毒刚开始传播的致死率会比较高。管轶说,但后期病毒会逐步适应人体。如果不发生新的变异,在逐步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新病毒的致病性会逐步降低。但这并不代表这次新流感病毒毒性一定会变得更弱。一个坏经验是:大流感会有两到三个波峰,第一波的病死率比较低,第二波或者第三波会超过第一波。比如西班牙流感,就先后出现过三波疫情。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春末,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发病率高而病死率低,很快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同年秋天,第二波疫情汹涌而来,大部分感染者是青壮年,除了发烧,还有咳血症状,第三波疫情发生在1919年冬季,疫情较第二波有所减轻。危险在何方?学者们在担心,新流感病毒会和高致命性H5N1禽流感病毒重组,增加H5N1传人可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实验室里观察新流感病毒的变异,包括英国科学院医学研究所。一位病毒学家表示,目前的基因图谱没有显示毒力会变强,但也没有显示它不会变强。学者们的普遍担心是,新流感病毒会和高致命性H 5N 1禽流感病毒重组,形成同时具有高致命性和高传染性的毒株。这种几率比较小,但担心是有道理的,管轶说,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发现了H 5N 1,而且,在一些国家长期存在,比如东南亚、埃及、中国,还有一些中亚国家。H 5N 1是流行于禽类特别是水禽中的一种病毒,已有的科学调查表明,水禽包括鸭子,已经成为H 5N 1的健康带毒体。偶尔H 5N 1病毒会传播给人,病死率超过SA R S,今年一月,北京、山东、山西、湖南、贵州各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一半以上感染者死亡。今年1月19日,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感染H 5N 1禽流感的散发病例在我国还有可能发生,但目前尚无大面积暴发的迹象。而新流感的暴发,会增加H 5N 1病毒重组形成高传染性病毒的几率。管轶说,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只有10%的感染率,而新流感病毒的感染率可能达到人口总数的三成。大流感的暴发会增加H 5N 1重组的可能,但我们不知道,这种重组是否一定会发生。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所长李德新也向记者表达了这种担忧,但他认为,新流感病毒不一定会和H 5N 1混合,流感家族非常庞大,也有可能和H 3N 2、H 2N 2混合。疫情的演变可能比人们所能预想的复杂,猪传人还没有确证,人传猪却已经得到了证实。5月2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首次发表声明,证实该国一家养猪场220头猪感染新流感病毒,该病毒很可能由该国一名从墨西哥回国的男子带回。
钟南山多年来一直默默努力,他取得的成果当然是特别大的,以前非典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现在肺炎他还是坚守在第一时间。
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的例行问诊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他会两点半准时出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三楼1号诊室,问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
他们通过专家热线预约,提交病例后由钟南山的助手们筛选,紧急的病症有可能优先安排。每周只有十几人能坐在钟南山面前,获得和钟南山一对一的至少半小时。现在病人平均要等三到六个月。名声最盛时,约他看病的人甚至排到两年后。
门诊被钟南山视为“必要的事情”,同样必要的事情是周三上午的查房,他的学生、护士、护士长、主治医生、主任医师紧随其后。查房所看病人有限,有病人会边哭边拉住他。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教授张挪富回忆,1992年刚到医院时,大查房就已经开始了,至今未曾间断过。“他主要是看一些诊断和治疗有困难的疑难病人,解决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
钟南山自认是“临床医学家”,门诊发现的疑难病症,他会当作学术研究的挑战,回到实验室攻关。在他心中,疑难病症是课题。“实践医学就是一边实践,一边科研,不能只是搞研究,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病人的问题。”
他已经82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已经很多年没休息过了。“我有周六和周日,但我要干活。”
这些年,他一直忙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工作,大力推动肺癌筛查居民健康服务,建成广东呼吸中心依然是他最大的追求。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呼研所”)收治了一位从广东河源转来的危重肺炎病人。由于呼研所一直研究呼吸类疾病,一开始没那么紧张。该病人一直发烧不退,病情渐渐恶化,给他做机械通气,只能小容量通气,做多了肺会破。当周周三钟南山查房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位病人。之后他得知,收治该病人两天后,河源救治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钟南山警觉到这是一例值得关注的特殊病例。
1月中旬到2月中旬,用于控制非典的物资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段。非典研究不足,珠三角一带病人越来越多,第一批收治的医院,大批医护人员也被感染,病情渐渐控制不住。钟南山急于弄清疾病来源,联络了香港大学的管轶和郑伯健教授,取下病人身上病毒样本,交给他们到香港检测,并签订协议:一方发现病原体,须共同协商,征得国家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钟南山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飞机就被专车接到广东迎宾馆开会。有消息称管轶会在第二天公布非典病原很可能是禽流感。为了解情况,钟南山凌晨3点赶去香港,与管轶确认后,将他和郑带回广州解释情况。
38小时未合眼的钟南山发烧了,左上肺有肺炎,全身乏力,但据他对非典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大量观察体会,他认为自己不是非典。为不影响士气,他选择在家治疗,由于没地方挂吊瓶,他在走廊门框上钉了一根钉子,至今没拔掉。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休息了3天,他回到医院。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士,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
2月11日,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钟南山受命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他以院士声誉担保,称“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做医生是愿望
如果不是非典,钟南山此前的67年岁月,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来形容。
钟南山1936年10月20日生于南京,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钟世藩为他取名“南山”。钟世藩是孤儿,9岁被带到上海做仆人,后来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成为40位入学者中最后成功毕业的8名学生之一,是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解放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父亲自费买来小白鼠在书房做实验,家里的三楼都是老鼠,钟南山的医学启蒙由此开始。他每天都去喂小白鼠。有人来找他父亲,问邻居住址,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道大,就是他们家。”
钟南山儿时经常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那时候晚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孩子康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受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的一个热爱的原因。”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
“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这时,他已经快36岁了。
到医院不久,他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病人险些丢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跟着大夫余真学习怎么处理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做什么检查。晚上回家继续研究功课。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原先圆头满腮、双目炯炯发光、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康出了问题。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致敬钟南山
