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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诉讼文化研究是诉讼制度比较研究的重要方式。对诉讼文化的研究就必须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中汲取营养。古代的一些经典案例所蕴含的诉讼理念、运行方式、典章制度以及器物设施等而成为研究诉讼文化的突破口。 [关键词]诉讼文化 自决 调解 庭审 《铡美案》又名《秦香莲》，是我国传统戏曲之一，讲的是宋朝均州（今丹江口）人“陈世美不认前妻”被包公铡死的故事。透过全剧，古代宗法制度下的伦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价值冲突、封建社会人治与法治的矛盾竞合以及社会矛盾的冲突解决机制等所展现的法律文化可窥一斑。本文拟以《铡美案》相关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引发的诉讼程序为研究主线，通过对案中人物的分析，对宋代诉讼文化进行系统研究。 一、 诉前纠纷的解决程序 纵观本案，至秦香莲去开封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前，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期与陈世美破镜重圆。由于秦香莲东京之行的初衷是寻找陈世美并与他恢复婚姻关系，所以这段时期她所采用的方式——自决和调解，在性质上属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1.自决 所谓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纠纷，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和解不同，它强调了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 秦香莲携两个幼子试图进入陈世美居住的沐池宫，这里她采用的就是自决的程序。细细分析，秦香莲之所以一开始试图用自身的力量使陈世美屈服，原因有三：一是对陈世美的父母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并“与更三年丧”；二是与陈世美育有两个总角年纪的孩子；三是封建社会礼教讲究“糟糠之妻不下堂”，陈世美毕竟没有办理正式的休妻手续。所以，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荆妇才敢在阶层森严的等级社会擅闯驸马府。但是，秦香莲万万没有想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陈世美再也不是当年她心中那个纯朴厚道的读书人了，一夜成名以及贵为驸马已经使陈世美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他的心目中，乡下村妇的秦香莲与贵为公主的皇姑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可以从秦香莲的唱词里看出来： 秦香莲，抬头观 金枝玉叶在眼前 头戴一顶美翠冠 身穿日月龙凤衫 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 我好比雪里梅花耐霜寒 看罢她来再看看俺 我半幅罗裙遮不严 怪不得强盗把心变 她年轻美貌有威权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的强烈感受只能产生于对比，而不能产生于一种事物中。于是，秦香莲所谓“自决”那些资本在鲜明的对比下显得微不足道了，她企图以自身力量感化陈世美换的浪子回头的幻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丞相王延龄的及时出现，使得审前程序并没有用尽。 2.调解 王延龄得知此事后收留了秦香莲母子，后借进沐池宫为陈世美祝寿之机，将秦香莲以歌女的身份带入，之后充分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段，在陈驸马的沐池宫导演了一出“调解之戏”。对秦香莲来说，朝廷行政官员的介入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再见皇姑时，她有了充分的勇气： 论国法我该将你拜 论家法你该将我参 先娶后嫁有大小 我为正来你为偏 如果说王延龄的介入重新燃起了秦香莲的希望，那么真正使得她敢于与皇权抗争的是封建社会的家法制度。这种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的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与国家的法律规范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互为表里，构成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宗法制度。国法方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指配的婚姻，其本身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从国法这个层面来说，陈世美虽属“重婚”，但属合法婚姻。但是，宗法制度不仅仅包含国法，还有家庭的伦理道德。“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昏礼者，万物之始也”，从西周即形成的礼延传千年至宋代，更是深入人心。宗法制度在婚姻方面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即正妻只有一个。“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皇帝尚且如此，黎民百姓更的遵守了。陈世美当年娶秦香莲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堂堂正正的正妻身份。而“三不去”的制度又给秦香莲的婚姻多了一层护身符。所谓“三不去”，指“经持舅姑之丧”、“娶时贱而后贵”以及“有所受而无所归”，具备了其中的一个条件，丈夫就不得妻。秦香莲可以说是三个条件皆具备，特别是在陈世美抛父弃母后“与更三年丧”，在崇尚孝道的封建社会更是秦香莲的杀手锏。而当她一针见血的道出其中的悖论和问题的实质时，宗法制度的两大支柱——国法与家法之间的尖锐矛盾明朗化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因秦香莲的出现而行将崩溃。宗法制度下的家法与国法从来都是和谐统一的，而在价值选择上，家的意义是为国存在的。当二者的利益出现冲突时，从来都是家主动做出牺牲。所以当秦香莲坚持维护所谓的伦理上的正义时，调解的失败本就是事件发展的正常结果。而且把陈世美逼上了一条不归路：家庭伦理道德是他的致命之处，王延龄对秦氏母子的收留就相当于在他的头上悬了一把剑，当他派出家将韩棋追杀妻儿的时候，距包拯的虎头铡更近了一步。 二、 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 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伦理教化和统治阶级的以身作则，使争讼者耻于争讼来达到“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讼于庭”的和谐恬静的理想境界，随着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普遍适用以及至高无上的地位，厌讼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苏力先生认为，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不是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它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铡美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调解失败后，王延龄交给秦香莲一把折扇，让她以此为信物前往开封府找包拯上访。