终南山院士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在非典期间,他是冲在最前线的,不顾个人安危,现在的疫情也是的,研究出了很多有用的
文化名人儒学盛,人才出。自宋至清,全县科考中榜进士125人,举人413人,贡生、秀才干余人,其人数之众居赣南之首。进士当中,状元及第者2人,探花1人(即宋皇祐五年状元郑獬、景定三年特科状元谢元龙、明成化五年探花董越)。自唐至清,进入仕途官达四至一品的高级职官67人,成为朝廷文臣武将者有:南唐礼部尚书衷愉,南宋理宗帝所拜右丞相崔与之,宋代太常寺卿黎尧、尚书仆射刘越驭、胡承憨,明代弘治工部尚书董越等文臣;南宋抗元英雄陈继周、尹玉;明代卫国将军卢述、抗倭英雄陈勉;清代军功显赫的大将军叶信等武将。见诸史册记载的文化名流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廖氏文学集团” (廖匡图、廖正图、廖邈、廖融、廖凝),北宋的“孙氏五贤”(孙长孺、孙立节、孙勰、孙虑、孙登科),南宋的“曾氏祖孙”(曾兴宗、曾原一)和“宁都三肖”(肖立等、肖士赞、肖土资);明末清初的“宁都三魏”(魏禧、魏祥、魏礼)和“易堂九子”(“三魏”和李腾蛟、邱维屏、曾灿、彭任、彭士望、林时益);清末的“宁都三邱”(邱璧、邱和鸣、邱珍)以及民初“宁都教育精英”(邱灏、邱椿、邱燕、邱敬慎、蔡爱仁、温晋城等)。此外,尚有文学家杨益、董越、董天锡,翻译家孙伯颜,江南山水画宗师罗牧,蚕桑博士李安等。历代文化名流学者留下传世诗文、论著1200多部(卷),蜚声海内,影响数百年,故有“文乡诗国”之誉。宁都名人:管轶,江西宁都人,现为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是当今禽流感病毒国际权威之一。是最先提出果子狸是传播SARS冠状病毒的科学家之一,曾获《时代周刊》选为18位救人英雄之一。回答人的补充 2011-04-25 14:43 宁都名人(成功人士)邱 本邱本,男,1966年出生,江西宁都人。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9月——2004年2月在瑞士联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1989年至1997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温 锐男,1953年9月生,江西宁都县人,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省中青年学术学科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先后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开始担任中国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理事。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3项、省社科规划课题4项;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社会经济史,重点做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问题研究;有《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中英文版)、《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研究》、《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百年巨变与振兴之梦:20世纪江西经济发展研究》等多部专著,先后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哲》、《近代史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相关成果获得《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高校社科文摘》《中国现代史》和《经济史》等刊物摘编转载。杨延晋,江西宁都人,中国电影导演。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73年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改学导演。1978年,他和邓逸民合作拍摄了《苦恼人的笑》,该片荒诞,具有讽刺意味,揭示了当时的某些社会问题,虽然这部影片是杨延晋的早期作品,但已显露出他的才华。1981年,杨延晋以影片《小街》再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导演功力。影片拍得象散文诗一样美,表现了特殊年代中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美好的感情以及他们催人泪下的遭遇。《小街》公演后引起很大反响。1986年,执导了《T省的84、85年》,影片通过一起经济案件的审理,揭露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在导演处理上,逻辑性强,突出了时代特点,思想深刻,令人长久回味。1987年,导演了轻喜剧《女市长的私人生活》,该片的风格与前几部影片不同,多了几份幽默,少了一些严肃,影片轻松活泼,令人情不自禁地发笑。这期间,他的作品还有《两个少女》、《少女与小偷》、《夜半歌声》。1990年他导演的《地狱·天堂》问世,接着又投拍了电视剧《几度夕阳红》。从杨延晋选拍的题材来看,他偏爱政治片,这说明他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近几年,他在事业上仍不邂追求,并与台湾著名女作家玄小佛结为伉俪,真可谓春风得意。 主要作品及获奖情况:《苦恼人的笑》(1979) 《小街》 (1981)《两个少女》(1984) 《夜半歌声》(1985)《T省的84、85年》(1986)《女市长的私人生活》(1987)《地狱天堂》(1989) 《千里寻梦》(1991)《苦恼人的笑》: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T省的84、85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郭冬发,男,江西宁都人。 1965年1月18日生,1984年本科毕业于东华理工学院应用化学系,1989年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任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质谱学会常务理事。现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任期至2004年年底。
校园欺凌是指同学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
校园欺凌多发生在中小学。校园欺凌分为单人实施的暴力,少数人数暴力,和多人 实施暴力。实施环境地区多为校园周边或人少僻静处。
2018年7月5日北京为解决校园欺凌,教育部首先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欺凌治理方案公布:发生校园欺凌须限时上报。
对受害者影响:
欺负同学会对同学构成心理问题,影响健康,甚至影响人格发展。
身心影响:恐惧、消沉抑郁、创伤后遗症、忧虑、胃痛、吸毒、酗酒、自残、自杀,自己也成为欺凌者,可能是校园枪击案的原因之一。
其他影响:常常缺席、对老师不恭敬。
扩展资料:
欺凌行为:
1.叫受害者侮辱性绰号;指责受害者无用、侮辱其人格等。
2.对受害者进行重复性的物理攻击。拳打脚踢、掌掴拍打、推撞绊倒、拉扯头发;使用管制刀具、棍棒等攻击受害者。
3.干涉受害者的个人财产、教科书、衣裳等,损坏,或通过他们嘲笑受害者。4.·欺凌者明显地比受害者强,而欺凌是在受害者未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发生。
4.传播关于受害者的消极谣言和闲话。
5.恐吓、威迫受害者做他或她不想要做的,威胁受害者跟随命令。
6.让受害者遭遇麻烦,或令受害者招致处分。
7.中伤、讥讽、贬抑评论受害者的体貌、性取向、宗教、种族、收入水平、国籍、家人或其他。
8.分派系结党:孤立、杯葛或排挤受害者。
9.敲诈:强索金钱或物品。
10.画侮辱画,写侮辱性的文字。
11.网上欺凌(Cyberbullying),即在网志或论坛上发表具有人身攻击成份的言论。
参考资料:校园欺凌百度百科
钟南山的医成果特别多,在他从医之后,先后就取得国家和省市各级的科研成果有20多项,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在部省级科技进步各获得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了70多篇论文。
1984年9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医学院的医学专业被确定为省属高校重点专业。1989年3月,经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学院有5项教学成果获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蒋琳的“《基础化学》的教学及其教研室建设”,程本芳、迮明廉、余启胜的“普通高等医学教育多科系同异步教学计划的整体优化和调控”,邹志森的“培养实习医师的有效措施——‘四项任务’和‘七项制度’”获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0年,学院有3项教学成果获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的“人体解剖学教学法和教材的改革”获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3年,学校有2项教学成果获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998年,徐斯凡主持的“功能实验教学改革及微机化”项目获得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0年,卢忠萍等的“‘五段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戴闽等的“外科学总论教学改革实践研究”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刘志刚等的“地方医学院校研究室建设与探索”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另外学院还获得省高校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2003年,周宪民等的“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电子教材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4年,段菊如主持的“《断层解剖学》课程建设探索”和欧阳群玲等的“医学网络教学的研究与应用”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肖新兰等的“CT、MRI多媒体教学软件”、苏海等的“‘实践培能’心电图教学新模式”、龚洪翰等的“医学影像诊断学教学模式改革”和孔江联等的“构建江西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新模式”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欧阳群玲等的“医学网络教学研究与应用”获得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江西医学院首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 恢复本科办学之初,学校仅设医学专业。为改变医学本科教育专业单一的状况,在恢复本科办学的同时,学院便开始着手进行专业调整工作。针对江西省口腔医学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学院加快了口腔医学系的筹建步伐。1979年9月,学院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1997年10月18日,学院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98年11月1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江西省学位委员会,批准江西医学院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丁健: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组长 。(2014年)赵白鸽:曾任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兼任国务院妇儿工委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外交学会常务理事 。(2014年)管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是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国际权威之一 。(2010年)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 1952年学校改院后,科研工作主要围绕地方病、流行病、工矿卫生和中医中药科学研究工作展开,特别是把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作为科研的重点。1954年,经卫生部批准的“钉螺杀灭法的实验”和“血吸虫病治疗之改进”等11个研究课题都与流行病有关,1956年,114位教师提出了大小90个研究题目,副教授以上的教学人员有81%参加了研究工作,同时在学生中成立了20个科研小组,在教研组领导下进行科研工作。2篇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及其外文版。1957年,各教研组提出了当年科研课题86个,其中与血吸虫病的防治有关者13个,与“除四害”有关者(蚊子方面)2个,与中医中药有关者28个,86个题目中经中央卫生部批准列入国家计划的有7个。1958年,列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药组编制的科研计划研究题共15个,列入“血研”计划的15个,列入江西省计划的有24个,其余为院题(包括各教学医院)85个,共计139个 。合并前的1958年初制订的全院科研计划中,国家题有15题(国家题全省共18个),经江西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审定的15题,经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批准列入江西省计划的有24题,其余一般题(院题)87个,总计141个。1958年全院共完成了学术论文142篇,其中公开发表了50篇,完成了各类技术革新19500余项。同年,二附院张以延与龚胜连合作研制的“心房颤动除颤器”获卫生部金质奖,开创了本院教师获部级科技奖的先河。1959年,成立科学研究委员会,科研经费27080元。全年共完成学术论文477篇,举行学术活动360次。1960年,蔡锡麟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62年12月,学院党委根据教育部《关于为老教师配备科学助手的意见》精神,决定为二级教授孟宪荩(外科)、程崇圮(内科)、孙明(妇产科),三级教授刘懋淳(皮肤科)配备科学助手。1964年,科研计划共列题98个,其中国家题13项(计30题),省题35个,院题33个,绝大多数国家题都得到落实。全年共完成论文和小结共343篇。当年,江西省湖口县突发“湖口病”,全年发病1026例,病死94例;1965年又发生96例,复发165例,病死4例。在省卫生厅领导下,学院派出十余位老师参加了防治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并获卫生部嘉奖。1965年,列科研题61项,其中国家题24项,省题22项,院题15项。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进行,不少课题没有完成。完成的课题中有水平较高的项目,如生化教研组彭伟堂“关于鸟氨酸氨基移换酶活力的测定方法”,是当时国际上的一种最快速的简便方法,易于推广和下农村。二附院张以延研制的“心室纤维性颤动消除器”,对于拯救手术中发生心室纤维性颤动的病人免于死亡具有重要价值,该产品荣获首届全国无线电工程制作二等奖。学院生物化学专业作为全省唯一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开始招生,导师为赵天睿。1966年,科研计划共列题13项,其中国家题1项,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题1项,省卫生厅题5项,院题6项,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多数科研项目被迫中止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全省科学大会相继召开,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完成的“争光霉素”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奖,江西医学院符式珪等人专著《女性尿瘘的手术治疗》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另外,江西医学院还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奖2项,全省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奖13项 。20世纪80年代中,学院获得一大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曹勇等的“高频喷射呼吸机”于1984年获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1985年又获国家发明三等奖,这是学院历史上首次获得的国家三等奖。王尚福等的“微晶陶瓷人工关节生物材料的研究及临床应用”于1987年同获国家发明四等奖和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戴育成等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淋巴细胞集落的形成”于1985年获得了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1988年,又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司鲁等的“国人脑血管的系列研究”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戴育成等的“人类B淋巴祖细胞(BL—CFG)体外无血清半固体培养的研究”于1990年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俞俊甫等的“恒压式导纳图仪研制及其应用”于1984年获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93年到1997年,共获准各级各类科研课题432项,总经费640.59万元,其中国家基金课题28项。秦达意的“油膜隔离法化学箝技术与分子依从性离子性通道的研究”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填补了江西省在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方面的空白。1995年,黄绍烈等的“运用中医中指中节同身寸确定食道心房调搏导管深度的最佳位置”获国家发明三等奖。