正是丞相大人的帮助，才使得秦香莲有了继续追求“正义”的勇气，这也暗示了即使在“清如水、明如镜”的包大人那里，上访的小民有无背景，其结果也大为不同。 1.告诉和受理 在用尽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后，不仅没有追求到所谓的正义反而几乎惹来杀身之祸，秦香莲只得带着王丞相的信物去寻求最后一道救济程序——前往开封府击鼓鸣冤，寻求司法救济。在宋代没有专门的提起公诉的机关，一般均由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直接向官府提起诉讼或由各级官府纠举犯罪，而引起诉讼程序启动的因素主要有四种：自诉，是被害人及家属到官府呈告；第三人告发，是知情者到官府告发他人犯罪，中国古代一向有“奖励告*”的法律，这是臣民对国家的一种义务；自首，是犯罪人到官府自呈罪状。《铡美案》中秦香莲采用的就是自诉的形式而引发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这里的告诉和受理类似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案制度。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侦查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以及自诉人起诉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即可以启动侦查程序。包拯接到秦香莲的告诉后，依大宋法律对案件相关的证据进行调查。宋代的刑事证据制度是以言辞证据和物证为证据形式，而言辞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宋代的言辞证据包括原、被告的供词与陈述和证人证言，其中被告的口供和原告的陈告是断案的基本依据，而证人证言在使用上限于被告人“不合拷讯者”，且在数量上必须是“众证”，即“三人以上，名正其事，始合定罪”。物证的相关理论在宋代还远未成熟，在司法实践中仅仅作为口供的重要补充使用。本案中，秦香莲的起诉本身就是原告的陈告，王延龄给与秦的扇子可以作为证人证言，虽非“众证”且言辞形式，却代表了丞相大人的立场，其隐性效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司法证明角度来看，仅仅有原告的起诉和证人证言而无被告人的口供并不能满足结案的标准，包大人深喑法律之道，而陈世美的归案就成了当务之急。 2.拘捕 《宋刑统》规定：一旦案件告到官衙，主审长吏必须及时传讯有关证人，拘捕原、被告两造，以录取供词，了解案情，并使罪犯得到有效监禁。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法律中的拘捕相当于我国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拘留和逮捕。 按照宋代法律的规定，包拯即可派人拘捕陈世美。但陈贵为驸马，背后有皇族背景，这是包拯不得不顾虑的，而在案子最终水落石出前，官场的游戏规则是包拯不敢轻易违背的——面子上的同僚之谊须的小心呵护。所以常规的拘捕方式是绝对不能采用的，于是包大人另辟蹊径，将陈世美至开封府。这样，被告人一旦到庭，包大人就可以升堂断案了。 3.庭审 从宋代的司法实践看，在两造具备、证据比较充分的情况下，随即进入升堂听讼阶段了。另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各级政权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地方司法审判活动一般也有行政长官兼任。宋太宗太平兴国9年（984年）7月下诏：“御史台推勘公事，其当须推御史并当面推勘，不得垂帘，只委所司取状”。即要求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必须亲自参加。对地方官的审判活动也作了类似规定。包拯身为开封府尹，按律自当亲自坐堂断案了。 在我国古代侦审合一的诉讼制度下，庭审的任务就是调查、审核各种证据材料、讯问被告人。而在所有的证据中，被告人的供述是最为关键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没有被告的输服供词，往往就无法定罪量刑。因此，在庭审时，为了取得被告的口供，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刑讯逼供，并且在适用的对象方面，法律允许对品官进行拷讯。本案中，陈世美到庭后，包拯有一段夫子自道：“那一日午朝门咱二人同时把君陪，我观你一眉高来一眉低，就断定你家中必定有前妻。”一语道破真谛：包大人根本用不着所谓的“五听”方式“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当年琼林宴上觥筹交错之际包大人就形成了“自由心证”。 皇姑和国太的登场使事件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毕竟，她们具有皇族身份，特定时候足以代表皇帝的意志。而且，在“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封建社会，当情理与国法相悖时，情理的价值位阶是高于国法的。在皇族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包拯的法治信念一度产生了动摇，他试图法庭调解结案。但是，宗法制度下礼与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这次调解的失败结果。包拯必须在礼与法之间做出抉择。再来看陈世美的三大罪状——一是杀妻灭子 ：他派韩棋刺杀妻儿，因韩棋的自杀而功败垂成，属故意杀人未遂；二是欺君罔上：他隐瞒曾经娶妻的情况，欺皇帝而娶皇姑，损害了皇帝的尊严，属“十恶”中的“大不恭”，虽然皇姑、国太的求情表明已被原谅；三是抛父弃母不尽孝道。这三款大罪分量之重，足以将陈世美推上虎头铡。 4.执行 当法律的价值观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成就包拯清官文化的标志性道具——三口铜铡可以登场了。三口铜铡一如古装戏上的命名，别称为龙头、虎头、狗头铡，龙头铡专用于铡皇亲，虎头铡则用于铡文武百官，狗头铡是用来对付普通百姓的。在等级森严的宋代，三口铡刀被赋予不同的使命，其本身所具有的震慑功能使它成为了包拯权威的有机组成部分。 判决做出之后是否可以立即执行死刑呢？ 从封建社会的惯例以及宋代法律在程序上的规定可得知持否定态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封建社会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立春后不决死刑”、“秋冬行刑”的制度。“儒家思想认为”王者杀生，宜顺时气“，所以对死刑犯执行死刑一般都是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的”顺天行诛“。二是宋代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复核和复奏两个前置程序。对于州级机关做出的死刑判决，在执行前必须由刑部或提刑司复核同意；另外，宋代真宗和仁宗年间，在京师地区实行死刑的复奏制度，对于开封府判决的死刑案件，必须向中央复奏，经皇帝裁定同意后方可行刑。本案中，对陈世美执行死刑的时期无从可考，但违反法律在程序上的规定是显而易见的。包拯并非不知法律的规定，相反，正是由于担心皇帝的亲自干预（后来皇帝的圣旨真的来了），他突破了法律的障碍，判决书下达后即刻铡了陈世美。这样，在皇帝的人治（皇姑、国太的阻挠以及皇帝的圣旨干预）、包拯的人治（违反法律的规定擅自行刑）以及包拯的法治（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判决）纠葛在一起，体现出封建社会人治与法治矛盾竞合状态。 三、 结束语 对我国古代诉讼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有关诉讼的社会理念、历史习惯、理想信仰以及用诉讼方式解决社会冲突的社会生活，从而把握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另外，通过古今诉讼文化上的关照，有助于我们把握诉讼模式的内在生命及运行机制。如为什么现代刑事诉讼采速审分立、辩诉对抗以及证据裁判主义的形式，而不采古代侦审合一、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的纠问形式，限于法律制度演进过程本身分析是难得其解的，但如果我们变换研究问题的角度——从诉讼文化的角度着手，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握诉讼制度的灵魂，而且相信这对我国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甚至是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张爱武。宋代刑事诉讼制度考[J].援引自：法律论文资料库，网址：？no=2685 [5]剧本《明公断》，援引自：未来戏剧网，网址：？ArticleID=91