李国辉等的“辐照氟银猪皮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陈蔷娟等的“新型可转动义眼座连体的研制与临床应用”、刘志刚等人的“蝉抗原诱导的宿主—寄生虫免疫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兰绪达等的“人工晶体状眼内植入的临床研究”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郭光华等的“高频喷射通气和机理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郭光华等人的“高频喷射通气过程形成涡流与CO2排除的关系”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8至2005年,学院共获准省级及以上科研课题1341项,科研经费总计2565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43项,“863”合作项目2项,“973”合作项目2项。1998年,丁文龙主持的“异种神经移植修复周围神经缺损的实验研究”和彭轼平等的“丝虫性乳糜尿临床及发病机理研究”均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0年,吴开云等的“下丘脑弓状核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影响及调控研究”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4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1年,刘志刚主持的“中华硬蜱抗原诱导宿主抗蜱免疫作用机理的研究”获得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李国辉主持的“吸入性损伤的研究”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2年,关晏星主持的“泌乳素受体与乳腺癌预后关系的研究”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3年,王崇文主持的“清热消炎对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成果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4年,彭卫东主持的“中国大陆蛔虫同域种群分子遗传学研究”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高国兰主持的“闭孔动脉跨区供血的长型股薄肌肌皮瓣在切除外阴、阴道癌组织缺损后一期重建”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4项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二附院的留美学者洪葵发现世界首例引起心脏猝死新基因。2005年,洪涛主持的“缝隙连接参与脑血管痉挛的机理研究”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程晓曙主持的“一个细胞因子诱导的心功能不全新模型及其机制”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程晓曙主持的“射频消融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和龚洪翰主持的“CT增强延时扫描在泌尿系病变的应用研究”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3项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1984年9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医学院的医学专业被确定为省属高校重点专业。1989年3月,经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学院有5项教学成果获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蒋琳的“《基础化学》的教学及其教研室建设”,程本芳、迮明廉、余启胜的“普通高等医学教育多科系同异步教学计划的整体优化和调控”,邹志森的“培养实习医师的有效措施——‘四项任务’和‘七项制度’”获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0年,学院有3项教学成果获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其中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的“人体解剖学教学法和教材的改革”获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3年,学校有2项教学成果获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998年,徐斯凡主持的“功能实验教学改革及微机化”项目获得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0年,卢忠萍等的“‘五段式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戴闽等的“外科学总论教学改革实践研究”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刘志刚等的“地方医学院校研究室建设与探索”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另外学院还获得省高校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2003年,周宪民等的“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电子教材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4年,段菊如主持的“《断层解剖学》课程建设探索”和欧阳群玲等的“医学网络教学的研究与应用”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肖新兰等的“CT、MRI多媒体教学软件”、苏海等的“‘实践培能’心电图教学新模式”、龚洪翰等的“医学影像诊断学教学模式改革”和孔江联等的“构建江西成人高等医学教育新模式”获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欧阳群玲等的“医学网络教学研究与应用”获得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江西医学院首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 恢复本科办学之初,学校仅设医学专业。为改变医学本科教育专业单一的状况,在恢复本科办学的同时,学院便开始着手进行专业调整工作。针对江西省口腔医学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学院加快了口腔医学系的筹建步伐。1979年9月,学院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1997年10月18日,学院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98年11月1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江西省学位委员会,批准江西医学院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丁健: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组长 。(2014年)赵白鸽:曾任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兼任国务院妇儿工委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外交学会常务理事 。(2014年)管轶: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是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国际权威之一 。(2010年)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 1952年学校改院后,科研工作主要围绕地方病、流行病、工矿卫生和中医中药科学研究工作展开,特别是把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作为科研的重点。1954年,经卫生部批准的“钉螺杀灭法的实验”和“血吸虫病治疗之改进”等11个研究课题都与流行病有关,1956年,114位教师提出了大小90个研究题目,副教授以上的教学人员有81%参加了研究工作,同时在学生中成立了20个科研小组,在教研组领导下进行科研工作。2篇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及其外文版。1957年,各教研组提出了当年科研课题86个,其中与血吸虫病的防治有关者13个,与“除四害”有关者(蚊子方面)2个,与中医中药有关者28个,86个题目中经中央卫生部批准列入国家计划的有7个。1958年,列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药组编制的科研计划研究题共15个,列入“血研”计划的15个,列入江西省计划的有24个,其余为院题(包括各教学医院)85个,共计139个 。合并前的1958年初制订的全院科研计划中,国家题有15题(国家题全省共18个),经江西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审定的15题,经江西省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批准列入江西省计划的有24题,其余一般题(院题)87个,总计141个。1958年全院共完成了学术论文142篇,其中公开发表了50篇,完成了各类技术革新19500余项。同年,二附院张以延与龚胜连合作研制的“心房颤动除颤器”获卫生部金质奖,开创了本院教师获部级科技奖的先河。1959年,成立科学研究委员会,科研经费27080元。全年共完成学术论文477篇,举行学术活动360次。