（一）发表的主要论文1.《关于做好艺术教育的思考》发表于《甘肃教育》1998年第7-8期；2.《论音乐的审美特征》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3.《试论素质教育中的高师音乐教育》发表于《兰大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4.《对农村中小学音乐现状的思考》发表于《甘肃教育》2002年第12期；5.《少儿音乐创作应当走民族化的道路》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6.《创造性思维训练在音乐教学创新中的作用》发表于《甘肃高师学报》2003年第3期；7.《透视少数民族音乐热》发表于《小演奏家》2003年第7期；8.《对目前少数民族歌曲流行状况的担忧与思考》发表于《小演奏家》2006年第7期；9.《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发表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10.《裕固族婚礼歌曲的艺术特色》发表于《小演奏家》2007年第7期；11.《河西宝卷—我国曲艺艺术瑰宝》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12.《解析裕固族民歌的实用性》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13.《解放后裕固族传统文化的现状与问题》发表于《丝绸之路》2010年第4期；14.《谈音乐教学思维创新与应用》发表于《大舞台》2011年第3期。（二）主持科研项目1.主持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河西历史与文化”子项目《裕固族民歌赏析与评述》（2005年）；2.主持河西学院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民族音乐、舞蹈课复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05年）；3.主持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裕固族民俗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研究》（2006年）；4.主持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裕固族民歌合理开发的现实意义与实施方案》（2009年）。（三）出版教材、专著1.专辑《张爱民作品专辑—河西走廊，我亲爱的家乡》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发行（版号：ISPC-CN-A05-02-300-O/A.J6）（2002年8月）；2.专著《裕固族民歌赏析与评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版号：ISBN978-7-226-03619-8）（2008年3月）3.专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版号：ISBN978-7-226-03922-9）（2010年3月）。（四）发表歌曲作品1.《我最亲爱的祖国》发表于《张掖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2.《河西走廊，我亲爱的家乡》、《归来噢，香港》发表于《张掖报》（1997年）；3.《赞红柳》发表于《祁连歌声》（1997年第5期）；4.《等待在帐房外》、《裕固草原歌声嘹亮》发表于《甘泉》（1999年第4期）；5.《母亲》发表于《甘泉》（2001年第4期）；6.《太阳照高原》、《赤子之心》发表于《甘泉》（2002年第4期）；7.《天使之歌》发表于《甘泉》（2003年第4期）；8.《在这永远年轻的地方》发表于《甘泉》（2004年第4期）；9.《体会》、《那年冬季》发表于《张掖广播电视报》（2006年）；10.《格桑梅朵》发表于《张掖日报》》（2006年）；11.《舞蹈生命》发表于《甘泉》（2006年第4期）；12.VCD《枣乡临泽》收录歌曲《枣乡临泽》、《梦回枣园》、《枣树赞》甘肃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号：ISPC-CN-H07-06-0007-O/V.J6（2006年7月）；14.《河西走廊的人们》发表于《张掖广播电视报》（2007年）；15.《等待在帐房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山河的旋律》（2006年）；
担任职务：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现兼任学校审计处处长（2006年10月至今）。1982年至198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1989年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至今。曾任该校商学院会计学系系主任（1997年3月—2004年7月）、学校财务处处长（1999年5月至2006年10月）。张爱民教授是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审计学会理事、上海市会计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会计学院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目前担任上海会计学会《新会计》、中国教育审计学会《教育审计》等学术刊物的编委。张爱民教授于1997年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8年获得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张爱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迈阿密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张爱民教授现为华东理工大学会计学硕士点和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点的硕士生导师。张爱民教授的研究领域是财务会计理论、管理会计和非营利组织会计，主持和参加多项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出版了《财务制度设计》、《期货交易实用指南》、《国际企业会计》等著作。张爱民教授拥有如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资产评估师、中国房地产估价师等多项专业资质（现为非执业）。曾经担任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目前担任上海延华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所属学科: 会计学系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审计、会计理论、非营利组织会计、教育财务管理。