1960年,蔡锡麟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62年12月,学院党委根据教育部《关于为老教师配备科学助手的意见》精神,决定为二级教授孟宪荩(外科)、程崇圮(内科)、孙明(妇产科),三级教授刘懋淳(皮肤科)配备科学助手。1964年,科研计划共列题98个,其中国家题13项(计30题),省题35个,院题33个,绝大多数国家题都得到落实。全年共完成论文和小结共343篇。当年,江西省湖口县突发“湖口病”,全年发病1026例,病死94例;1965年又发生96例,复发165例,病死4例。在省卫生厅领导下,学院派出十余位老师参加了防治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并获卫生部嘉奖。1965年,列科研题61项,其中国家题24项,省题22项,院题15项。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进行,不少课题没有完成。完成的课题中有水平较高的项目,如生化教研组彭伟堂“关于鸟氨酸氨基移换酶活力的测定方法”,是当时国际上的一种最快速的简便方法,易于推广和下农村。二附院张以延研制的“心室纤维性颤动消除器”,对于拯救手术中发生心室纤维性颤动的病人免于死亡具有重要价值,该产品荣获首届全国无线电工程制作二等奖。学院生物化学专业作为全省唯一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开始招生,导师为赵天睿。1966年,科研计划共列题13项,其中国家题1项,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题1项,省卫生厅题5项,院题6项,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多数科研项目被迫中止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全省科学大会相继召开,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完成的“争光霉素”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奖,江西医学院符式珪等人专著《女性尿瘘的手术治疗》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另外,江西医学院还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奖2项,全省科学大会科学技术奖13项 。20世纪80年代中,学院获得一大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曹勇等的“高频喷射呼吸机”于1984年获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1985年又获国家发明三等奖,这是学院历史上首次获得的国家三等奖。王尚福等的“微晶陶瓷人工关节生物材料的研究及临床应用”于1987年同获国家发明四等奖和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戴育成等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淋巴细胞集落的形成”于1985年获得了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1988年,又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司鲁等的“国人脑血管的系列研究”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戴育成等的“人类B淋巴祖细胞(BL—CFG)体外无血清半固体培养的研究”于1990年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俞俊甫等的“恒压式导纳图仪研制及其应用”于1984年获省优秀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93年到1997年,共获准各级各类科研课题432项,总经费640.59万元,其中国家基金课题28项。秦达意的“油膜隔离法化学箝技术与分子依从性离子性通道的研究”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填补了江西省在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方面的空白。1995年,黄绍烈等的“运用中医中指中节同身寸确定食道心房调搏导管深度的最佳位置”获国家发明三等奖。李国辉等的“辐照氟银猪皮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陈蔷娟等的“新型可转动义眼座连体的研制与临床应用”、刘志刚等人的“蝉抗原诱导的宿主—寄生虫免疫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兰绪达等的“人工晶体状眼内植入的临床研究”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郭光华等的“高频喷射通气和机理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郭光华等人的“高频喷射通气过程形成涡流与CO2排除的关系”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8至2005年,学院共获准省级及以上科研课题1341项,科研经费总计2565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43项,“863”合作项目2项,“973”合作项目2项。1998年,丁文龙主持的“异种神经移植修复周围神经缺损的实验研究”和彭轼平等的“丝虫性乳糜尿临床及发病机理研究”均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0年,吴开云等的“下丘脑弓状核对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影响及调控研究”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4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1年,刘志刚主持的“中华硬蜱抗原诱导宿主抗蜱免疫作用机理的研究”获得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李国辉主持的“吸入性损伤的研究”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2年,关晏星主持的“泌乳素受体与乳腺癌预后关系的研究”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3年,王崇文主持的“清热消炎对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成果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2项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4年,彭卫东主持的“中国大陆蛔虫同域种群分子遗传学研究”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高国兰主持的“闭孔动脉跨区供血的长型股薄肌肌皮瓣在切除外阴、阴道癌组织缺损后一期重建”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4项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二附院的留美学者洪葵发现世界首例引起心脏猝死新基因。2005年,洪涛主持的“缝隙连接参与脑血管痉挛的机理研究”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程晓曙主持的“一个细胞因子诱导的心功能不全新模型及其机制”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程晓曙主持的“射频消融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和龚洪翰主持的“CT增强延时扫描在泌尿系病变的应用研究”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3项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学校是“文理工医渗透、产学研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现拥有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育等11个学科门类的91个本科专业;各类在校生81829人,其中全日制本、专科生69957人,各类研究生8000人,留学生126人,继续教育在校脱产生3746人;现有3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9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授予点,20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177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材料加工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临床医学);具有工程硕士(16个工程领域)、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临床医学硕士、口腔医学硕士、法律硕士(JM)等专业学位、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15个专业)、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2个(材料物理与化学、食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食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鄱阳湖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中心2个(教育部发光材料与器件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生物质转化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食品质量与安全” 创新团队、“半导体照明技术”创新团队),国家级临床药理基地1个,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工程力学实验中心),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现代汉语》、《高等数学》),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基因工程》),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41个,省级本科品牌专业36个,省级医学领先专业16个。学校实行学分制,建有10大基础实验中心、46个专业实验室和217个校内外实习基地,致力于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学金"、"新生入学奖学金"、"中兴奖教学金"、"王氏奖学金"等20余种奖学金。在校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连续11年获18个一等奖,连续多年获得江西省大学生电子制作大赛冠军,连续2年获全国大学生网络大赛第二名。2005年,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影视类全国唯一的金奖和29项单项奖,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竞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声乐专业组一等奖,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大赛二等奖1项,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1项,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赛"最佳语言奖",第十届全运会女子四人双桨金牌。毕业生就业率高,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学校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瞄准学科前沿和经济建设需要,大力加强科研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三年来,学校共承担和参与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3项;为地方、企业服务的横向科研项目771项,形成了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6084篇,被SCI(E)、EI、ISTP、CSSCI收录602篇。南昌大学科技园为国家大学科技园,2005年被确定为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创业项目和创新项目服务机构,2006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认定为全国大学科技园首家“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2007年在吉安市设立南昌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生物科技分园。学校先后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南昌高新开发区成立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与新加坡新达科技集团在吉安市合作建设新加坡食品医药科技园,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已取得一批标志性、有特色的科技成果:如成功研发“蓝宝石衬底GaN基蓝光材料生产技术”,打破了这一高技术产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攻克了世界难题“硅衬底蓝色发光材料生长与器件制造技术”,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被评为863重大成果等等。此外,学校还成立有高等研究院、军工研究院和北京研究院。学校大力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与20多个国家的3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建立了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其中,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合作培养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医院管理硕士,并合作在法国建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与法国巴黎高等电力与自动化学院合作培养工程硕士;与英国阿伯泰·邓迪大学合作培养软件工程与信息技术科学硕士;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开展寄生虫病学研究;与美国田纳西州圣犹大儿童病研究院合作开展流感病毒和抗流感病毒疫苗研究;与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奥克兰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和圣约克学院、德国德雷斯顿技术大学、日本三梨学院大学、九州大学、冈山大学、佐贺大学、泰国宋卡王子大学等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2003年受教育部委托赴几内亚开展经济管理师资培训,成为中国首所在非洲颁发学历证书的高校。2005年受教育部、商务部委托开展援助非洲专题项目研究。学校还成立了培材韩国语教育中心、中德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中比文化交流中心。 文化传统[编辑本段]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教研并重、兼容并蓄、致善致用”的办学理念和“崇德尚能,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秉承“格物致新,厚德泽人”校训,建立了“加强基础、拓宽口径、分流培养,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因材施教、柔性培养”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和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知识结构合理、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2006年,学校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2007年,学校被列为首批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近三年来,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网络大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竞赛、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赛、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等一系列国家级赛事中均获得一等奖。在首届国际大学生英语辩论赛中,我校代表队成为中国唯一进入四强的代表队,1人以个人积分第一的成绩获得“最佳辩手”称号。自办学以来,学校已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各级各类优秀专门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就卓著。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克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蕃,以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葆明、熊仁根、施苏华、郑泉水、陈晔光、钟登华、罗笑南、姚雪彪、朱卫国、韩忠朝,香港大学教授管轶等知名专家。 学校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组织保证。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模式,实现了学生党支部建在楼栋及建设学生班级党支部的工作创新;开展师德师风、医德医风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色鲜明;按照“学院管理,栋为基础”的学生管理运行模式,开展以“三进三结合三大建设一项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学校多次被评为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党建“红旗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全国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先进单位”、“全国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全国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信工学院电工电子实验中心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校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十年成就奖”,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被评为“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先进集体”,学生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爱心医学会等学生社团被评为“全国大学生示范社团”。 