张爱玲的小说在国外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英国学者马克·萨维奇（Mark Selden）曾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发表了《张爱玲：中国文学的变革者》（Zhang Ailing: A Revolutionary in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从文学史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美国学者罗伯特·费尔曼（Robert Farquhar）也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研究，他发表了《张爱玲的小说：探索和解读》（The Novels of Zhang Ailing: Expl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一书，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主题、结构和写作技巧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外学者对张爱玲小说进行了研究，如美国学者艾伦·沃尔夫（Alan Wald）、英国学者罗伯特·斯坦利（Robert Stanley）、美国学者艾伦·罗斯（Alan Ross）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内涵和影响。
这个咋样？？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艾晓明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1]周伟民、萧华容：《<文赋><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8页。 [2]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卷，第434页。 [3]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4]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66页。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收入《张爱玲文集》第4卷，引文见第424页。 [6]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7]同5。 [8]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8页。 [9]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同上书第28-34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7页。 [11]周作人：《美妇人》，见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42页。 [12]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2页。
我有是有，但自己也要用。下半年可以给你。
张爱玲的作品，主要是在写自己的情感经历，她对于女性情爱生活，有比较深的认识。张爱玲擅长写爱情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所描写的人物和情节生动感人
《美丽心灵》是一部关于一个真实天才的极富人性的剧情片。故事的原型是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Jr.John Forbes Nash)。英俊而又十分古怪的纳什早年就作出了惊人的数学发现，开始享有国际声誉。但纳什出众的直觉受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困扰，使他向学术上最高层次进军的辉煌历程发生了巨大改变。面对这个曾经击毁了许多人的挑战，纳什在深爱着的妻子艾丽西亚(Alicia)的相助下，毫不畏惧，顽强抗争。经过了几十年的艰难努力，他终于战胜了这个不幸，并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一个真人真事的传奇故事，今天纳什继续在他的领域中耕耘着。 1947年小约翰-福布斯-纳什(罗素-克洛饰，Russell Crowe)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并研究数学。这个"神秘的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天才"并没有上预备班的经历，也没有遗产或富足的亲戚资助他进入“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但普林斯顿最具声誉的奖学金证明他确实属于普林斯顿这个团队。 这对纳什或是对普林斯顿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优雅的社会交际他根本不屑一顾，上课也提不起什么兴致。他整天沉迷着的只是一件事：寻找一个真正有创意的理论。他深信这才是他应该从事的事情。 普林斯顿的数学系竞争十分激烈，纳什的一些同学也十分乐于看到纳什的失败。但是，他们仍然十分容忍他，有意无意地怂恿他当个伟人。一个晚上他与一些同学在当地洒吧娱乐，当时他们对一个热情的金发碧眼女人的反应引发了他的灵感。当纳什观察着这些竞争对手时，常常在他脑海里酝酿的想法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随之撰写出了关于博奕论的论文----“竞争中的数学”----大胆地将现代经济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个已经被人们接受了150年的思想突然变得陈旧过时了，纳什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改变。 纳什后来获得了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这可是一个众人觊觎的工作，但是他对这些并不满意。科学曾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获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冷战盛行，纳什渴望在这场新的冲突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神秘兮兮的威廉-帕彻(William Parcher，埃德-哈里斯饰，Ed Harris)招募他参加一个绝密的任务，破解敌人的密码。 纳什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耗神的工作中。在这里，纳什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挑战，但是这次的挑战却是来自光彩照人的艾丽西亚-拉迪(Alicia Larde，珍妮弗-康奈利饰，Jennifer Connelly),一个物理系学生，她向纳什引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观念----爱情。 不久，纳什和艾丽西亚结婚了，但是他不能告诉她他正在为帕彻所从事的危险项目。这项工作稍有不慎泄了密，后果将不堪设想。纳什一直是悄悄地在干，他被这项工作深深地迷住了，并最终迷失在这些无法抵御的错觉中。经诊断，他得的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纳什的遭遇让艾丽西亚吓坏了，她挣扎在被毁天才爱的重压下。