学校遵循校园文化发展规律,培育昌大精神,创建和谐文化,形成了“前湖之风”周末讲坛,“青蓝论坛”,“昌大智库”,“红土地”网站等校园文化品牌;将赣学列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整理发掘赣文化优秀传统,组建了赣学研究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等一批重点研究基地,引导和推动区域文化发展。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南昌大学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进工作重心从外延发展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从以数量扩张转移到进一步提高质量上来,从以教学为主转移到教学与科研并重上来的“三个转移”,认真做好质量、特色、管理 “三篇文章”,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迈入新的征程,在国家教育部的亲切关怀下,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历届校友的大力支持下,南昌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正满怀信心,继往开来,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开拓进取,朝着建设高水平新型综合性大学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豫章故郡,旧邦维新,我们一起见证江西在中部的崛起! 斯文正印,继往开来,我们相与共建昌大在中华之腾飞!【校训】格物致新、厚德泽人
甲型H1N1病毒片段中有9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猪型H1N1的影子病毒密码它在显微镜下,像个穿着盔甲的小刺猬,它的核心是一个八片段组成的RNA,一层基质蛋白就像骨架,紧紧包围着内核,外面穿着一身磷脂双分子层膜,层膜上插满刺突,就像一把把小尖刀。500把尖刀是被称为H1的血凝素刺突,还有100把尖刀是被称为N 1的神经氨酸酶刺突,它们控制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也控制病毒的亚型。它的直径只有70纳米,1000个它重叠在一起,才能被人看到。但它却令世界感到恐慌。它就是今年新流行的甲型H 1N 1病毒,科学家称它“看似陌生,却似曾相识”。据媒体报道,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13日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变异后比艾滋病更可怕,而他们已经观察到了病毒变异的迹象。“从4月24日世卫组织确诊新型H1N1以来,病毒确实发生了变异”,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告诉南都记者,但目前观察到的差异还比较小。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将把2009年蔓延全球的新流感带向何方。病毒似曾相识新流感病毒分离出来的八个片段,最老的已经90岁了,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猪病毒管轶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医疗英雄”,他是全球首先分离出冠状病毒的专家之一,他在中国青海等地长期追踪禽鸟病毒,5年时间里采集了10万份禽类病毒样本,对250多个H 5N 1毒株进行过排序,基本追溯清楚了亚洲候鸟迁徙和病毒传播变异过程,被称为“禽流感猎人”。“人类的知识对病毒的认知相当有限”,管轶承认,下一次流感大暴发的威胁究竟在何方,我们可能会猜错。管轶说,他在美国田纳西州读博士时,攻读的学位正好是猪流感病毒,当时也绝不会想到,猪流感病毒在若干年后,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流感病毒。猪是“病毒混合器”的概念,是两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其中一位是管轶的导师。科学家们认为,由于猪比人更容易传染禽流感病毒,同时猪亦能传染人流感病毒,病毒在猪身体里重组的机会大,所以猪在病毒的进化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充当“混合器”的角色。新流感病毒正是在猪身体里长期进化不断变异的结果,其中大部分为北美猪病毒。管轶说,分离出来的八个片段,最年轻的在猪身体里生活了10年,最老的生活了90年。第一个是1998年的北美鸟样病毒,第二个是1997年的人样病毒,还有1978年欧洲鸟类身上发现的病毒,其中最早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猪病毒。世卫组织曾公布,新流感病毒含有猪流感、人流感、禽流感病毒基因。“虽然有猪的、有人的、有禽的,但说是禽的、人的还是猪的病毒,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最年轻的也在猪身上待了10年”,管轶说,这个病毒里大部分都是美洲猪里面的病毒,但也有美洲病毒、有欧洲病毒、有亚洲病毒。这是一种新型H 1N 1,它的八个片段被包装成这样广泛传播,还是第一次出现。“看似陌生,却似曾相识”,管轶说,“我们知道每一个片段来自何方,但却不清楚它们在什么时间、地点重组。现在最缺乏的是美洲的调查数据,这种病毒在北美发生重组的可能性大,因为那里最先发现死亡者”。这种重组有可能发生在美国,也有可能发生在墨西哥,不可能说这种病毒来自中国。入侵人体实例1991年,广东一个两岁男童身上分离出甲型H1N1病毒,这是1977年俄罗斯病毒后少见的病毒实例这并不是甲型H 1N 1第一次入侵人体。原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疾控中心研究员郭元吉曾在两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一次中国南方的甲型H 1N 1感染事件。1991年6月,从一个广东2岁10个月的男童身上分离出甲型H 1N 1病毒。这是1977年俄罗斯流感后少见的人感染甲型H 1N 1病毒实例。经核苷酸全序列测定表明,这个被命名为广91-6毒株的H 1N 1病毒,并非来自实验室污染。在关于这个病毒的第二篇文章中,郭元吉提醒人们应该重视甲型H 1N 1病毒,如果发生基因突变,可能引起大流行。而此次大流行,是一种更新的H 1N 1毒株,它具有比广东H 1N 1病毒更强的传播性和更广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抗议下,世卫组织已经把这次新流感从“猪流感”更名为“A型H 1N 1流感”,但一些学者认为,新名字容易和之前发现的人感染H 1N 1病毒混淆。比如郭元吉就曾向媒体表示,这次新流感可以命名为“北美病毒”。管轶亦称,新流感可以命名为新型H 1N 1,以区分此次大暴发和以前的甲型H 1N 1。在1918年大入侵之后,甲型H 1N 1病毒于1946年后逐渐在人群中消失。直到1977年,它重新显身,被命名为俄罗斯病毒,在全球儿童中广泛传播。之后,H 1N 1在全球呈散发状态,逐渐消失,直到2009年,它在重新组装后,东山再起。病毒进化树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猪型H1N1保留至今并不断演化,终于成为2009年的美洲新流感而此次席卷全球36个国家(统计至5月16日)的新流感病毒,正好也是西班牙病毒的后裔。西班牙流感中的甲型H 1N 1病毒经过90年的发展,繁衍出一棵枝繁叶茂的病毒进化树,就像一个庞大的家族。管轶这样描述新流感病毒在这棵进化树中的位置:1918年流感大流行,出现两个分支,人型H 1N 1和猪型H 1N 1。人型H 1N 1引发了当年的流感大流行。而古老的猪型H 1N 1保留至今,并且不断演化,终于成为2009年的美洲新流感。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和H 1N 1有或亲或疏的关系。1918年西班牙暴发流感时,人们还无法描述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人类是1934年才第一次了解到H 1N 1流感病毒,直到1997年,从尸体中提取出甲型H 1N 1病毒,才弄清这场导致全球2200万人丧命的疾病的元凶。第二次流感大流行,暴发在1957年,从中国蔓延至南半球,再到美国,也有H 1N 1的身影。这种导致100万人死亡的毒株,由3个源于野鸭的H 2N 2亚型和5个其时流行的人H 1N 1亚型毒株经基因重组而成。第三次流感大流行,和第二次流感大流行中的H 2N 2有关。1968年的“香港流感”,由2个禽H 3N 2和6个人H 2N 2毒株重组形成。病死率的担忧目前的致死率还不至于引发恐慌,但一个坏经验是:大流感的第二波或第三波,破坏会超过第一波2009年的新流感是新世纪后引起人类流感大流行的第一种病毒,目前它正在逐步扩大它的版图。不断有新的国家报告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数据,每24小时,这种新型病毒就会入侵1000个人身体。虽然病毒随着人口迁徙传播,但它的病死率似乎在逐渐降低。最早报告疫情的墨西哥,死亡人数约占肺病人数的7%。在随后的病毒全球传播过程中,它导致的死亡率明显下降,记者初步统计,目前猪流感导致的死亡率,占确诊人数的0.8%。