随着每一天都似乎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恐怖，这对令人羡慕的伴侣已失去了当初让人羡慕的份儿。但是艾丽西亚仍然在她爱着的男人身上发现了他的超凡魅力，这也是支撑她对他承诺的源泉所在。受到她那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忠诚的感动，纳什最终决定与这场被认为是只能好转、无法治愈的疾病作斗争。 谦卑的纳什目标很简单，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却是难上加难。处在病魔的重压之下，他仍然被那令人兴奋的数学理论所驱使着，他决心寻找自己的恢复常态的方法。绝对是通过意志的力量，他才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着他的工作，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与此同时，他在博奕论方面颇具前瞻性的工作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而纳什也成了一个不仅拥有美好情感，并具有美丽心灵的人。《人工智能》 这是一个自然资源有限，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你可以对你的住所进行监控，对自已的饮食进行精心地制作，而为你服务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一个机器人。诚然，园艺、家务、友谊----机器人可以满足你除了爱以外人类的每一个需求。 在机器人的发展过程中，赋予机器人以情感是最富有争议的，也是最后未能做到的事。通常机器人被视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装置，人们认为他们不会具备感情。但是，现在有很多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时代的需要就使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终于，Cybertronics Manufacturing制作公司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制造出了第一个具有感情的机器人。 他的名字叫大卫(David，海利-乔-奥斯蒙特饰，Haley Joel Osment)。 作为第一个被输入情感程序的机器男孩，大卫是这个公司的员工(萨姆-罗伯兹饰，Sam Robards)和他的妻子(弗朗西斯-奥康娜饰，Frances O’Connor)的一个试验品，他们夫妻俩收养了大卫。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却最终因病被冷冻起来，以期待有朝一日，有一种能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会出现。尽管大卫逐渐成了他们的孩子，拥有了所有的爱，成为了家庭的一员。但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的发生，使得大卫的生活无法进行下去。 人类与机器最终都无法接受他，大卫只有唯一的一个伙伴机器泰迪(Teddy)----他的超级玩具泰迪熊，也是他的保护者。大卫开始踏上了旅程，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发现在那个世界中，机器人和机器之间的差距是那么的巨大，又是那么的脆弱。他要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深海长眠》 本片是根据西班牙人雷蒙-桑佩德罗的真实故事改编，他为了争取结束自己生命的庄严权利而斗争了三十年。 以前是船上机械师的雷蒙-桑佩德罗(贾维尔-巴尔登饰)在一次意外中损伤了的颈部，导致高位截瘫，一直卧病在床30年。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所有事情都要依靠他的四个家人来照顾：他学法律的妹妹马诺拉(马贝尔-瑞维拉饰)，哥哥何塞(卡尔索-巴格拉饰)，父亲朱奎茵(朱恩-达尔马饰)和年幼的外甥扎维(塔马-诺维斯饰)。自从雷蒙受伤以后，他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他唯一希望的就是庄严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雷蒙封闭的世界却因为两个女人的到来而重新打开了。朱丽娅(贝兰-鲁达饰)是一名女律师，她帮助雷蒙来争取安乐死的权利。罗萨(罗拉-杜纳斯饰)是雷蒙家当地的一个妇女，她力求说服雷蒙不要轻易放弃生命。三个人的命运也因此而永远改变。 与雷蒙一样，朱丽娅因为一种退化疾病也丧失了行动能力，她走路只能依靠一根拐棍。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事人的信息，朱丽娅借住于雷蒙家，与雷蒙朝夕共处。雷蒙尘封的往事和横溢的文采慢慢展现在朱丽娅的面前，朱丽娅深深的被雷蒙吸引了。尽管朱丽娅已经结婚，而雷蒙也无法离开床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飞速的发展。朱丽娅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随时面临着成为植物人的危险，她非常绝望。雷蒙不断写信安慰着朱丽娅，虽然二者对于死亡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对于生命无法掌控的失落感使两人的心越来越近。 罗萨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感情上受过创伤。她认为雷蒙逃避困难并自闭心灵，于是她希望能够劝导雷蒙，让雷蒙改变自己的观点。但随着进一步的交流，罗萨发觉自己才更需要倾述、更需要对方的安慰，渐渐地，罗萨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雷蒙。 雷蒙借助法律来争取结束生命权利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罗萨向雷蒙表示，希望自己的爱能够伴他坚强地走完人生旅程，但雷蒙谢绝了，他始终坚持认为最爱他的人应该帮助他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之前与雷蒙相约一起共同结束生命的朱丽娅，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犹豫了起来。最终，绝望的雷蒙在罗萨的帮助下服下了毒药，如愿以偿的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他不平凡的人生画上了最终的句号，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问号和惊叹号以上是几部探讨人生意义的影片，希望能有帮助
美丽心灵这部电影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历史上说的故事性，是相对历史学上的严肃性相对的，故事性要求可看性，情节比较完整，并且有一定的描写。
其实没那么麻烦，故事性强就是让你用详细的事件，通俗来讲就是用记叙文来写。议论文的话不容易突出故事性。如果是读书征文的话你可以先用自己的话概括这本书中的情节，最好是一个突出的情节，然后写自己的感想，联系自己或社会上的现象。期间可以引用书上你认为比较经典的话。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跟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间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间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
傅雷先生那篇写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发表于同年五月上海《万象》第三卷第十一期的雄文《论张爱玲的小说》（署名“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麼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著，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著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於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著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於主义的论战。彷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像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像，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彷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著，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於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麼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一 金锁记由於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覆。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麼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於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於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麼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麼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麼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麼更悲惨的？当七巧回想著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著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著：「我有什麼地方不如人？我有什麼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著诉说了（终於！）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著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著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麼？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七巧眼前彷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著眼泪。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著眼望著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於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著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麼？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麼！作者不这麼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著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著七巧墓上的野草。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麼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著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著，很少说话，眼角里带著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著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著，笑著谈著，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麼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於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至於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著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著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著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著，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麼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彷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麼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麼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麼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二 倾城之恋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麼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彷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著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著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著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病态的人有他特别敏锐的感觉：… …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著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柳原看著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麼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这中篇里，无异平凡的田野中忽然现出一片无垠的流沙。但也像流沙一样，不过动荡著显现了一刹那。等到预感的毁灭真正临到了，完成了，柳原的神经却只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从前一刹那的觉醒早已忘记了。他从没再加思索。连终於实现了的「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如何可靠。只有流苏，劫后舒了一口气，淡淡地浮起一些感想：流苏拥被坐著，听著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彷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著他的棉被拥抱著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而且范柳原真是一个这麼枯涸的（Fade）人麼？关於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在小说中他不是应该和流苏占著同等地位，是第二主题麼？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流苏隔被扑抱他的时候，当他说「那时候太忙著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柳原宣布登报结婚的消息，使流苏快活得一忽儿哭一忽儿笑，柳原还有那种Cynical 的闲适去「羞她的脸」；到上海以后，「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由此看来，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裘安，或是伊林华斯勋爵一流的人物。「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一些人性，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光是觉得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和身边的这个人，是不够说明她的转变的），也不能算是怎样的不平凡。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平凡。显然，作者把她的人物过於匆促地送走了。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於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麼，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三 短篇和长篇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 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著，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为什麼要用这个譬喻？因为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有时幽默的份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短篇中1刻画得最深的人物！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麼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著架式（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这种境界稍有过火或稍有不及，《封锁》与《年青的时候》中细腻娇嫩的气息就会给破坏，从而带走了作品全部的魅力，然而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那麼，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彷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雅赫雅是印度人，霓喜是广东养女，就这两点似乎应该是第一环的主题所在。半世纪前印度商人对中国女子的看法，即使逃不出玩物二字，难道没有旁的特殊心理？他是殖民地种族，但在香港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同，再加上是大绸缎铺子的主人。可是《连环套》中并无这二三个因素错杂的作用。养女（而且是广东的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对她一生都有影响。一朝移植之后，势必有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她一进绸缎店，彷佛从小就在绸缎店里长大的样子。我们既不觉得雅赫雅买的是一个广东养女，也不觉得广东养女嫁的是一个印度富商。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著丰富的想像，逞著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除开最初一段，越往后越著重情节，一套又一套的戏法（我几乎要说是噱头），突兀之外还要突兀，刺激之外还要刺激，彷佛作者跟自己比赛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纪录，像流行的剧本一样，也像歌舞团的接一连二的节目一样，教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
[zhāng ài líng]著名女作家更多义项更多图片(28张)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煐。1920年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09月0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中文名：张爱玲外文名：Eileen Chang别名：张煐（父母取名）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上海市静安区出生日期：1920年09月30日逝世日期：1995年09月08日职业：作家毕业院校：香港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皆辍学）主要成就：一生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血型：O型丈夫：胡兰成；赖雅（美国）笔名：梁京祖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分享百科名片：人物生平经历张爱玲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生母流浪欧洲，生下她和弟弟。她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详见《私语》）。这是导致张爱玲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人性的弱点将长存于人间。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认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后因母亲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导致母女间的矛盾慢慢激化。中学时期的张爱玲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因战乱逼使她选择了香港大学。毕业前夕香港沦陷，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 望采纳-
张爱玲原名张煐 出生於一九二零年八月十九日 出生地点上海 九岁前入读黄氏小学，改名张爱玲 十岁后就读圣玛利亚女校，母亲赴法国 在十六岁那年、从初秋至春节前，被父亲软禁 春节前逃出父亲家，与母亲同住 十八岁考取伦敦大学，但因战争转入香港大学文学专业 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停战曾当临时看护 卌二年回上海，进圣约翰大学，不久退学 廿三岁认识胡兰成 廿六岁诀别胡兰成 卅一岁时曾任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翻译 一九五五年远赴美国 五六年夏，和浦德南?赖雅结婚 一九九五年卒於洛杉矶，享年七十五岁