一周前(11日),世界卫生组织流行评估小组在《Science》杂志发表H 1N 1研究的早期成果报告文章,称新型的H 1N 1流感病毒是继1957年流感大流行后的具有危险性的病毒毒株,但是目前新流感的死亡率比1918年流感低很多。参与这项研究的伦敦皇家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N eilFerguson表示,“它的毒力还不至于引发人们的恐慌”。通常情况是,病毒刚开始传播的致死率会比较高。管轶说,但后期病毒会逐步适应人体。如果不发生新的变异,在逐步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新病毒的致病性会逐步降低。但这并不代表这次新流感病毒毒性一定会变得更弱。一个坏经验是:大流感会有两到三个波峰,第一波的病死率比较低,第二波或者第三波会超过第一波。比如西班牙流感,就先后出现过三波疫情。第一波发生在1918年春末,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发病率高而病死率低,很快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同年秋天,第二波疫情汹涌而来,大部分感染者是青壮年,除了发烧,还有咳血症状,第三波疫情发生在1919年冬季,疫情较第二波有所减轻。危险在何方?学者们在担心,新流感病毒会和高致命性H5N1禽流感病毒重组,增加H5N1传人可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实验室里观察新流感病毒的变异,包括英国科学院医学研究所。一位病毒学家表示,目前的基因图谱没有显示毒力会变强,但也没有显示它不会变强。学者们的普遍担心是,新流感病毒会和高致命性H 5N 1禽流感病毒重组,形成同时具有高致命性和高传染性的毒株。这种几率比较小,但担心是有道理的,管轶说,目前已经有60个国家发现了H 5N 1,而且,在一些国家长期存在,比如东南亚、埃及、中国,还有一些中亚国家。H 5N 1是流行于禽类特别是水禽中的一种病毒,已有的科学调查表明,水禽包括鸭子,已经成为H 5N 1的健康带毒体。偶尔H 5N 1病毒会传播给人,病死率超过SA R S,今年一月,北京、山东、山西、湖南、贵州各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一半以上感染者死亡。今年1月19日,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感染H 5N 1禽流感的散发病例在我国还有可能发生,但目前尚无大面积暴发的迹象。而新流感的暴发,会增加H 5N 1病毒重组形成高传染性病毒的几率。管轶说,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只有10%的感染率,而新流感病毒的感染率可能达到人口总数的三成。大流感的暴发会增加H 5N 1重组的可能,但我们不知道,这种重组是否一定会发生。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所长李德新也向记者表达了这种担忧,但他认为,新流感病毒不一定会和H 5N 1混合,流感家族非常庞大,也有可能和H 3N 2、H 2N 2混合。疫情的演变可能比人们所能预想的复杂,猪传人还没有确证,人传猪却已经得到了证实。5月2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首次发表声明,证实该国一家养猪场220头猪感染新流感病毒,该病毒很可能由该国一名从墨西哥回国的男子带回。
人类与传染病奋战的公卫史上,天花的戏剧性数一数二。 英国医师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 18 世纪末发明牛痘 ,也让人类认识了一种有效预防疾病的方式。尽管如此,天花在 20 世纪仍然夺走 300 到 500 万人的性命。
尔后全人类团结一致对抗天花,不可思议地成功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元 1980 年宣布野生的天花绝迹──那一年谭德塞 15 岁,WHO 达成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天花是人类古老的传染病,如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 1154 年可能就是亡于天花。但是其他疾病也会产生类似天花的症状,使得古代疑似天花的病例难以判断。
近来由遗骸中取得 DNA 的研究大行其道,不少研究者也借此探讨古代的微生物。最近发表的论文报告,在欧洲北部 7 到 11 世纪(涵盖维京时期),11 人的遗骸中发现天花病毒,表示至少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感染天花。1, 2, 3
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缩写为 VARV)是 DNA 病毒。新发表的论文由年代介于距今 150 到 36000 年前,欧亚大陆和美洲的 1867 个古代样本中搜寻天花,结果在 26 个样本中侦测到天花病毒的碎片。
进一步分析,这 26 个样本中有 13 人的结果比较可靠,从中取得比较大量的病毒 DNA 片段。出土于俄罗斯西部的 2 人年代为 19 世纪;其他 11 人年代介于公元 603 到 1050 年,分别位于北欧、不列颠、俄罗斯西部 ,从中拼凑出 4 个完整的基因组,平均覆盖率介于 5.01 到 45.19。
介绍这次发现时,包括论文和一些新闻,都写说得知「维京时期(Viking Age)」的天花。肯定曾有维京人感染天花,不过严格来说,维京时期在公元 793 年才正式开始;年代在此之前的样本,都早于维京时期。
天花是正痘病毒(Orthopoxvirus)旗下一员。将已知的天花及其近亲,如牛痘病毒(vaccinia virus)、骆驼痘病毒(camelpox virus)共 84 个样本摆在一起,建构出的演化树显示:这回找到的所有古代天花自成一群,与现代天花的 共同祖先能追溯到 1700 年前左右 。
之前有论文报告,在 300 多年前的立陶宛样本中发现天花(VD21),和现代病毒的共同祖先约为 400 多年前,因而质疑天花的历史是否真的那么悠久,更早以前,如埃及法老等疑似天花的记载或遗骸病理研究,是否为其他疾病所致。新发表的论文则证实,年代更早的天花的确存在,只是其演化支系在某个时候失传了。4
不只天花,之前一系列鼠疫杆菌,以及麻疹的古代DNA 研究,都发现 年代愈接近现代,病原体的遗传多样性也丧失愈多。取得年代愈早的样本,估计病原体的起源时间也会愈早。 光凭数量有限的样本,不足以一口咬定起源时间。
天花一类的正痘病毒们,可以感染不同宿主,引起轻重有别的症状。有些病毒宿主范围较宽,能感染多种对象,杀伤力却多半不强。宿主种类较少,感染范围较窄的病毒,通常威力也比较强;有意思的是,这群病毒一般也会少掉一些基因。
正痘病毒战队的杀伤力是减法,时常是基因变少,杀伤力变强。(正相关,但是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过往研究指出, 正痘病毒们有 200 多个基因和致病密切相关。 交叉比对不同种正痘病毒, 感染牛的病毒 cowpox(和用于牛痘接种的那款不同)有 209 个基因, 是近亲中数量最多的。它可能最接近众多正痘病毒尚未分家以前,共同祖先时期原本的状态 ,后来分家为不同病毒,面对各异的宿主后,旗下成员们才各自失去不同基因。
详细分析古代和现代的天花样本,可以发现它们各自失去不同的基因。算总数的话,现代天花的基因数量比古代同类更少;不过也有些古代天花少掉的基因,在现代同类中仍然存在。总之状况非常复杂。
整体看来, 基因丧失与年代呈线性关系,愈接近现代,天花有愈多基因丧失 。假如基因减少的速度和最近 1000 年一致,那么估计在 4000 年前,天花的基因状态类似 cowpox,不过这样估计的误差很大就是了。
这项发现引发一个问题:古时候的天花,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天花吗?
我们知道的天花,确诊死亡率约有 30%,即使没死也可能有后遗症,算是杀伤力强大的传染病 。感染过天花的几位 7 到 11 世纪古人,由出土状况无法判断是否因天花去世。然而一度存在他们体内,后来某个时刻失传的病毒, 由遗传组成看来,杀伤力似乎不如现代天花。
假如天花在比较早期的杀伤力不如后世,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变得更致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一般来说,传染病如果杀伤力太强,反而不利传播 ,像是今年横行世界的 SARS二世冠状病毒(SARS-CoV-2),靠著杀伤弱、传播强,使得它的疫情远远胜过杀伤强、传播弱的 SARS 和 MERS 两位前辈。
奇妙的是,如果这回研究的古代天花杀伤力真的较弱,那么就是较不致命的古代天花灭绝了,更加凶险的现代天花却广传世界。
杀伤力更强的现代天花,传染能力也胜过古代同类吗?被欧洲人带到美洲,横扫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又是什么款式?研究传染病演化,这些是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
根据已知资讯,仍不足以得知天花的起源地点与年代。不过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 603 年,欧洲北部已经有人感染天花;所以天花 起源自欧亚大陆或非洲某处的时间点,必定更早于 1400 年前。
有些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欧洲南部有人感染天花。假如历史记载属实,意谓当时欧洲各地都有天花存在,而且缺乏文字记录的北部也不例外。不过目前各方面的资讯非常有限,无法评估当时有多流行。
这次调查没有在年代更早,也没有在欧洲北部以外发现感染天花的人,不等于那些时空中没有人得到天花。 不是所有天花感染者的遗骸,都能顺利取得天花病毒的 DNA;也可能古代感染人数太少,所以留下记录的机率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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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2020年12月24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提出,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